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未赴乐昌、仁化两县的一部分员生，由总务长何春帆率领，于此年1月20日由坪石突围，循连平公路遄赴连县，曾遇敌踪，幸因应付得宜，安抵连县三江，而继续赴连者甚众。随派员警赴栗源堡及笆篱堡，护送教务长邓植仪及各院员生等抵达三江，成立国立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择定晏平图书馆三江西、南、北城楼等处为校舍。处本部和研究院及文、理、法、工、师范5学院，先修班均于此地分别部署；仅农学院设在连县东陂西岸；医学院设在连县县城，这是因环境关系，而分别择地设立的。至于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尚未成立。附中学生来连的，则函介国立第三华侨中学或连州中学等校借读。其时，公推邓教务长兼处主任，订定分教处组织章程，经报由教育部和梅县校长方面核准。又梅、连两处均完成教育部于1945年秋分别招生的任务。
至9月2日，抗战胜利，东江梅县本部，连县分校处及仁化区员生等，均于10月间先后返抵穗市。今连县分教处则奉本校命，将在连、坪、临、乐各地所存公物集中运校，乃分派人员在连、坪两处留守，负责运输事宜。（此文系根据当时在中大工作的周鼎培教授的回忆整理而成。）
7、1942～1945年：江村春秋
上
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序言》里曾说：“机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要想达到丰富，只消去研究机缘就可以了。”对这点，先后毕业于大夏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曾长期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书的著名学者、翻译家赵瑞蕻极有体会。他回忆道：
如果1940年夏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就留在那里教中学英文，不在第二年冬天离开昆明，翻山越岭，长途辛苦跋涉，独自搭乘运货车到重庆去跟爱人和我们初生的孩子团聚，先在南开中学教了一年英文，而且那么巧，就在那里重新遇见我西南联大外文系老师柳无忌先生；如果柳先生后来在1942年春没有推荐我给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先生的话，我就不会辞掉南开中学的教席转到中大分校柏溪教书了。这一机缘就使我长期呆在这个学校里，一呆就是半个多世纪。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蹂躏我们神圣的国土。敌骑南下，8月13日进攻上海，我军奋起抵抗，从此全面抗战的大火就燃烧起来了。那时，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辗转迁往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则沿长江西迁，在重庆西郊沙坪坝松林坡建立校本部，后又在柏溪创办了一个分校，一年级同学都在那里上课。
在我到重庆前，柳无忌先生一家已离开昆明搬到重庆，他在中大外文系任教了。柳先生后来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说：“……当我尚在昆明时，范存忠就已约我去中大教书。于是，我们就在重庆住下来，一共5年。”
我们那时都住在南开中学教职员宿舍津南村里。有一天，我去看望柳先生，他问我愿不愿到中大工作。他说：“到柏溪教一年级英文。范存忠先生要求很严格，要我介绍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那边很需要人……”当然我是很愿意去的，于是，真是高兴，很快就接到了任外文系助教的聘书，上面签名盖章的就是中大校长罗家伦。
过了几天，柳先生带我到松林坡外文系办公室拜访范先生。他那时不到40岁，不过头顶上已有点儿秃了；他穿着深蓝色大褂，戴副阔边黑架子眼镜，手里一只烟斗，挺有精神，利落得很，说话比较快，十分和蔼可亲；他热忱地接待了我，给了我非常深刻生动的印象。他同时介绍我认识他两位得意门生，外文系助教张健和冯和侃。范先生十分周到地指点我怎样到柏溪去，要我到了那里先去见吕天石先生，因为分校大一英文是他专管的。
于是，1942年寒假后，开学前，一天清晨，我带着铺盖卷儿、日用品和一些书等，在松林坡小山岗下中渡口，走到嘉陵江边，坐上校船，沿江北上。船走得慢，有时碰上浅滩急流，船夫还得上岸拉纤。嘉陵江水是可爱的，记得当时中文系教授汪辟疆先生有诗说“嘉陵水色女儿肤，比似春莼碧不殊”。当我一望见碧蓝的江水，两岸山野风光时，我的诗兴便勃发了。
柏溪离沙坪坝北面约20里，在嘉陵江东岸，原是一个只有20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大在那里征得约150亩土地，创办了分校，可以容纳1000多学生。那里丘陵起伏，环山临江，有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流泉，自然环境很不错，是一个教学读书的好地方。从码头往上沿山腰有一条石板路，弯弯曲曲，直通分校大门口，两旁有茅舍和小瓦房、小商店、小饭馆。分校整个校舍分布在一座山谷里较旷敞的地方，高高低低，一层一层，学生教职员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操场、游泳池等等，都安排在绿树掩映着的山谷平台间。我特别喜欢那里有一股清泉，从深谷流涌出来，沿山坡直入嘉陵江中。冬天水少，春夏间，尤其是暴雨时，那溪水便哗啦啦地奔流着了。
我一到柏溪，就住在分校最高点教师第五宿舍，真是运气，登高远眺，可以欣赏江上风帆，隔岸山色。从宿舍东头走出去，是一条幽径，有丛丛竹子；三月里油菜花开时，一片金黄色，香气四溢，真是美得很。在抗战艰苦的时期，生活困顿中，能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住下来，教学外还能从事写作和翻译。我的长篇回忆散文《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爱情诗《金色的橙子》等和《红与黑》译本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在柏溪度过了4年难忘的时光。想到这点，我不能不感谢范存忠先生；是他聘任我在柏溪工作，给了我一个安静的环境，为我创造了教学、写作、翻译和研究的良好条件。我也应该感谢柳无忌先生。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精神产品丰收季节之一。
下
在我到柏溪时，有外文系前辈，范先生东南大学的同学——吕天石、华林一和阮肖达3位先生早已在那里任教；还有一位中年教师朱文振先生（范先生高足）。吕先生后来享有高寿，并且在英语语言学研究和译介英国文学方面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吕先生厚道真诚，又很好客，几次节庆，我和后来到柏溪任教的西南联大几位学长受到吕先生热情的招待，在一起喝酒畅谈。范先生几次到柏溪就住他家里。那几年，吕先生负责大一英文教学工作，除平常接触外，每学期总有两三次在一起研讨、商量有关问题。
1942年后，中大招生人数越来越多了，教育事业兴旺起来，柏溪逐渐热闹起来，更需要担任基本英语的教师。我就向范先生介绍几位西南联大前后毕业的同学，吴景荣、叶柽、沈长铖3位；柳先生推荐了他以前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的4位高足曹鸿昭、李田意、高殿森和张镜潭；后来又来了叶君健（武汉大学）、刘重德（北大）、左登金（清华）和李蔚（清华）4位；范先生自己的高足张健在我到柏溪第二年也从校本部调到分校工作了。这样，柏溪的英语教师队伍强大了，而大家和睦相处，共同热心地担负着大学基本英语的教学工作，而且各自在课外从事研究和编译工作，做出了不少成绩。
总之一句话，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我必须在这里强调这一点：这就是范先生很高明的办学思想，他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气魄，没有门户成见，博大胸怀，爱护人才、发挥人才和提高人才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和作风的确是非常值得今天大家，特别是文教界年轻的一代思考和学习的。
在这里，我想只要引用一下解楚兰女士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上的《纪念范存忠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中的一段话，就可以明白了：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办学条件很差，还要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但在他主持下的中央大学文学院和外文系却群贤憬集。他利用了当时人才集中大西南的有利条件，从各方面罗致专家、学者，使得当时院系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对于聘请教师，他一向主张选贤任能，不搞宗派，兼收并容，不拘一格，有蔡元培的作风。他非常爱惜人才，十分重视选拔有学问的年轻人充实师资队伍。他当时提拔、培养或派遣出国的年轻教师如吴景荣、张健、赵瑞蕻等，解放后都在高校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和教学工作。”
上面引文中解楚兰女士所提到的我认为十分重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地阐明了范先生的人格力量，也正是我那时所见和感受到的。在校本部任教的有楼光来、商承祖、柳无忌、徐仲年、初大告、李茂祥、陈嘉、沈同洽、李青崖、孙晋三、丁乃通等教授，有的是原在中大的，如楼先生、商先生和徐先生；有的是在重庆新聘请的，如柳先生、初先生、俞大纲先生和孙先生等。在柏溪方面，除吕先生等5人外，其他的都是外校外文系毕业的，如许孟雄先生等；从西南联大来的就有吴景荣、沈长铖、叶柽和我等8个人。吴景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研究院，1944年，范先生聘他为副教授，在分校教外文系一年级学生。1948年，范先生为他写推荐书给当时设立在南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得到批准，到英国留学进修。解放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调北京外交学院任副院长。
我在柏溪4年多，从未看见过或者感受到同事间的不和、伤感情、吵架、彼此有意见、互相攻击、勾心斗角等恶劣现象，这实在太难得了。大家除努力教书外，时常在一起谈心，切磋学问。
那时我们每人都担任3班英文课，每周上课9小时，课文总是细细讲解，两周或三周作文一次，也够忙碌的。范先生非常重视各系科的基础英语教学，认为这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决不可或缺的课程，而且他十分强调必须认真研读现代英美优秀散文，走循循善诱、熟读深思、潜移默化的路子。他主张一开始就应该千方百计培养学生的语言习惯和语言感觉。他坚决反对结合某个系的专业来学习英文，比如数理化英语、工科英语等。关于这点，直到晚年范先生都没有改变，始终坚持，曾同我谈过几次。正因为这样，所以1944年春开始，范先生就亲自指导我们重编英文教材，每篇课文有详细注释，编成3本书，入选的都是现代英美散文名家，随笔、小品或者短篇小说等的作者。
范先生每个月至少到柏溪一次看望我们，十分关心大家的生活和工作，相聚一起，随意谈天，细致了解学生学习情况；遇到什么问题时，总虚心征求意见，提出改进的办法。他时常鼓励我们在教好书外，多开展些学术活动，多搞出些东西。1943年初，设立在沙坪坝的“时与潮”社创办了一个大型月刊《时与潮文艺》，请外文系教授孙晋三先生任主编，孙先生便约请外文系教师多帮助，写东西。范先生在这个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这几篇东西给我的印象深极了，直到如今我仍然可以体会得到当初细读时的激动心情。我第一次拜读范先生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文章，就被他的深入仔细的分析、实事求是的论述、精辟的见解、踏实老练而又生动有味的文采所吸引住了。
我在柏溪住了4年多，我的感受是十分亲切而丰富的。直到如今，我仍怀念着那段生活，那些充满着友谊和师生之情的岁月。那时生活清苦，起居条件差得很。我们住的宿舍的墙是竹子编的，外边涂上一层灰泥；没有玻璃窗，只有土纸糊的木框架。生活是艰苦的，景荣、张健和我3人有时分抽一包从重庆带来的上等香烟。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小火炉，买些木炭烧着取暖，度过重庆冬天多雾气的严寒。大家又找来洋铁罐，上边挖几个小孔，插进灯芯，倒满菜油，再弄个铁架子放在罐上，架子上摆着搪瓷杯子，火一点，就可烧开水，泡茶喝，或者煮东西吃了。就在这样的境况里，在“炉火峥嵘岂自暖，香灯寂寞亦多情”这样的诗句所描绘的心态中，我们教学、读书、翻译、研究，大家都愉快地努力工作着。
那时在柏溪还有不少位中文、历史的教授、讲师，同事朋友如罗根泽、吴组缃、朱东润、王仲荦、管雄等先生，我们也经常来往谈笑，在一个食堂吃饭，相处得极好。有的教师家住沙坪坝，每周来柏溪上课一两次，如国文系的伍叔傥、杨晦先生；有的家住分校，每周一两次到校本部讲课，如罗根泽先生。
那时，在抗战艰苦时期，在日本鬼子飞机经常空袭下，全校师生同仇敌忾，坚持教学上课，坚持学术研究，弦歌不辍，在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年轻的一代。
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在范存忠先生的教导下，经历过抗战八年，风风雨雨，经得起考验，不但没有丧失元气，反而比以前壮大了，而为复员后的中大外文系，以及解放后的南京大学外文系打好了更坚实的基础，为这个大学的外国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作出了贡献。
这会儿，我再次梦回柏溪，仿佛再次望见那嘉陵碧蓝的江水；我仿佛仍然带着一把伞，肩头挂着一个旅行袋，沿着开满金黄色的油菜花的长长的堤岸，在4月初某个清晨，从柏溪慢慢走向沙坪坝，去看望我的亲人，再次去拜访我的老师柳无忌先生，再次跟范存忠先生在松林坡散步聊天，向他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