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的白雪松松软软，树林白茫茫的，枝头上挂满了银絮。雪花迎风飘飘扬扬，洒落下来，碰到我们灼热的脸颊便融化了。绞架下面的平台也盖上一层白雪。我们的衣服几乎全被剥光了，但没有人感到寒冷，有的人甚至没有一双鞋子穿。
“绞架旁边站着一些军官。最后，他们把瓦利娅和另外两个被处以绞刑的同志从监狱里押了出来。三个人互相搀扶着。瓦利娅走在中间，她根本就走不动了，旁边的两个同志架着她，而她记得死就要死得光荣，自己挣扎着向前走动。她没有穿大衣，只穿了一件绒线衫。
“侦查处长显然不满意他们搀扶而行，用力推了他们一下。瓦利娅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一个骑马的宪兵顿时扬起马鞭，对着她的脸狠狠抽去。
“人群中有个女人疯狂地嘶叫着，拼命向前挣扎，想冲过警戒线，那是瓦利娅的妈妈。她走到那三个人跟前，被宪兵抓住往后拖走了。瓦利娅唱起了《国际歌》，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如此热情洋溢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能这样充满激情地歌唱。另外两个同志也跟着唱起来。宪兵用马鞭抽打他们，抽得可狠了，像发了疯似的，可是他们仿佛毫无知觉。宪兵把他们推倒在地，像拖口袋似的把他们拖到绞架跟前，慌慌张张地宣读了判决书，就把绞索套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这时，大家齐声唱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那帮家伙从四周向我们扑了过来。我看见一个匪兵用枪托推倒了平台的支柱，那三位同志被绞索吊了起来……
“我们十个人正站在墙边准备受刑，这时他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开恩，将我们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其余十六个人都被枪毙了。”
讲话的人扯着衬衫的领口，仿佛领子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似的。
“他们在绞架上吊了三天三夜，绞架旁边日夜都有卫兵看守。后来又有新的犯人被押进我们的牢房。他们告诉我们，‘一直到第四天，最重的人的绳子断了，这才把其他两个人也都放下来，就地埋了。’
“不过绞架还竖在那儿，在把我们往那儿押的时候，我们还看见了呢。绞索还挂在上面，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故事讲完了，讲话的人沉默了，呆滞的目光望着远方。保尔没有意识到已经讲完了，他仿佛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三个人的身体还吊在绞架上，来回晃动着，脑袋朝一边歪着，十分可怕。
街上的集合的号声唤醒了深思的保尔。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们走吧。”
被俘的敌军在押解下从大街上走过。团政委在监狱的大门旁，正在用笔记本写命令：
“派一个班把全部俘虏押往诺沃格勒去。把伤兵的伤口包扎好，安置到马车上，送到离这儿大约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滚蛋吧。我们没时间去理会他们。注意，不准虐待俘虏！”
保尔跨上马鞍，转身对战友说：“你听见了吗？他们把我们的同志绞死了，我们却要送他们回老家，还不许虐待俘虏。这哪能做到？”
团政委回过身来，逼视着保尔。保尔听见团政委自言自语，口气坚定地说：“我们可不是白军！工农的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以此引以自豪。工农的国家要求在红军旗帜上不能染下任何污点。”
战斗还在继续。
保尔他们在攻打别尔季切夫时，在城里遭到了顽强地抵抗。
大街小巷都在浴血奋战。敌军用机枪疯狂地扫射着，企图阻止骑兵前进。然而，别尔季切夫还是被红军攻占了，被击溃的敌军纷纷逃窜。
保尔已经完全感觉不到个人的存在，在这些日子里，日日夜夜都在进行着激烈地战斗。他，保尔·柯察金，融合在集体之中，和每个战士一样，仿佛忘记了“我”的存在，脑海里只有“我们”——我们的团，我们的骑兵连，我们的旅。
战争有如狂风暴雨，发展迅猛。每天都有新的进展。
8月19日，在一次战斗中，保尔丢失了军帽。现在，他勒住马停在那儿。前面几个骑兵连已经与敌军的散兵厮杀开了。有个战士从小洼地的灌木丛中飞奔而出，一边向河边冲去，一边高声喊道：
“师长给他们打死了。”
保尔哆嗦了一下。他那英勇的师长，舍身忘己的好同志牺牲了！难以遏止的狂怒袭上保尔的心头。
他使劲用刀背拍了拍已经疲惫不堪、满嘴血沫的坐骑，向厮杀最激烈的地方冲去。
“砍死这帮畜生！砍死他们！”混战之中，甚至看不清对方的模样，保尔挥起军刀，对准穿绿色军服的敌军劈了下去。师长的牺牲，激起了骑兵连战士复仇的烈火、他们同仇敌忾，砍死了整整一个排的敌军。
他们追赶奔跑的敌人，来到一片开阔地带。这时，敌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手榴弹在空中连连炸响，把死亡投向人间。
一片绿光在保尔眼前闪过，耳旁响起一声巨雷，通红的铁块刺进他的头部，保尔只觉得天昏地暗，大地向旁边倾斜，翻了过去。
保尔像稻草似的，翻过战马的头，轻飘飘地从马鞍上倒了下去，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顿时，周围一片漆黑。
昏迷了十三天的柯察金终于恢复了知觉。
年轻的身体不肯离开这个世界，体力正在恢复。这是他的新生，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那么非凡！只是头部沉甸甸的，被困在石膏模子里，不能动弹，他也没有力气移动脑袋，然而，此时的他，身体已经恢复了知觉，手指也能伸曲了，在之前的十几天里，他几次濒临死亡的边缘，似乎无边的黑暗中，有一只红色的章鱼在不断地啃噬着他的生命。仿佛一直在黑暗的深渊里漂浮。医院里的人都认为他能活过来是一个奇迹。
部队医院的医生尼娜坐在四四方方的房间里的小桌边，翻看着厚厚的、淡紫色封皮的日记本，日记本里是她用纤巧的字体写的日记：
1920年8月26日
今天救护车给我们送来了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了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角落里靠窗的病床上。他才十七岁。我拿到了他的病历，病历袋里还放着从他的口袋里找到的各种证件，他姓柯察金，叫保尔。证件有：一个已经磨破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证，编号是967；一个撕破的红军战士证；一张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着：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特此嘉奖；还有一张纸条，显然是他亲笔写的：
“如果我战死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务段钳工阿尔乔姆·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8月19日被弹片击中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医生要给他做全面检查。
8月27日
今天检查了保尔·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击穿，头部右半部麻痹，右眼充血，眼睛肿胀。
阿纳托利为了防止发炎，想摘除他的右眼，不过我劝他，只要有希望消肿，就不要摘除右眼。他同意了。这纯粹是对外貌美观的考虑。他毕竟才十七岁，如果能够恢复生命，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呢？
这个伤员不停地说胡话，辗转不安，必须有人昼夜值班。我在他身上花了许多时间。他是这么年轻，真让人可怜。如果我能做到，我一定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下午下班以后，我在病房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的胡话。有时他的呓语就像清醒时的讲述，从中我了解到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但有时却在狠狠地骂人，那些骂人的话真难听。不知为什么，我听他说那些不堪入耳的粗话时，心里很难过。阿纳托利断言他已经无法救活了。老头儿气呼呼地嘟囔着：“我真不明白，部队怎么能收下这么个孩子？真是岂有此理！”
8月30日
保尔·柯察金现在躺在特护房里，那儿都是一些濒临死亡的人。护理员弗萝夏坐在他的身边，几乎寸步不离。原来，她认识他，他们以前一起做过工。她对这个伤员真是尽心尽力，无微不至！现在连我也感到他已经没救了。
9月2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钟。今天对我来说是个极好的日子。我的病人保尔·柯察金恢复了知觉，活过来了，危险期过去了。最近两天我连家都没回。
此时，我简直无法表达内心的快乐，因为我又救活了一个伤员！在我们病房里又少死了一个人。在我极其劳累的工作中，最大的欢乐就是伤员的康复。他们像孩子一样，对我是那么的依恋。
他们真挚淳朴的友谊，令分别时候的我忍不住要掉眼泪。这好像有点令人发笑，但却是真情一片。
9月10日
今天我替保尔给他的家人写了第一封信。他告诉家人自己只受了一点轻伤，马上就可以痊愈，并会回家看看。他失血太多，脸色像棉球一样白，身体十分虚弱。
9月14日
保尔第一次笑了。他的笑容十分动人、可爱。平时他不苟言笑，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的身体复原之快，令人惊讶。他和弗萝夏是老朋友，经常看见弗萝夏坐在他的床边。显然，她已经向保尔讲过我的情况，当然是过分夸奖了我。因为，每当我走进病房时，他都对我报以浅浅地微笑。昨天，他问我：
“大夫，您的手上怎么这么多的青紫块？”
我没告诉他，这是他昏迷期间拼命抓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9月17日
保尔的额头上的伤口看上去好多了。换药时，他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忍受力令我们这些当医生的难以置信。
通常在换药时，伤病员都会哼哼几声，发发小脾气，保尔却一声不吭。在给他的伤口抹碘酒的时候，他把身体绷得像琴弦一样直，常常疼得快昏过去了，但从不哼一声。
如果保尔发出呻吟声，那一定是他失去了知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为什么能够如此顽强？我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保尔第一次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医院的大阳台上。面对花园，他的眼神里包含着何等的喜悦！他多么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他的脸上还缠着绷带，只露出了一只眼睛。这只眼睛炯炯有神，兴致勃勃看着四周，似乎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
9月26日
今天我被叫到下面接待室去，那儿有两个姑娘找我。其中一个长得十分漂亮。她们想见保尔。这两个姑娘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扬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因为保尔在昏迷中不止一次地喊她。我允许她们进去见他。
10月8日
今天保尔第一次单独在花园里散步了。他不停地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快了。每逢探视日，两个姑娘都来看望他。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保尔从来不呻吟。我问他，他回答说：
“您读一读《牛虻》就知道了。”
10月14日
保尔出院了。我们非常紧密地握手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了，前额上还包扎着。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但表面上看不出来。与这个好同志分手，我心里很难过。
事情是这样的：伤员痊愈了，离开我们了，并且希望不再回来。分别的时候，保尔说：
“还不如左眼瞎掉倒好一些，我现在怎么开枪呀？”
他一心只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以后，最初一段时间住在冬妮亚家里。
他试图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工作。有一次，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市里共青团会议，冬妮亚同意了。在俱乐部里，大伙都穿着褪色的制服和上衣，唯独冬妮亚打扮入时，惹人注目。同志们都把冬妮亚当外人看，冬妮亚也感觉到了，于是，她用轻蔑而带有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这天是保尔和冬妮亚之间友谊破裂的开端。
保尔既痛苦，又惊诧地感到，表面十分牢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
以后几天，每一次见面，每一次谈话，只能让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冷淡。
他俩心里都很清楚：分手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天，他俩双双来到铺满褐色落叶的公园，做最后一次交谈。他们站在栏杆旁，下面是滚滚的第聂伯河，灰暗的流水时时闪出微光；一艘拖轮逆流而行，慢吞吞地从高大雄伟的桥下钻出，它的轮翼缓缓地拍击着水面，后面还拖着两艘大肚子一样的驳船。落日的余辉给四处抹上一层金黄色，映得房屋上的玻璃红彤彤的。
冬妮亚面对余辉，神情忧郁地说：
“难道我们的友谊就像这落日一样要消失了吗？”
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双眉紧锁，轻轻地说：
“冬妮亚，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你当然知道，我以前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仍然可以重新爱你，不过，你要知道，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保尔了，我必须首先属于党，然后才属于你和其他的亲人。”
冬妮亚忧伤地凝望着碧蓝的河水，泪水盈盈。
保尔从侧面看着她那熟悉的面庞和栗色的头发，一股怜悯之情涌上心头。曾几何时，她是那么可爱，那么亲近！
他轻轻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
“把束缚你的一切统统抛开吧！站到我们这边来，让我们一起去消灭那些压迫人的阶级。我们这儿有许多好姑娘，她们和我们一起承受残酷战争的巨大压力，和我们一起忍受种种艰难困苦，你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难道就是为了这些漂亮的衣服吗？你有勇气去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热爱他们的思想。和你分手，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希望你留给我的都是美好的印象。”
他沉默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了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朱赫来签发的命令，他赶紧跑去找这个老水兵。这次见面使保尔和朱赫来都很兴奋。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经被炮弹炸断。他们当场就把工作谈妥了，朱赫来说：
“既然你暂时不能上前线，那我们就一起来消灭反革命吧。明天你就来上班。”
保尔经常头痛难忍，但是他还是走到站台上干他的工作。
有一天，保尔在堆满弹药箱的站台上突然看见了他的老朋友谢廖扎。谢廖扎从站台上跳起来，猛扑在保尔身上，差点把他撞倒，紧紧将他抱住：
“保尔！你这个鬼家伙，我一下子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朋友一时不知该问什么，该说什么。是啊，在分别后的日子里，他们经历了多少事情啊！双方匆忙相互问长问短，可是还没有等到对方回答，自己却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火车轮子已经开始滑动，才松开相互拥抱的胳膊。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才见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已经在慢慢加快速度。谢廖扎怕误了车，他一把抓住车门，立即有几只手接住他，把他拽了进去。保尔站在原地，目送列车渐渐远去。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想起，谢廖扎还不知道他的姐姐瓦利娅已经牺牲的消息，因为谢廖扎离开故乡之后一直没有回去过。保尔沉浸在意外相逢的惊喜之中，竟忘了将这件事告诉他。
“让他安心地走吧，不知道也好。”保尔心里想道。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他与朋友的诀别。这时，谢廖扎正站在车顶上，任凭强劲的秋风迎面扑来。他也没有料到，死神正在前面等候着他。
“坐下来吧，谢廖扎。”车厢里的同志劝他。谢廖扎的军大衣背上有个烧破的窟窿。
“没关系，我和风是老朋友了，让它吹个痛快吧。”谢廖扎笑着回答。
一个星期以后，在第一次战斗中，谢廖扎就永远地倒在秋天的原野上。
远处飞来的一颗流弹击中了他。
流弹使他哆嗦了一下，胸口撕裂般的火辣辣的疼痛，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跨了一步，身体轻轻晃了晃，没有叫喊，只是伸开双臂，像要拥抱这空间一样，然后，将双手紧紧捂在胸前，身体向前倾斜，仿佛跳跃似的，僵硬的身体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他那蔚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望着广阔无垠的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