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付/邓有根
摘要:阆中古城作为中国风水典范，其城市形象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作为区域性的山川重镇，经过人文点化与刻意塑造后天形成的。通过对阆中古城城市形象变迁的梳理，发展其城市形象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先秦至汉晋时期，阆中古城得山水之利，从山谷之城发展为巴蜀重镇；汉晋至唐宋时期，阆中古城得山水之美，从琅嬛福地发展为阆苑仙境；唐宋至明清时期，阆中古城得山水之胜，从堪舆胜地发展为风水典范；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当代，阆中古城实现山水新生，从丝绸之都发展为风水之都。未来的城市发展，认为应以“山谷之城、风水之都”作为新的城市形象定位。
关键词: 阆中古城；城市形象 风水格局
城市形象是城市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与区域地位的总体表征。一个地方的城市形象总是随着历史发展与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化更新。很多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城市，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都曾经历过激进突变或渐进裂变的形象变迁。
阆中古城是中国著名的风水古城，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中游，历来为古代巴蜀重镇，有着2300多年的建城史。因其典型的风水格局成为中国城市选址的典范。
历史上，古城阆中城址几多变化，但大都在嘉陵江两岸移动，且与现今城址相距不远。先秦至汉晋时期，由于巴国迁都、秦设县治、汉设郡治，阆中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址设在盘龙山麓至玉台山临嘉陵江台地上。由于受江水冲刷和军事战争破坏，城址在这个区域内不断变动。唐宋时期，城址基本固定并沿用至今，受堪舆风水影响，城市选址特别注重龙、砂、水、穴的细致考察与周密权衡，金城环抱的城市基址与山川形胜景观基本形成。明清时期，在唐宋城址基础上，不断扩大城市规模，街巷走向、城门朝向、公共建筑、衙署建筑等布局刻意迎合风水理论和儒家礼制，“山环水绕”、“环抱有情”的山、水、城融合一体的典型风水意象最终形成。
今天的阆中古城，其城市格局及自然景观，较完整的保留了唐宋明清时期的人文环境与建筑风貌，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阆中古城凭借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巴蜀重镇的历史地位，与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歙县古城并列为中国四大古城。
当前，阆中古城正在着力塑造中国风水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形象。但阆中古城作为中国城市选址的典型风水模式，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作为区域性的山川重镇，经过人文点化与刻意塑造后天形成的。目前，学界对阆中古城的研究还不多，已有研究集中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古城空间格局等方面，对古城城市形象演变形成的关注不够。本文将通过对阆中古城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解读，揭示其城市形象变迁的重要历程。
一、山水之利——从山谷之城到巴蜀重镇
古代城市生存与延续的基础往往取决于城市的交通区位优势与自然资源要素，其首位形象也多为这二者内容的融合提炼。阆中地处秦巴山脉南麓，嘉陵江中游，为秦蜀孔道、巴蜀要冲之地。这里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巴蜀要塞、水陆辐辏的独特地理位置，使阆中得山川之利、水陆之便，成为古代川北地区的行政重镇、军事重镇、商贸重镇、文化重镇，多种要素的集合共同形成了“川北首邑”的区域形象。
最初的阆中，从江边聚落发展而来。新石器时代，阆中先民就在这块土地肥美、物产丰富的地方繁衍生息。西河、东河、构溪河与嘉陵江在此交汇，洄湾处鱼类众多，先民捕鱼为业，并耕种农业，聚落与集市渐次兴起。随着经济发展和水陆交通地位的凸显，城市战略地位逐渐提升，从秦阆中设县开始，阆中就一直成为历代封建帝王统治西南的重镇。
阆中成为古代川北重镇历程，开启于巴国别都。阆中是古代巴人聚集的地方，在商代为巴方，周代为巴子国地，战国后期为巴国别都。巴人是聚集于山谷中的民族。阆中的“阆”字就是巴人语言的音译，巴语中的“阆”本为“浪”，是“山谷”的意思，“阆中”即为“山谷中的城”。“阆”与“浪”古同音，而后世学者又依据阆中城市的山形水势，构建出我们今天的“阆”字，并以此反过来作为阆中名字来源的解释。由于阆中良好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物产供给，不断迁徙的巴国都邑终于在阆中得享短暂的安定。
阆中成为秦之郡县后，“秦蜀孔道”、“巴蜀要冲”的军事地位与交通地位不断显现，“前挡六路之师，后依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加之山围四面，水绕三方，兼有七关合护，进退自如，攻守咸宜。因此，历代的郡、州、府、县、军、路、道等治所皆在阆中城，并多以亲王重臣驻守。
阆中盛产丝绸、桐油、猪鬃、药材，由于水陆之便，商贾云集，阆中成为古代川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战国秦汉时期，陆路交通十分不便，而水上交通相对优越，发源于秦巴山脉的嘉陵江水道便成为秦陇入川的重要通道。到了唐代，蜀地对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嘉陵江水道作用超过陆路金牛道，成为川陕地区商贸往来的主要通道。唐末五代时期，由于战乱四起，四川对外的陆路交通经常受阻，往来客商多从阆中经嘉陵江水道前往重庆，出三峡，再辗转到中原。北宋时期四川的商品经济更加发达，不少商人从利州取道嘉陵江水路到达阆中，并以阆中为中转地，经陆路到达中心城市成都。南宋时期，四川成为南宋政权的重要粮仓，嘉陵江水道长年千帆竞航，百舸争流，十分繁荣。这种水陆交通重镇地位，一直保持到近现代宝成铁路建成之时。
从巴国别都到巴蜀重镇，阆中作为川北首邑的城市形象主要体现在先秦至汉晋时期。由于秦巴山脉阻隔，蜀道难使得阆中作为金牛道上的军事重镇，嘉陵江水道上的商贸重镇的战略地位特别突出，而三国时期的魏蜀两国军事战争又多在这带展开，更加强化了阆中作为川北重镇的地位。
二、山水之美——从琅嬛福地到阆苑仙境
中国传统城市，镶嵌于良好的山水之间，通过山川之美与人文之美融合贯通，形成“感通天地”的意境美，并以此构建起具有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山水美城形象。古城阆中依山傍水、绚丽多姿，四周群山环绕、关隘相连、山川秀美，自古便有琅嬛福地和阆苑仙境的美誉。
琅嬛福地是人文始祖伏羲赠与阆中的无价之宝，它开启了阆中人杰地灵的智慧之门。相传阆中为伏羲母亲华胥“履巨迹而孕伏羲”之地。伏羲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伏羲特别看重这片孕育他的土地，曾三次回故地阆中，教民渔猎畜牧，并把这里辟为“阆嬛福地”，作为天书藏匿之所，其首藏之书就是含有天文星象之术的先天八卦。天书是人类智慧之书，它赋予了阆中的聪明智慧与人文昌盛。
从伏羲观测天象始作八卦开始，阆中便与天文星象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古以来，阆中便是古代民间天文研究中心。特别是在汉代，阆中天文人才辈出，诞生了以落下闳为代表的民间天文学家群体。汉武帝时期，由于颛顼历法误差很大，朝廷议制新历，征召天下学士。经同乡谯隆推荐，落下闳被征召进京，授官太史侍诏，运用自制浑天仪，通过天象实测，主持完成了《太初历》，被汉武帝采纳，颁行天下，成为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完整历法，对后世的节令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后的两汉三国期间，阆中此类奇人异士辈出，代表者如汉成帝时期的议郎官谯玄、汉哀帝时的益州刺史任文公和其子任文孙、蜀汉刘备时期儒林校尉周群、周舒、周巨祖孙三人等。
由于阆中民间天文研究名扬天下，因此成为诸多行家向往之地。东汉时期，道教始祖张道陵追逐仙气而来，在阆中“云台山”、“文成山”筑“元台”观测天象，后来“飞升”于此。唐朝时期，官至火山令、专司全国地理堪舆之职的袁天罡奉旨来阆中，在蟠龙山顶筑“观星台”观测天文。其后，官至太史令、专司天文历算之职的李淳风，仰慕袁天罡而寻访其踪迹，到阆中继续观测研究天文，其子孙也秉承祖业从事天文研究。繁盛的民间星象研究为唐宋阆中风水意象构建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阆中别名阆苑。阆苑，本是传说中的神仙西王母居住处，是为天界仙境，最早出自《山海经》。从远古神话传说到历代文学名著，从儒雅的饱学之土到坊间的市井草根，都乐意借用“阆苑”代指人间仙境。“阆中”得名“阆苑”，与“昆阆之形”有关，据《日照县志·掇余》卷记：“昆仑山下有横岭，环抱如城郭，旧名小阆苑，取昆仑阆苑之义。”阆苑代指阆中，缘于两地地形地貌极为相似。事实上，古人把阆中比作阆苑仙境，并非自我臆造，“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的阆中，嘉陵江环绕城池，四周青山拥抱，云雾缥缈，楼阁隐现，仙境自然天成。历史上，直接以“阆苑”代称阆中的，应归功于驻守阆中的滕王李元婴。他在兄长李元奎造城基础上，以袁天纲和李淳风的风水理论为指导，仿长安、造宫苑，建五城十二楼，并取名为“阆苑”。而最早通过诗词把“阆苑”与“阆中”联系起来的，是宋代的欧阳修，“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
阆苑仙境以锦屏风光最胜。锦屏山被誉为“嘉陵第一江山”，其美景历来为名人雅士所赞。锦屏山位于嘉陵江南岸，与阆中城隔江相对，壁立如屏，花木似锦，故曰锦屏。“每至春日，桃花吐红，李花放白，其灿若锦”。唐代画圣吴道子深醉美景，以锦屏山为中心，一气呵成《嘉陵江三百里绮丽风光图》。“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诗圣杜甫挥毫写下《阆水歌》。宋代苏轼与陆游也毫不吝惜自己对阆中的赞美之情，留下了“阆苑千葩映玉寰，人间只有此花新”、“城中飞阁连危亭，处处轩窗对锦屏”的美景佳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