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的睽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现实思想，乃是好看的小说成为好小说的元素之一。我过去这么认为，现在仍这么认为。
接着我要请你原谅我——我曾答应你，一定去唐山参加《白纸门》的研讨会，但是现在我须抱歉地告诉你，我不能去了。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劳累，像《白纸门》中后来的疙瘩爷一样感到劳累。昨天我六点钟起床，从老伴和儿子住的这一边，步行半小时回“童影”我住的那一边，洗漱吃早点，找出一些书，签上名，带着（有些区人大代表一直要我的书，已拖得我自己不好意思面对他们）打的赶到我们“北语”所在的街道，再集体乘车去往北京体育大学，与十几位区人大代表讨论食品安全问题；下午两点钟回到我住的童影宿舍，接待了两位客人，躺了几十分钟，连晚饭也没吃，五点赶到学校，集体去中央电视台录节目，七点应该开始录制的节目拖到了八点半，回到家里已近十二点……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还有几次这样全天奔波的事情。尤其是29日我要讲的课，是民盟中央下达的任务，当认真对待。我自觉再去你那里，实在全身心不支了。我知道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想念我了，我去了你会很高兴。故我的歉意，其实也包含内疚。好在我们今年5月在天津大港油田相聚了两天。
不多说了，下面，我将读《白纸门》的一些心得体会，以及一些联想写下来，委托主持人代我向到会的作家、评论家们汇报。
一、中国近当代的文学史，至20世纪80年代末，比例上几乎是乡土文学史。这是因为，中国近当代作家和诗人，大抵是农民的儿子。即使父辈不是农民，祖父辈差不多也是的。不是农民的后代，也大抵总在农村生活过的。如鲁迅，虽是官宦人家子弟，却毕竟也有过乡土童年和少年，于是笔下便也有社戏和闰土。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当代文学发生明显拐点，都市生活开始渐成主流，这也几乎是必然的。于是乡土文学边缘化。尤其是影视作品，需政府政策上给予投资补贴，才有人触碰。我倒并不凭吊这一种文艺现象，但一想到中国毕竟仍有八九亿农民，并且都没生活在乐园里，心里总是有几分诧异的。但是幸而还有一些同行，执着又真诚地以大的文化情怀书写乡土，书写农民。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道义，是文化的一种可贵本能。而你的名字，一直在我们的这些同行中。那么，关仁山不能不是一个我们亲爱和尊敬的名字。
二、《白纸门》已不再是农村题材的小说。这一次你将视野由土地转移向大海。我从《白纸门》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你的自信、兴奋和创作激情。《白纸门》是一部充满创作激情的长篇。我认为你开拓自己创作领域的这一“战役”是胜利的，《白纸门》将是你创作进程中的重要标志性作品。
三、《白纸门》的主人公们，仍是普罗大众。你仍坚持着你的文化道义感。这一点不但没有变，反而更深切了。疙瘩爷也罢，他的孙女麦兰子也罢，这些以海为生的普罗大众人物，他们在轰然而至的商业时代，和我们一样，原本一向恪守的价值观念（我觉得那是些引人向善的朴素的价值观念）也难免发生坍塌。你看到了这一世相，并心有感慨地表现了这一点，并未因他们是普罗大众，因他们与我们所来自的阶层那么亲密而一味地正面书写。你的批判也几乎是痛心疾首的。情怀的深切由此而附加了思想的深刻，而这是好小说的另一元素。我认为你做到了。
四、这部长篇小说令我对你大为刮目相看。你将荒诞色彩与现实性十分大胆地结合了起来。对于我，这是完全能接受的。七奶奶最后变成了“雷震枣木门”的情节，确乎使我怔了许久，一时难以得出结论。那近乎神化的写法，究竟是好，抑或不好。我坦诚相告，现在我也难以就此自信地说三道四。我只能这么告诉你，起初觉得别扭，但后来别扭消失了，认可了你的写法。你的《白纸门》本就具有荒诞色彩，那色彩是你一定要体现在作品中的，那么对于具体的一个荒诞情节，读者尽可以不去究问它是否“太荒诞”了。对于荒诞之风格，本无所谓“太”与不“太”的，结合全书的状态来接受之，反而更近阅读情理。在你这一部长篇中，又有着很多象征、隐喻。你究竟要通过它们表达什么，不是我刚放下作品不久的现在就敢于说自己明白的。我只能说，我看出了它们，知道它们肯定象征着什么，隐喻着什么。甚至，也能领会最表层的象征和隐喻，但我又觉得，那象征和隐喻，必有你独到的深意。故我只能先这么汇报——白纸门、鹞鹰，此二者在借象征和隐喻之中，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我目前仍不敢说完全明白的。对于我，书中还有许多知识点，居然有那么多历史中的小说中的人物皆属门神，老实说，我是读你的小说才知道。
螃蟹从海中爬上岸，要用它们的钳，徒劳无益地钳断铁轨，这细节也使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难以想象，铁轨都能铺近到海滩，人都一车厢一车厢地拥向海边，海如果有灵性的话，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海是远离热闹喧嚣，以孤寂为本色的。你笔下的海，又确乎是有灵性的，是拟人化了的。是与人“对立统一”的一种存在。海本身倒很厚道，海狗和鱼、蟹、藻，其实是它向人类奉献的作品。为的是和人类统一。倒是人类，贪心巨大，巴不得最好把海收入自家缸里去，于是人将自己偏偏置于与海对立的立场。有些自然灾难，是人逼自然太甚逼出的结果。
你写疙瘩爷有这么一句——“他内心里已没痛苦，只有疲劳。”这是很厉害的一个短句。这几乎可以说是对当代许多中国人，甚而是对商业时代的许多别国人的一种诊断。《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当他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便像疙瘩爷一样了。
五、《白纸门》中的海狗，不就是我们在《动物世界》中见过的海狗吗？它们比海狮小，实际上又没腿可言。即使雄的，相对于手持利器的人，其凶其猛，又能到什么程度呢？故我认为开篇的“引子”是不成功的。人猎海狗，无论如何，谈不上英勇，猎河马海象还差不多。在“引子”中你似乎偏要写出点儿“好汉”气概，而我觉得适得其反。倒莫如写出一种既猎之又怜之的矛盾心理……
六、日本的海域里会有巨蟹，壳的直径有一米多，地道的“杀人蟹”。何不索性更狂想一点儿？七奶奶可变“雷震枣木门”，将“杀人蟹”引入小说，又有何不可？拳头大的蟹，阵势再凶，终觉不十分可怕。因我们常吃它们，而且叫它们“海鲜”，跟毛虫大军的可怕性都没法相比……
七、你的《白纸门》，运用了与你以往小说创作完全不同的叙事方法，很新颖。当然，韩少功、李锐等我们的同行，也运用过类似的叙事方法。但你与他们也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所借之典之故，主要还是与“农”相关。而你所用的，却来自海与渔民的关系中。海取代了土地，渔民取代了农民。比之于土地，海对人具有特别主动的攻击性、报复性，因而人与海的关系也更具有紧张感。《白纸门》一直紧抓住这一种紧张感写人写事……这一点我是很钦佩的。
八、我对《白纸门》的文字风格也很喜欢。我认为后边是越写越好了。“大铁锅”所引发的人物欲念，尤其那些村、乡的吏们对大铁锅的利用之心，写得不温不火，绵里藏针，到位即止。你时刻不忽视对景、境的细致描写，使小说文本很“文学”。
九、但我有些直觉的阅读印象，供你参考：即有些乡言俚语的掺入，与文学语言之间，似乎还不是融合得那么“舒服”。
仁山，以上是我的读后感，啰里啰唆，汇报完毕。
祝研讨会开得好。
3.关仁山，少“一艺”
谈歌
“三驾马车”喊了多年，何申老大，谈歌行二，仁山排三。有依据吗？唉！这都是岁数惹的祸哟。谁让他关仁山年纪小呢？关仁山出道儿要比谈歌早得多，他写小说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谈歌还在报社当记者呢，天天头晕目眩忙着写新闻稿。对于写小说，谈歌还是个没下海的“票友”呢。如此排列，小关应该是老谈的“前辈”。
谈歌当记者的时候，爱看小说。看过仁山的许多小说。套用一句俗话，小关“下”的许多鸡蛋，谈歌都见过，就是没见过这只下蛋的鸡。报纸上刊物上也看过介绍关仁山的只言片语，知道了他是河北的作家，知道了他得过许多奖。一篇篇细细读来，只觉得他的作品有特立独行的品格与气质，如写乡镇呈清新之气，如写大海有磅礴之势。举例《红旱船》《蓝脉》种种，一些精彩的段落，谈歌至今还能背。当时读后很是吃惊，那几篇东西，宏大高远，气象万千。谈歌是绝对写不出的。打死也写不出(废话！都打死了还写什么)。也仍然记得当年的疑惑，咦？这小厮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有了这厮，直让老谈眼前有景道不得了。这岂不是挡了老谈的道儿嘛！崩溃！
第一次见关老师(第一次见面嘛，当然要称关老师)是在1992年河北省文联文学院的创作会上。谈歌当时刚刚从报社抽身“转业”，想“投机”文学“行业”试试运气。正值当时河北省文联雄心壮志，“冲出洼地”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文学院第二届“聘任作家”不拘一格招兵买马。谈歌就本着熟人好说话的处世原则，请保定市的两位老师喝了一顿酒(名字这里就不提了，不恭)，就被喝了酒之后嘴软的老师们热情推荐上去了，就领了表就填了表就交了表，就被招募了。当时的文学院长是谈歌永远尊敬的陈映实先生，经陈院长介绍，谈歌即与关仁山有了第一次握手，谈歌算是见着“活”的了。那时候的关仁山老师雄姿英发，只是没有羽扇纶巾，却是西服革履。帅！便是相识了。饭桌上，谈歌很想跟这位“精英”喝两杯，便笑着一张脸凑过去举杯邀请，他却皱巴巴的眼神似乎很不情愿。谈歌就说：“关先生总要赏个面子啊，您看，我都端起来了。”他很真诚地说：“谈歌啊，我真是不能喝。这样吧，初次见面，我意思意思。”
话说得很坚决，他斟了一个杯子底儿，很豪爽地“一饮而尽”了。谈歌当时心里发堵，别扭，颇是有些看不起。靠！不就是一杯酒嘛！挺壮实的一个爷们儿，个头儿比我还高呢，怎么跟个娘们儿似的呢？怎么就喝了一个杯子底儿呢？拿捏？矜持？装？唉！后来谈歌才知道，人高马大的关老师根本就不能喝。喝上一两酒，他就得输液。那一杯子底儿的酒，还是他看在谈歌年纪大的份儿上，咬牙切齿地硬是喝下去了。真是泄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