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长卿（相如）祠堂。前面已经提到，谯周的老师秦宓在与王商的书信中提出要给司马相如建祠堂。但是成都一直没有建司马相如祠堂，只有安汉县建了司马相如祠堂，这个对比，本身很能说明问题。因为中国给个人建祠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给本地的先贤建祠堂，二种是给对该地有贡献的外乡人建祠堂（有时是皇帝下诏要求为某某建祠堂）。古安汉县给司马相如建祠堂，明显不属于第二种情况，因为《史记》、南充和蓬安的志书以及野史传说，均未提到司马相如在此地有什么特殊的事情，“通西南夷”，与南充蓬安不沾边，进长安，也不往这边走；古安汉县给司马相如建祠堂，只能是第一种情况 ，即司马相如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的先贤，这里是他的出生地。如果不是这样，这里为什么会违背常规，如此青睐他呢！祠堂建于何时已不可考。陈子良祭司马长卿，祭必有祠，它说明唐以前早已有了祠堂。其后历代重修、重建。明正德《蓬州志》还明确记载着：“司马长卿祠：在州西十步许”。祠堂一直保护到清末民初。这是全国唯一一处司马相如的祠堂，这是司马相如故里在古安汉县的铁证。
第三，关于古相如县。从古至今，一个县的建立，它必须由地方层层申报，由中央审查批准，它是地方的愿望和朝廷的意志相结合的产物。梁武帝萧衍分安汉县地置新县，因这块地方有司马相如的故宅、别业以及其他文化遗存，定名相如县。这个相如县更不能一般看待，因为当时这块地方是南、北政权激烈争夺的区域，萧氏王朝为了向北方的拓跋氏少数民族政权显示自己是大汉正统文化的代表，把司马相如当作萧梁王朝正统文化的旗帜、标杆，是在南朝的土地上，既可以选择夸耀于北朝政权，动摇其人心，又可以此凝聚自己的人心，加强对抗力量。因此他们的审查更不可能马虎了事。比如说，安汉县境内这块地方的相如故宅、别业以及有关的一切史实，准确与否，一定是审查的一个重点。萧衍父子都是一流的学者、诗人、作家，他们都是司马相如的粉丝，对司马相如的作品爱得如痴如醉。如果下面呈报的是不实的史实，他们这一关是迈不过的。如果他们通过了，不仅贻笑南北朝野，而且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统治。因此，相如县的建立，实质上是萧梁王朝向全国明确了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史实：司马相如的祖居出生地在安汉县。
从王培荀提出的三点证据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王培荀的观点是在充分研究一系列的史实总结了从陈子良、王俦、祝穆、王象之、曹学佺等人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后，对司马相如的籍贯作出的一个科学的明确的结论。
四
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启涛教授发表了《相如赋与四川方言》这篇重要论文。他在文中指出：“根据司马相如赋中的用词情况进行考证，发现了其作品使用方言的现象，这些方言词语在今天的四川方言中依然使用。但是，如果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我们发现这些方言词可能来自楚方言”。“而其赋中难以找到秦晋方言词”（成都当时的基础方言）“楚方言可能是司马相如的母方言，这从侧面说明司马相如可能来自楚国或与楚国接壤的地区”（如古代巴国）。“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蓬安县在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中游，古代正属巴地。”“司马相如赋中有一些方言词，至今为蓬安当地民众所使用。”例如《哀二世赋》中“岩岩深山之谾谾兮”，这“谾（long）谾”与弄弄同音，“指山中的深处，或草木茂盛又深杳的地方”。南充、蓬安一带随时随地可以听到：“刺芭谾谾”、“树谾谾”一类词语。又如《难巴蜀父老》中“昔者洪水沸出，泛滥湓溢”这“湓（ｐeｎ）”字，“意为漫出”，凡是水涌外溢，容器盛物过满外溢均可言“湓”。比如说“水湓了”、“东西装湓了”、“锅里饭煮湓了”。南充、蓬安一带同样是处处可以听到。该文发表以后，《新华文摘》选目，受到广泛重视。方言被人们称为语言中的活化石，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司马相如赋文中的川东北方言是司马相如故里在古安汉县今蓬安的新的有力的证据。
五
“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已成定论，司马迁的“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错了吗？没有。它是“史出有因”，涉及到一个正确解读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房锐、邓郁章、龙显昭提出了成都为落籍之地，熊伟业先生的专著《司马相如研究》对《史记》人物籍属状况的记叙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了《史记》人物籍属记叙之不统一及其产生的历史原因。
第一，从《史记》所记全部人物看，记载人物的籍属，全书体例并不统一。如“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没记籍属；如“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国阖庐。”泛言齐人，没记郡县；如“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详到乡里；如 “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既记祖先所出，又记自己迁徙变化；如“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详述祖先所出及其变化。除上述诸种情况外，最多的是“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一类。如“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又如“董仲舒，广川人也。”它们没有涉及祖居出生地与编户地，有可能是两者重合，有可能是两者中之一。《史记》的体例为什么不统一？其一，籍贯概念是之后几百年才逐步形成的，太史公可以写祖居出生地，也可以写编户所在地，可以两者都写，也可以两者都不写。其二，籍贯的概念尚未形成，官员们档案的记载也不会统一。加之当时一般都比较重视编户所在地，特别是祖上不是显赫人家的人，对祖先所出就更可以不在意了。材料本身没统一，太史公自然也不可能统一。因此在《史记》中记载的“XX人也”，也只能是祖居出生地或编户所在地的重合，或是其中之一。
第二，《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是根据司马相如的《自叙传》添补而写成的。唐高宗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史通·杂说上》中明确说：“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这段话明确指出司马相如的《自叙传》还在，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就是根据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写就的。刘知几在《史通·序传》中又说道：“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这段话说明，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没有写司马相如家庭父祖辈的根本原因，是司马相如的《自叙传》“蔑尔无闻”，司马迁当然也只有“蔑尔无闻”了。这怪谁呢？怪司马迁吗，怪不了，没有材料他如何写！怪司马相如吗？也没理由，他是史上第一次“以自叙为传”，该写不该写没一定之规，他不记祖先所出，谁也无法非议他。
第三，有人说，班固的《汉书》和常璩的《华阳国志》又为什么不将司马相如的祖居、出生地添补进去呢？这与《史记》未记是同样的原因，比如程郑本是临邛人，但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将其列于“成都”条下，就是因程郑后来落籍于成都的缘故。
因为上述原因，之后历史书按“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照记不误，古代地理书对相如古县有关相如的遗迹、文物、地名同样照记不误。大家也都能理解，谁也无须去说明什么。后来由于籍贯的概念明确了，就是指祖居出生地，加之相如县省入蓬州，这个固化了的历史地名消失，文物被损毁，“成都人也”就涉及一个解读问题。因此曹学佺、王培荀这一类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官员，才在他们的著作中，斩钉截铁地吼明白：“相如县长卿桑梓也”，“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对太史公的“成都人也”作出了新的正确的解读和提示。
六
2003年，中国第一家司马相如研究会在相如故里蓬安正式成立，2004年、2007年两次关于司马相如研究的国际会议在相如故里蓬安召开， “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谭继和先生指出：“因司马相如故里问题而引出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是巴蜀文化研究逐步成为‘显学’潮流的一大硕果。这个硕果发蒂于蓬安、南充，这是值得庆贺的。”不过《史记》的“成都人也”影响深久，大家已经听习惯，用习惯，要所有的人一下子接受采用这个科学的结论，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上世纪开始宣传，有人一下警觉起来：这怎么可能，天上不会掉下一个林妹妹来的！历史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历史去掉了相如县名，历史毁掉了相如故宅、别业，历史毁掉了相如祠堂，要真正解决问题就是马老（识途）告诫的：要抓紧恢复相如县名，要抓紧恢复相如祠堂、相如琴台。它们恢复了，这些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邓郁章，司马相如研究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