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全唐文》卷788《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
专制统治者扶植佛教是为了利用佛教的特殊功能，安抚人们的苦难，泯灭人们的斗志，使人们安分守己，防止农民起义。
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曾以兴国寺、阿育王寺等作兵营。当时沙门景晖宣扬李渊当承天命做皇帝。唐太宗本人并不信仰佛教，如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并置道教于佛教之上，动员玄奘还俗从政等，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看到佛教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利，也积极扶植佛教。唐太宗在战争中杀死许多人，亲手所杀就有千人。后来他下诏在过去作战的战场上立佛寺，说是给死者超度，使战死鬼脱离苦海获得幸福，以收买人心。唐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就是在唐太宗、高宗父子的支持下创立的。
高宗去世后，中宗、睿宗相继即位，然仅一年时间，武则天就夺权摄政。武则天母杨氏是隋的宗室，笃信佛教。武则天自幼就受家庭佛教环境的熏习。14岁入宫，唐太宗死后，又出家当尼姑，后被高宗再度召入宫中。她施展才干和手腕夺取了皇后的宝座，以后更以女身而为帝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的女皇。她打着“佛弟子”、“女菩萨”的招牌，竭力利用佛教来维护自身的女皇宝座，转借佛经的教义，来证明政治上所享的特殊地位。佛教僧徒也借武则天家庭传统的信仰，以恢复李唐开国以来所丧失的权势和地位。中国儒家典籍都不许妇人与闻国政，即使是王后也只能以蚕织为事。如《尚书》的《伪孔传》说：“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这对武则天是极其不利的。于是她只得假托佛教符谶来证明其特殊地位的合理性。早期佛教也是轻贱妇女的，但后来不断演变，大乘经典中出现了妇人受命为转轮圣王成佛的教义。如后凉昙无谶译的《大方等大云经》就说，佛告净光天女，舍去天形，现受女身，当王国土，化导众生。还说，南天竺谷熟城等乘王崩亡后，由女儿增长继王嗣，威伏天下。这都可供武则天符命附会之利用。薛怀义和法明等人，特向武则天进《大方等大云经》，附以新疏，巧为附会，谓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阎浮提：即南阎浮提，是佛教所说的四大部洲之一的南瞻部洲。）主。武则天将该经和疏颁行天下以为受命符谶，宣布革唐的命，改国号为周，自称“金轮皇帝”、“圣母神皇”。武则天竭力利用佛经来宣传和证明其新取得地位的合理，而佛经也发挥了它的特殊作用。武则天还一手扶助华严宗的创立。华严宗创始人法藏，原是武氏的家庙（太原寺）和尚，后为五帝（高宗、中宗、睿宗、玄宗、武后）门师，得三品大官的奖赏。有一次法藏讲《华严经》时，发生地震，他立即上报武后，武后借机宣扬菩萨显灵。互相配合，神化武周王朝。
禅宗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比较复杂。北宗神秀曾受武后的接见，武氏“亲加跪礼”，给予很高的礼遇。南宗慧能（禅宗实际创始人）则一直坚持在南方山林和平民中活动。慧能死后40余年，发生安史之乱，唐王朝财政困难。慧能门下神会设戒坛度僧，收香水钱补助军营，获得肃宗、德宗的尊崇。后来武宗灭佛，禅宗因居山林，远离中央，且有平民性的特点，而得以继续流传。
（二）唐武宗灭佛和五代后周世宗沙汰佛教：唐武宗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庙，勒令僧尼还俗。共废大寺、中寺4600余所，小寺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解放奴婢15万人，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寺院经济遭受了致命性的摧毁。同时，许多佛典尤其是《华严经》和《法华经》的章疏，湮灭散失非常严重。华严宗、天台宗等派别由此日趋衰微。唐武宗灭佛，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思想原因，其根本目的在于打击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其次是武宗个人信仰方面的因素，他相信道教和道士赵归真，追求长生不老。“武宗志学神仙，归真乘间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宜尽去之。帝然之，乃澄汰天下僧尼。”（《唐会要》卷50《尊崇道教》）武宗禁断佛教和道士赵归真的攻击佛教有直接的关系，是佛、道斗争的表现之一。此后，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又毅然对佛教进行沙汰、整顿，规定寺院必须有国家颁给的寺额，否则一律废除，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考试，禁止私度，全部没收铜制佛像，用来铸钱，以充实国库。这两次对佛教的打击，连同北朝时代的两次灭佛，佛教史上称为“三武一宗”灭法事件，佛教称为“法难”，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亲自发动的破坏佛教或整顿佛教的强力措施。前三次性质相同，都是从根本上摧毁佛教，其中又以第三次最为有力，且是带有全国性的措施，给佛教的打击最为沉重。至于第四次则和前三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带有整顿的性质，但原来仅得以勉强维持的北方佛教，经此波折也就趋于衰微了。
（三）文人、官吏的反佛和护佛：隋唐时代文人、官吏有的强烈反佛，有的则百般护佛。唐高祖时，太史令傅奕七次上疏，请求废除佛教。其理由一是僧人“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不事生产，浪费钱财，减少租赋；二是“汉译胡书，恣其假托”，佛是西域胡神，不是华夏的正统的神；三是僧人“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忠、孝伦理道德。他还提出了废除佛教的主张：“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以上所引均见《旧唐书》卷79《傅奕传》）可见傅奕的主张，是以求足食足兵，强化忠孝道德规范，巩固唐王朝的政治统治为最终目的的。唐玄宗时，宰相姚崇着重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主张排除佛教。他历指姚兴、萧衍等虔诚奉佛，广造寺宇，但“国既不存，寺复何有？”崇奉佛教的唐中宗、武三思等，也相继败灭。（详见《旧唐书》卷96《姚崇传》）姚崇的主张包含了统治者极度信奉佛教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的观点。唐代后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继承傅奕等人的思想，也从富国论、夷狄论和儒家伦理道德几个方面，反对佛教。他在《原道》中指出，佛教是夷狄之法，僧人靡费了社会财富，违背了君臣、父子之道，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用行政力量和手段消灭佛教。
唐代文人、官吏中护佛的也不乏其人，如贵族官僚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王维、王缙兄弟尤为佞佛。王维“晚年长斋，不衣文彩”，“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卷190《王维传》）。王缙官至宰相，“以为国家庆祚灵长，皆福报所资，业力已定”（《旧唐书》卷118《王缙传》），认为佛教的因果报应支配着国家命运，因此竭力劝说代宗设内道场，“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同上）。柳宗元、刘禹锡和韩愈在政治思想上有较大分歧，柳、刘主张革新，韩愈则持不同态度。在对待佛教上也截然对立，韩愈激烈反佛，柳、刘则赞赏佛教。柳、刘参加永贞革新失败以后，宦途蹭蹬，政治失意，于是竭力从佛教中寻求慰藉，以保持心态平衡。柳宗元认为释迦、孔子和老子是同道，佛理与《论语》、《周易》相合，柳、刘和韩愈的强调儒佛对立相反，竭力调和儒佛的矛盾。
从以上文人、官吏的反佛和护佛情况来看，有的是从佛教不利足兵足食、违背封建道德，因而不利于巩固社会统治秩序的角度，反对佛教的；有的是需要利用因果报应理论来为社会统治秩序作论证，而提倡佛教的；此外，还有因佛教为仕途失意、人生坎坷的人提供精神寄托，而同情佛教的。这也表明了佛教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三、宋元明清时期
宋代以来，佛教渐趋衰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不如前，一般地说，只是作为专制思想统治的辅助工具而被利用。但是，中国佛教的一支藏传佛教在西藏、蒙古等地却方兴未艾，在元代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佛教与政治密切结合，一些名僧在政治决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至明清时代，佛教也作为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政策和对外结交的纽带而发挥作用。在宋明时代，佛教还被农民领袖利用为倡导和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
（一）维护皇权统治的思想工具：宋太祖赵匡胤，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采取保护佛教来加强自身的统治力量。他派遣沙门行勤等157人去印度求法，并指示雕刻大藏经版。后来宋徽宗赵佶笃信道教，曾一度令佛教与道教合流，寺院改为道观，但不久又恢复原状。南宋以来，王朝注意限制佛教，但仍加以扶植和利用。
明太祖朱元璋系安徽凤阳皇觉寺和尚出身，由和尚当上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对佛教有感情，也有认识，看到佛教有可利用的一面，也有危害的一面。他认为“景张佛教……人皆在家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释氏稽古略续集》卷2），佛教“佐王纲而理道”（同上）。亲自规定和尚该讲什么经、怎样给人念经和作佛事等。他宣扬大明王朝的建立是佛的意旨，立国初期年年举行法会，求佛保佑，为国祈福，以神化王权，笼络民心。他还选高僧侍诸王，用佛教的慈悲、戒杀等教义教育子孙，以防止内讧和造反，巩固明王朝统治。同时，朱元璋早年参加以“弥勒降生”为号召的红巾军农民起义，而在他独树一帜，逐渐壮大力量，打败江南各地的割据势力，准备北上伐元，统一全国的时候，又转而公开咒骂白莲教是“妖术”，诬蔑红巾军“无端万状”，背叛农民起义，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他担心有的和尚会像自己一样起来造反，害怕秘密结社对明王朝具有政治上的潜在危险性，所以又重用儒者来治理政事，并对佛教作出一系列的限制性规定，将僧尼置于儒家伦理思想的支配之下，防止佛教滋蔓。他制定僧制，要求僧尼深入危山结庐以静性，僧尼“不干于民”，使佛教与社会脱节，竭力从政治上防范佛教危害明王朝的统治。
明成祖朱棣在谋臣僧道衍（姚广孝）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夺惠帝位而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因以藩王身份图谋入继大统，所以也利用佛教来辩护。他策划托名徐皇后（成祖后）造《梦感佛说第一稀有大功德经》和徐后的长序，说徐后和观音菩萨“梦感”相见，观音预言今将遇大难，并授《大功德经》以消灾，还说“后妃将为天下母”。后惠帝建文削藩，朱棣宣扬这就是作“难”，随即发动“靖难之变”，谓“靖难”是顺应佛意，朱棣为皇帝，徐后为皇后，都是菩萨和佛的旨意。宣扬“君权佛授”，为继统的合法性制造舆论。徐后死后，成祖三个儿子均为《大功德经》作后序，歌颂母后，以巩固皇室内部的团结。明成祖还亲编《佛曲》数千首，在宫中和民间推广。其内容主要是宣扬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鼓吹“孝悌忠信最为先”、“至孝在忠君”。还把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说教结合起来，强调“不忠不孝，即为大恶”，“天网恢恢，报应甚速”。佛曲通俗，又可演唱，影响颇大。
清初顺治、康熙和雍正诸帝，对禅宗有一定的兴趣和信仰。雍正还以禅门宗匠自居，编纂《御选语录》19卷，大讲禅道。内第12卷为《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是他为亲王时的语录。但雍正晚年，尤其是乾隆，以儒学为正统，视佛、道为异端，甄别整肃僧、道，抑制佛、道的发展。从道光以后，国势衰落，佛教也更为不振了。
（二）名僧参与元代立国活动：元代约百年间，历代诸帝都十分崇佛。自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始就重视佛教，至元世祖忽必烈更尊崇藏传佛教，奉西藏地区的名僧为帝师，每个皇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帝师实际上成了精神领袖。成吉思汗和元代皇帝也重视其他各地僧人，如耶律楚材，出身辽皇室，号湛然居士，禅宗学者，随成吉思汗出征西域，在蒙古成吉思汗、窝阔台两大汗时期任事近30年，官至中书令，元代立国规模多由其奠定，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的师父万松行秀是金代极负盛名的禅师，兼有融贯三教的思想，常劝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极得耶律楚材的称颂。又如刘秉忠，少时为僧，后深受忽必烈的重视，召入藩邸，参与军政机密。后恢复刘姓，命名秉忠。忽必烈即位时，刘秉忠奏定国号为元，他起草的朝仪、官制等一切典章，成为元一代的政治制度。
（三）巩固民族团结和增进对外交往的纽带：明代优遇藏传佛教的上层人士，给以帝师、国师称号。明成祖曾派大臣四人前往西藏请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进京，宗喀巴因年事已高，派上首弟子释迦智前来京师，成祖给他以大慈法王称号。明王朝还给藏僧封官（僧官）晋职，确保宗教领袖的政治经济特权，以镇抚边荒。这一“羁縻”政策，取得了一定的功效。清王朝继承明代的佛教政策，对于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也非常重视，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制定章程二十九条（即《钦定章程》），确定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西藏地区所有寺庙和喇嘛都受清王朝理藩院管理，明代立国以后，为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增强与邻邦的友好，开了以僧为使的创举。明太祖朱元璋先后命僧人慧昙和宗泐率领使节团出使西域，访问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还命僧智光与其徒惠辩等赉玺书彩币出使尼八剌国（今尼泊尔），增加彼此友好往来。太祖和惠帝等也都遣僧人赴日本通好。出国僧人发挥了和平使节的作用，增强了我国与邻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四）号召和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佛教在中国经过长期流传以后，对下层民众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逐渐成为农民起义军的宣传和组织的工具。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佛教弥勒菩萨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的象征性的偶像。
弥勒相传为佛教的菩萨之一。《弥勒菩萨上生经》说他住在兜率天，《弥勒菩萨下生经》则说他从兜率天下生此世界，继承释迦牟尼而成佛。由于佛教传入中国时，多在上层社会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封建王朝服务，在下层民众看来，佛教的教祖、最高的精神领袖释迦牟尼是保护王朝利益的，他们在感情和思想方面转向了弥勒菩萨，祈望“弥勒下生，恒为导首”（《金石萃编》卷34《合邑诸人造佛堪铭》）。弥勒下生继释迦牟尼而成佛的说法，也适应了下层民众借以取代封建王朝的宣传需要和政治需要。自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的弥勒石像和弥勒壁画愈来愈多，弥勒信仰逐渐普遍，深入民间，“弥勒降生”被下层民众认为是救苦救难的福音。弥勒信仰和释迦信仰成为两种趋势，隐约地代表了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