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所有原有和本有的优势背后都包含着相应的隐忧：“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本是吸纳外地资源要素的通道，现在却成了流失资源要素的坦途；旧时辉煌一时的工业重镇，现在却面临着产业升级和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双重压力；科研结构条件居全国第6位，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却排在全国第11位；虽一直强调“开放市场”，地方保护受害程度却居全国第4位；曾几何时，湖北也有过风光的“名牌岁月”，可如今，除了武钢、东风汽车等特大型国有企业品牌外，“活力28”、“美尔雅”、“长江音响”等当年耀眼的名花，都已经黯然凋零，或者走向式微……
事实上，“九省通衢”严格来说，的确已是一个历史概念，历史上的武汉确实交通便利，但就今天而言，这一概念已失去了其往日的重要意义，它已不能成为武汉经济发展的唯一条件和区位优势的体现。
“南楚好辞，巧说少信”，这种古已有之的地域文化陋习，体现为市场经济中的信用缺乏，这些表现不仅让湖北人自己难以有大的作为，而且不利于改善湖北的投资环境，直接影响湖北人的形象和湖北的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楚越之地，地熟饶食，无饥馑之患”；“江滩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则体现为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养成人们懒散的惰性，不尚财，不重财富积累，习惯于粗放经营，不求精细，不注重管理，小富即安。
湖北自然资源的丰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节约资源和环保意识的相对薄弱：不如北方人节水，不如东部珍惜土地，不如沿海珍惜矿产资源；湖北农业经济占的比重较大，随之而来的是时间观念不强，节奏不快，效率不高；湖北经济结构相对比较封闭，造成人们的开放意识不够；而且湖北的经济专业化程度不高，产品生产的精细精神不够，等等。此外，湖北整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文化发育不足，所以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守信精神、精细精神相对也较为滞后。
事实上，湖北人原本应该是很“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别的不多说，光是这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则是标志中国近代文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又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只要吸取一点东南西北的“城市季风”，也能“水过而地皮湿”，如鲲鹏般“直上九万里”。
然而湖北人在当今社会经济大潮中却受到不公平待遇，这是难以让人置信，成为一个谜。当然这个谜得有待湖北人自己去解决。
3.兵家必争的武汉三镇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北接河南，西连四川，南邻湖南，是中国的心脏地带。省会武汉历史悠久，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根据《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镇，镇守的地方。”也就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所以叫镇，就因为由它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控长江中游咽喉，又是平汉、粤汉铁路连接点，扼南北交通之要冲，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去武汉坐公共汽车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唦！”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了。在武汉街头，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生硬，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抗战时期，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昌，指挥江北的第五战区和江南的第九战区共100个师和海、空军各一部，约100万人，准备利用大别山、长江两岸地区和鄱阳湖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以便赢得时间，部署西南及其他地区，巩固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事实上，那时如果守住了武汉，战争的形势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连自己的首都南京都保不住，又哪里守得住武汉？
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武汉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由武昌、汉口、汉阳三座城市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是实属罕见。就是特快列车在一个城市也要停两次，恐怕也就只有武汉一例。武汉人还一度为此而感到自豪。
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也是迥然不同。翻开武汉的城市发展史,武昌汉阳早在东汉年间就开始筑城,至今有近两千年历史,而汉口在明朝时已成为繁华的商业城市。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汉口之繁荣,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汉口的港口贸易运输业颇为发达，成为我国内河最大的港口，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之说,“居民填溢商贾辐楼，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清乾隆年间，汉口更盛于世，仅“盐务一事，亦足甲天下”。到了二十世纪初，汉口已成为全国第二大金融中心,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门户。作为一度独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
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昌之名始于东汉末三国初，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于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并更名“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武昌之名是与今鄂州市互换的。从考古发掘来看，武昌在新石器时代的水果湖放鹰台和南湖老人桥、洪山区花山乡的许家墩和棋子墩等处，就是古人栖居之地。
旧时的武昌手工业发达，以造船、冶金、铸造钱币为主，武昌的陶瓷名叫影青瓷。另外，在武昌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黄鹤楼的屡次兴废，从三国时代至今已历十余次，每次重建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反映出各个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和特点。
武昌曾是湖广总督府所在地,是典型的“省会”城市。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
三镇中，汉阳实力稍弱,城区面积也小，相当于一个普通地级市的规模。“汉阳”一名的来历与汉水密切相关，古语“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古时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又因得日照多的地方也称阳，故名汉阳。
公元606年，即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唐代将县治移至汉阳市区后，才迅速发展起来。汉阳，特别是鹦鹉洲一带，历来是长江中游商船集散的地方。唐宋元明各朝代，商业手工业很是繁华。同时，汉阳还是游览胜地，位于汉阳的归元寺是武汉市佛教丛林保护得最好的一处，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说到汉阳,不得不提到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步枪。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使“汉阳造”在那个年代闻名海内外。汉阳也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建国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武汉三镇合并。国家在武汉设立了一大批工业项目,奠定了武汉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基础。并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使武汉三镇连为一体，似乎成了一个特大城市了。武昌汉口(汉阳比较小,暂且不说)本来就是风格迥异的两个城市。一个是政治文化中心(武昌),一个是金融商业中心(汉口)。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汉阳，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