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5年A：反对内战
“一二一事件”是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政府却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并在美国支持下奉行内战政策，阴霾又立即笼罩了中国。
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为此，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处于全国民主运动中心的昆明青年首先行动起来，迅速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到会者达6000多人。民主战士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
演说正进行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包围了会场，用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数颗子弹擦着演讲者费孝通的头皮飞过，费孝通神色不改，演讲如常。
次日，昆明3万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
12月1日，为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昆明学生展开的爱国运动，大批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和军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前身）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昆明3万多师生立即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同时，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郊区农村宣传。从12月2日起，昆明为四烈士举行公祭。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15万人，近700个团体。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
全国学生和昆明市民对昆明学生的支持和声援，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公审”并枪决了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免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
这次运动前后共有数百名师生死伤，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和独裁的反动本质，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把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发展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对以后学生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今天，昆明市区还有一条街道命名为“一二一大街”，正是为纪念此次事件。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也有纪念“一二一事件”的亭子、烈士墓、纪念馆等建筑。
在“一二一事件”烈士墓西侧，还有时任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撰文、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号称“现代三绝”。碑座呈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7米，中嵌石碑。碑文1178字，记述了联大创办的始末及其特点，是联大在昆明的重要遗迹。碑体庄严雄浑，气势恢宏，流溢着无言的神圣。
当年那些茅草、土坯筑成的校舍，早已为一幢幢高楼所代替，只是在烈士墓前还留下了一小幢教室、一块纪念碑作为纪念；但那些曾同她共过喜悦和患难的人，对她始终保持着亲切的记忆……
2、1945年B：“专才”实乃“通才”
1945年10月22日，北洋大学正式复校开学，茅以升任校长。
茅以升(1896～1989年)，中国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江苏镇江人。7岁就读于该年（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学习，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校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次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加里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回国后，茅以升历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唐山交通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建国后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10位大学校长”之一。20世纪30年代与50年代，曾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人民大会堂。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
北洋大学复校后，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制定了“决不忽视穷究学理，同时注重科学应用，使理工有机结合起来”的教学方针，并积极付诸实施；同时，成立土木、水利、采矿、冶金和化学工程等5个工程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并着手招收研究生，以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和研究人员，被各界誉为“科学建国的堡垒”。
由茅以升提出的“专才”教育，其8个目标是：善于思想；善用文字；善于辞说；明于知之；明白环境；科学知识，知其所来，及运用方法；富于经济思想；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实际上，这并不是“专才”，而是“通才”。
复校后的国立北洋大学，在原来工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了理学院，从此北洋大学又进入曾经的理工结合时期。工学院初下设土木、水利、采矿、冶金、电机、航空、机械、化学工程学系8系，后增设建筑工程学系和纺织工程学系；理学院设置与工学院关系密切的物理、化学、数学、地质学4个基础学科系。
3、1947年A：学生运动之最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是1947年国统区学生大规模地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运动。
1947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政治、教育危机日益严重。青年学生遭受着无穷灾难。5月后，他们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反对各种不合理问题的分散斗争，举行了“五四”纪念活动。上海学生进行了反内战、反压迫、反卖国的宣传。清华大学自17日起罢课3天，并发表《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宣言》，得到各校响应。北平学生在罢课期间，各校组织宣传队分赴市区向各界群众宣传反饥饿反内战。
18日，国民党政府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罢工和示威游行。遭到全国学生的反对。次日，上海学生7000余人欢送沪杭区国立院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晋京代表联合请愿团”，并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其他各地学生也纷纷派代表赴南京请愿。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6000多学生为“挽救教育危机”举行联合大游行。
同日，华北地区21所大、中学校学生，在北平、天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万人大游行。南京、天津的游行学生遭到殴打，造成“五二○流血事件”。
5月20日，京沪苏杭学生在南京高举“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举行联合示威游行，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5项要求，遭国民党军警残暴镇压，重伤31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五二○惨案”。
国民党的暴行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怒，他们继续以罢课、游行等行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从5月下旬到6月中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声响遍了武汉、西安、长沙、重庆、成都、福州等国民党统治区60多个大、中城市。国民党统治区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和大部分中学生参加了斗争，人数达60万。
这次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各阶层人民也纷纷起来声援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这次运动与人民解放军反击蒋介石反动军队的战争相配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4、1947年B：滴血的樱花
上
“六一惨案”是民国时期的1947年学运中，发生在国立武汉大学校园内的一起震惊全国的军警屠杀、镇压爱国师生的事件。这也是武大历史上第二个“六一惨案”。
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展开，随着内战的升级和加剧，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遍及国民党统治区。以武汉大学为中心的学潮，成为这次学运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月22日，由国立武汉大学发起，武昌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声援南京学生，抗议南京当局暴行。
当天清早，武大1700余名学生列队前往武昌，准备会合各兄弟院校学生，渡江到汉口游行，并赴武汉行辕请愿。但省政府已下令封闭所有渡口。于是游行队伍被迫返回到彭刘杨路，向省政府请愿。请愿队伍冲进省政府后，占领了除财政厅外其余各厅局办公室。下午4点，游行队伍返回学校。这引起了武汉当局的极大恐慌。
5月28日至31日晚，武大举行反内战、争温饱的时事座谈会和文艺晚会。金克木等知名教师慨然前往讲演。学生也演出了《茶馆小调》、《凯旋》等节目，以巧妙的方式强烈谴责政府发动内战、不顾人民死活的罪恶行径。会上约定，响应华北学联提出的定于6月2日举行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大游行。
惨案现场之一的老斋舍武汉警备司令部多次举行秘密会议，于5月28日审定了逮捕进步师生的黑名单，31日晚部署了具体行动计划，企图将进步师生一网打尽。
6月1日凌晨3时，武汉行辕和警备司令部纠集第71旅、82旅、宪兵12团、汉口警察总署、武昌警察总署及警备司令部稽查一处全副美式装备的军、警、宪、特2000人，分乘8辆汽车，包围了武大的武昌珞珈山校园。一部分兵力在通往学校的要道路口街道口、杨家湾、洪山、农学院、东湖边等地秘密布防，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部分兵力直接包围男、女生宿舍和教员住宅，并在制高点架设机枪、迫击炮。
武装军警在蒙着面罩的特务学生何钊带领下，手持黑名单逐室搜捕进步师生，并装上警车准备带走。学生与军警展开说理斗争无效。到早晨6时，天、地、元、黄字斋的学生首先冲出铁门，营救学友。汽车被100多名学生围住。后来司机被强行拉下，玻璃和方向盘被砸，车底的油路、电路也被破坏。
突然，一颗信号弹升起，遍布宿舍周围的军警一起用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等武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始血腥屠杀。学生们仆伏在地上，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顿时，珞珈山上硝烟弥漫，学士路（今樱园路）上弹痕累累。
这次惨案中，军警使用了国际上禁止使用的达姆弹，枪杀学生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3人，重伤3人，轻伤16人，逮捕进步师生员工24人，其中有教授缪朗山（外文系）、朱君允（中文系）、金克木（哲学系）、梁园东（历史系）、刘颖（工学院）等5人，助教1人，高级职员1人，学生17人。
黄鸣岗，25岁，历史学系学生，湖北枝江县江口镇百新里人。其时患疟疾卧床，闻枪声而起，被达姆弹射入腋下，倒地痛极呼母而绝。直到入殓时还张着嘴巴和眼睛，后20日被家人迎丧以归。
王志德，19岁，土木工程学系一年级学生，江苏武进县人。在营救最后一车被捕同学时，因军警突然开枪，他伏卧于宇日二斋间石级之上，抬头环顾间，即被一弹命中太阳穴。且鼻梁又伤两处。后葬于校侧张家山之北。
陈如丰，22岁，政治学系一年级学生，台湾台南县新营人。他也是最早来武汉读大学的台湾学生。其时刚取完水，自锅炉房走出。军警开枪时，立即退回原处。枪声稍止，他乘机跑回宿舍途中，子弹从左颅骨射入而亡。后葬于校侧张家山之北。陈如丰的弟弟陈英武曾于1992年清明期间，与其兄妹一道来到武汉为陈如丰烈士扫墓，全家捐资设立了武汉大学“陈如丰奖学金”。
惨案发生后，武汉当局不仅封锁新闻，而且还捏造事实，诬蔑武大学生私藏军火，企图暴动。
中
惨案发生当天，武汉市中共地下党组织即派徐远、刘实、陈克东等人到武大了解情况，传达市工委对惨案的处理意见。武大学运核心组织负责人王尔杰、赵萌兰、夏雨亭等根据市工委意见，决定从各进步团体抽出骨干，建立秘密的临时领导机构。此外，以学生自治会出面公开成立“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
国立武汉大学六一屠杀惨案处理委员会还印制了《“六一”屠杀惨案真相》，并组织了武汉大学赴京控诉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将惨案真相传遍全国。美国旧金山电台也将惨案真相向全世界播发。
6月2日，武大学生自治会、教授会和讲助会都分别发表宣言，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并在《全体学生为“六一”屠杀惨案宣言》中提出4项最低要求：
撤办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枪决警备司令彭善及肇事凶手。
立即释放本校及武汉各校被捕教授、学生及工友。
公葬死难同学，政府负担一切费用；优恤死难同学家属，并赔偿本校六一惨案全部损失（包括受伤同学、被捕师生一切物质及精神之损失）。
切实保障人权，并保证以后绝不派遣军警或特务迳入学校非法捕人。
上午10时，华中大学、湖北省立农学院、湖北省立医学院等校的学生，不顾军警威胁，一队队佩带白花、抬着花圈来到武大吊唁和慰问。下午4时，武大师生2000人的迎灵行列，自工学院（今行政楼）将死难三烈士的遗体经理学院、老斋舍移送至体育馆灵堂入殡。入殓典礼由代校长刘秉麟主祭，并即席简短致辞。
国立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快邮代电门首的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