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琅嬛福地到阆苑仙境，阆中的山川之美是一种融合了人文与自然的胜迹之美。把昆仑众山的“仙居”与帝王宫阙的“皇居”合二为一,构建出天人合一的人间至美之境。从智慧天书到天文历书，从人间闹市到神仙居所，阆苑仙境作为汉晋至唐宋这一时期的城市形象，处处渗透着“感通天地”的独有景致。而天文历算与堪舆地理的密不可分，又隐隐昭显出从阆苑仙境向风水典范的过渡之象。
三、山水之胜——从堪舆胜地到风水典范
从唐代开始，阆中城市形象在渐变与突变的交替作用下，出现华丽转身，从历代的巴蜀重镇转为后代的风水典型。这种转型历经宋代，直至清初最终完成。汉唐时期的阆苑仙境已为城市形象的渐变打下了基础，而唐宋时期风水术语与风水技巧的直接运用则为城市形象突变添加了催化剂，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阆中风水典范的城市形象形成。
阆中风水环境的选择及城市风水景观的演变，与汉唐时期天文学家的活动息息相关。自汉及唐，风水堪舆之学盛行，许多天文学家又同时为风水家，袁天纲和李淳风便是典型代表，被宗为风水大师，他们精于风水并使阆中深受影响。唐以后阆中城市选址与自然山川有机谐和的风水格局形成，都和袁天纲、李淳风的风水堪舆活动与影响分不开。
阆中作为城市风水意象的典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城市选址本身符合中国传统城市的选址要求，二是城市地理环境与风水“形势宗”的龙、砂、水、穴极为相配，三是城市建筑布局刻意迎合山川形胜与儒家礼制，注重趋利避害，祈福纳吉。从阆中成为风水典范的条件来看，前者是基础条件，中者是优势条件，后者是主观条件。
中国先民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城市选址与营建的理论学说，一个城市要生存与发展，在选址与规划上必须符合以下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具有适中的地理位置，符合择中观，二是度地卜食、体国经野，三是国必依山川，四是设险防卫，五是水陆交通要冲。阆中作为巴国别都和巴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区域地理中心，与“五服”制度或“九服”制度相吻合；而“阆中”的“中”字，是择中观的典型体现。阆中土地肥饶、气候温润，物产丰富，符合度地卜食、体国经野的城市生存发展要求。阆中城依山傍水，处于大山之下、广川之上，具有良好的环境格局，符合国必依山川的要求。城市四围重重天然屏障合护，关隘相连，成金汤之固，利于设险防卫。城市位于古米仓道、金牛道、白龙江、嘉陵江水陆要冲之地，得车舆舟楫之利，商贾辐辏、都邑繁华。
中国传统的选址理论学说历经秦汉的经学教化与道器分野，被江湖术士吸纳糅合，成为“形法”、“堪舆”之术，并最终形成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风水理论，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城市建设。古城阆中也不例外。
作为城市地理环境风水意象的典范，古城阆中的山水配置最典型、最完整、最准确的体现了风水格局所需的龙、砂、水、穴意象，构成了“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四象格局与“山环水绕”、“环抱有情”理想人居模式。
古城阆中典型地理环境意象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主山与龙脉：蟠龙山为阆中主山，是古城山川形势之依靠，由近及远形成连绵不绝的龙脉意象，而县城则为龙脉聚合之处。
青龙与白虎：古城东面的梁山、七家山、大像山与西面的西山构成“左青龙，右白虎”格局，前后左右群山环抱，与龙脉形成呼应烘托之势。
案山与朝山：锦屏山作为“案山”，与古城形成隔江对景之势，成为城市第一道屏障，锦屏山之后的印斗山、金耳山，形成层次丰富的朝山系列。
冠带水与水口山：嘉陵江从东、南、西三面绕城而过，以“冠带水”形成“金城环抱”的大吉意象。西山与玉台山隔江对峙形成“天门”和“上水口”；东南的交通要道与塔山形成“地户”和“下水口”，共同构成古城“气口”。
风水在注重因地制宜的规划利用自然条件之时，还强调具体环境场所的创造。通过因其自然之性，假以人工裁成，实现“趋全避缺，增高益下”之目的，达到“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的至善境界。这为城市建筑布局的风水意象构建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具体而言，即是在建筑布局上，明确功能器用与儒家礼制，追求人文建筑与山水融合的风水美学意象。古城阆中深谙此理，其城市街道布局均与传统风水城市营建思想相契合。
古城阆中建筑布局的风水意象主要体现为：
城市总体布局：以中天楼为中心，形成“十”字形主干大街，并向东南西北四面展开，各街巷与远山朝对，街名与之相对应。
城市功能分区：西北面布置宗祠官署，为道府、学府和达官贵人活动区；东北面布置军事要塞，占据城池较高地势，居高临下，控制全城；城南面临嘉陵江，布置商贸区和居住区，便于通商和起居生活。
城市人文培植：接纳东南生气，将南门东渐、东门南移，建南津关和华光楼扼守，象征财源广进、财富聚集。倡导文治教化，城内建文庙、学宫、书院，城外筑文峰塔、奎星楼于水口山，既增高增势，又象征文运昌盛。
城市公共建筑：社稷坛、先蚕坛、先农坛、火神祠、水神祠、龙王庙与城市行政、居住建筑与世俗活动保持密切关系又适度分离，达到凝聚人心与宗教震慑的双重作用。
经过唐宋时期的风水奠基，到明清时期的刻意追求与规模扩充，阆中古城典型风水格局最终形成，并保留至今。
四、山水新生——从丝绸之都到风水之都
从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成立，对科学民主的追求以及现代化的向往，让人们不再津津乐道于阆中风水意象的神奇与典范，而是更加关注于经济发展对贫穷落后面貌的改变。蜀道交通的逐渐改善带来阆中舟楫之利的逐渐丧失，新的发展方向尚未明确，城市形象进入了暂时的模糊期，而这种模糊正是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真实写照，整个民族都在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城市也处在多种发展趋向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施工业强国之策，阆中工业经济也开始随着国家节奏阔步前进，丝绸产业快速崛起并成为城市新的形象代言人。阆中盛产丝绸有着悠久历史，唐代时期阆中丝绸就成为朝廷贡品。而新的缫丝技术与机器化的规模生产，将阆中丝绸产业推上了一个新高峰。丝绸生产规模名列全省前列，丝绸产品成为国家重要的出口商品，阆中成为川东北的丝绸之都。但好景不长，日益残酷的市场竞争，粗糙落后的生产技术、僵硬死板的管理水平，最终阻碍了阆中丝绸产业的更大跨越，工厂倒闭、员工下岗，丝绸产业在阆中经济中的辉煌地位渐渐退却，丝绸之都美誉也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古城历史文化与风水价值被忽略，传统建筑被视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障碍而被拆除，风水城市格局被视为封建迷信无人敢提及，许多新的现代建筑将古城风貌特色步步蚕食，古城规模也急剧缩减。
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60年代人们对历史人文资源的蓄意破坏，90年代急功近利的大规模古城拆迁之后，阆中古城迎来了新生。随着丽江古城、平遥古城在古城保护开发中获得巨大成功，阆中古城的旅游价值被提到新的高度，这为古城的保护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从20世纪末期开始，国家和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古城保护的法律法规，如《阆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等，确定古城的保护重点是山川风貌、古城格局及传统街区和文物古迹。整治历史性街区、风景名胜区，修复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古迹，使之既能反映城市文化内涵和“金城环抱”的古城格局与风貌，又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风水作为阆中古城独有的文化价值和对人地和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借鉴，再一次被人们津津乐道并作为旅游产品推出。
发展旅游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以风水格局为特色的阆中古城。从1996年开始，阆中古城进入了新的恢复发展期，山川风貌、古城格局、传统街区、文物古迹得到修复，不协调的现代建筑被拆除，“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浑然天成的风水格局重新出现。
进入新的世纪，风水文化之都作为城市新形象被媒体强化。“阆苑仙境、风水宝地”、“走进神奇阆中、畅游风水古城”、“嘉陵第一江山、风水古城阆中”、“中国风水第一城、科举圣殿状元乡”、“春节发源地，风水阆中城”等旅游宣传口号，把风水作为重要内容对外推广。旅游得到快速发展，到2010年，来阆中古城旅游的游客超过250万人，旅游产业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作为风水之都的形象载体的阆中古城，未来将肩负着把阆中建设成中国风水文化旅游目的地、中国西部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城市、川东北旅游中心的历史重托。
五、结语：寻找城市新形
近年来，随着兰渝铁路、广南高速、绵巴高速的规划建设，阆中对外交通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同属于川东北地域的城市广元和南充的现代交通网络相比，阆中在地域交通中仍然居于劣势。未来的阆中，不得不面对经济区位的边缘化的挑战，但风水古城的存在，赋予了阆中成为区域性旅游新中心的机遇。在川东北区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特色最浓、文化最深的古城，就只有阆中古城，近年来旅游知名度的快速提升和旅游者的络绎不绝，也证明了阆中古城具有很大的市场号召力。因此，依托古城及周边资源，大力发展旅游是阆中未来成为区域性旅游中心的关键。
阆中古城包含了巴渝、天文、风水、三国等多元文化，这为城市形象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目前阆中古城的旅游形象主要围绕着风水古城做文章，内涵显得较为单一，没有完全体现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其实巴文化是阆中古城应着力展现的文化内涵。阆中是巴人集聚地，曾为巴国别都，阆中名字的由来就与巴语有关，巴渝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巴文化又和巫文化联系紧密，巫文化又包含了天文星象和阴阳五行等风水内容，因此，阆中旅游在未来发展中，应以“山谷之城、风水之都”作为城市形象的新定位。山谷之城既能体现阆中的巴文化特色，又能展现出古城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吴其付，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邓有根，四川省社科联学会学术部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