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陆侃如，原名侃，字衍庐，笔名小璧，1903年11月26日出生于江苏海门三阳镇普新村（现临江新区普明村）。1920年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23年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屈原》。1924年北大毕业后，他考入位于郊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一边撰写第二部学术专著《宋玉》，一边协助梁启超点校整理《桃花扇》。就是这样一位擅长于古籍文献的考据索引的文史专家，却偏偏给后人留下了多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文字记录。
一、悼亡遗作中张冠李戴
1978年10月，因为脑血栓病重住院的陆侃如，躺在病床上写下绝笔之作《忆沅君——沉痛悼念冯沅君同志逝世四周年》。同年12月，还没有摘掉“右派”帽子的陆侃如离开人世，临终前将他和冯沅君的3万元存款连同全部书籍，捐献给山东大学。1979年，《新文学史料》季刊第3期刊登陆侃如的这篇悼亡遗作，其中写道：“沅君是当代杰出的文学家和优秀的教育家，不幸患癌不癒而去世。时光过得真快，转眼已四周年了。”
谈到“沅君表姊吴天的婚姻悲剧”时，陆侃如回忆说：吴天和当时一切地主家的女儿一样，从小就由父母做主，许配给另一地主的儿子牛汉陶。这牛汉陶是个蠢货，天天催逼吴天马上嫁他。吴天坚决反对，就和她母亲发生激烈的冲突。吴天的母亲从封建礼教出发，认为女儿反对婚姻是家门的奇耻大辱，使她家人无脸见人。又因吴天在北京读书时，认识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的同乡王某，两人经常通信，为吴天母亲所知悉，便决心把吴天锁闭在一间小屋里，不许她再到北京上学。吴天又表示坚决反对母亲的压制，便绝食自杀。幸而这时吴天的两个哥哥，刚从美国大学毕业回家，吴天的婚姻斗争得到两位哥哥的支持，向母亲疏通，结果将吴天释放回北京继续上学。——这个插曲就是沅君小说《隔绝》和《隔绝之后》等篇的写作背景。
关于“王某”，陆侃如介绍说，这个人很聪明，学的是物理学，但爱好文学，能写些优美的散文，由鲁迅先生介绍发表在北京各种文艺刊物上，在文艺界有一定的名誉。为了满足“博士迷”的哥哥的要求，沅君劝吴天和王一起参加河南教育厅“官费”留学的考试。只要考上了，就可以出国去搞一个博士头衔。“沅君小说《旅行》所写的，背景就是吴天和王两人从北京坐火车到开封去参加考试。可惜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北洋政府的教育厅的考试是骗人的，尽管吴天和王都是好学生，但几次考试都失败了。”
在1979年10月由东林整理的《“五四”时期的北京女高师》一文中，冯沅君的同班同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程俊英回忆说：“记得罗素来时，在傅铜家开晚会，有罗素的情人勃拉克参加，那天晚上，勃拉克跳拉船舞。因为院子很大，她就在院子里跳。参加会的有冯沅君（冯友兰的妹妹，那时叫冯淑兰）和冯沅君的情人——北大的学生王品青。冯沅君死的时候，她的丈夫陆侃如写了一篇文章，说王品青是冯沅君的一个亲戚的朋友，这是错误的。王品青经常给冯写信，我都看到的。有一次还送她一个玻璃丝的像框子，并说我对你就像这个玻璃丝一样，表示他相思的意思……”
这篇文章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五四”运动与北京女高师》一书，由于发行量较少的缘故，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刊登于《文学报·文学副刊》1991年5月9日的《忆“五四”前后的冯沅君》中，程俊英再一次回忆说：“五四运动爆发了，我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沅君和我参加了北大的罗素研究会、杜威研究会，在社交中，她认识了北大的李品清，经常通信……不久，罗素研究会开晚会，李品清邀请沅君和我参加。罗素和他的情人勃拉克也来了，在余兴时，勃拉克跳拉船舞，年轻貌美，博得热烈掌声。李品清紧跟着沅君，面带笑容，殷勤备至，我也沾了一点光。后来听北大学生说，李学问很好，为人正直朴素，只有一个毛病，好打麻将，常通宵不眠，致身体一天天坏下去。沅君
知道后，就不和他来往。李经此挫折，体益不支，竟忧郁而死。这段罗曼史，同学均知之，陆侃如在《新文学史料》上撰写《回忆录》，说李品清是沅君表妹的情人，实乃张冠李戴。”
程俊英由于年事已高，在口述性质的回忆文章中，一方面据实指出陆侃如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另一方面又把陆侃如所说“沅君表姊吴天”，误记为冯沅君小说中一再出现的表妹；并且把“同学均知之”的王品青误记成为李品清，从而为原本就在以讹传讹的历史叙述，制造了新一轮的误解和混乱。而在事实上，陆侃如早在1928年前后，就已经开始这种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小动作。
1928年2月25日，陆侃如在《卷葹》“再版后记”中写道：“再版所加二篇，《写于母亲走后》曾在《莽原》上发表过（署大琦）。《误点》是作者三年前未完稿，最近方补完的。因风格相近，故附卷末。以上的话本该作者自己向读者说明的。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
这里的大琦，是冯沅君的第一位恋爱对象王品青当年的一个笔名。署名大琦的《写于母亲走后》，主要描述年近30岁的“我”，因为母亲去表妹家，便觉得“可切切实实依靠的、长到老还可以在她面前装小孩的人走了”，一时间“几乎放声大哭”。
陆侃如在此之前替冯沅君编辑整理的《劫灰》小说集中，共收录8篇小说，分别为《劫灰》、《贞妇》、《缘法》、《林先生的信》、《我已有爱神前犯罪了》、《吃饭》、《潜悼》、《Epoch Making》。其中的《我已在爱神面前犯罪了》和《林先生的信》，与《写于母亲走后》一样，是以大琦的署名公开发表的。这三篇小说虽然不能排除冯沅君参与创作的可能性，王品青的主创身份却是不容抹杀的。尤其是《我已在爱神面前犯罪了》和《林先生的信》中叙述一男二女的三角情爱，所采用的分明是男性主人公的男权视角。如果说“秉性疏懒”的冯沅君，把王品青的小说与自己的小说不加区分地交给陆侃如编辑处理，是为了避讳不堪回首的一段情感经历的话；擅长考证的陆侃如没有给出准确说明，便把王品青的小说与冯沅君的小说合在一起结集出版，就在事实上制造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遮蔽掩盖的不良后果。
二、移花接木陈年往事
对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中的相关文字，陆侃如的《忆沅君——沉痛悼念冯沅君同志逝世四周年》中，另有这样一段较为明显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这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北京各大学学生往往上街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的侵略。但女高师校长是一个顽固老官僚，把校门加上一把大锁，不许学生上街游行。沅君第一个搬石头砸碎了这把铁锁，使全体学生能够夺门而出，和北京大学学生会师。这件事，当时的同学们都极称赞。接着她又把《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改编为话剧，来讽刺封建家长的罪行。但到演出时，无人肯演焦母。沅君毅然上台自己扮演这位众矢之敌的反面人物。这件事也得到当时同学们的赞美。这两件事都可说明沅君反封建态度的坚决、勇敢。”
1959年5月4日的上海《文汇报》，刊登有程俊英、罗静轩共同署名的《“五四”运动的回忆点滴》，其中回忆说，女高师国文班第一期的学生们，是在级任教师陈中凡的鼓动下，于5月5日投入五四运动的。6月4日，“当我校同学整队出发游行的时候，看见前面的两扇大铁门，已经用大锁锁上了。大家正在想计策的当儿，忽见钱丞红着脸举手大声地喊：‘可恨的老顽固，等以后和你算账，看你当得成校长！姊妹们，我们从后门走吧！’大家应声的向后转，走到后门，谁知后门也锁得紧紧的。钱丞气极了，用拳头向墙上撞，大家也跟着你一拳我一脚的打，只听得哗啦一声，后面的矮墙角倒下来了。钱丞用两手轻轻的一托，抬下了两扇后门……”
在《忆“五四”前后的冯沅君》中，程俊英回忆说：“‘五四’运动爆发了，我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队伍走到大门口，谁料大门被校长锁上了。同学们高呼，‘身后转，从后门出去！’但后门也锁上了。素负‘大力士’盛名的钱丞用大石头将矮砖墙砸碎，冯沅君和我们一齐欢呼，浩浩荡荡上了街。”
到了《回忆女师大》一文中，程俊英再次强调说，钱丞是“福建人，素有大力士之称，年龄比我们大十岁左右”。由此可知，陆侃如所谓“沅君第一个搬石头砸碎了这把铁锁”，显然有替已经去世的妻子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抢头功的嫌疑。
至于《孔雀东南飞》的剧本，在1922年2月28日出版的《戏剧》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中，是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四年级学生合编”的署名，公开发表的；自然不可能像陆侃如所说的那样，是冯沅君一个人“把《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改编为话剧”的。关于此事，程俊英、罗静轩共同署名的《“五四”运动的回忆点滴》介绍说：“《孔雀东南飞》话剧是‘五四’运动后我级同学的集体创作，以古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为底本，改编为五幕剧。发表在陈大悲主编的《戏剧》杂志上，并借教育部大礼堂公演四天，演员由我级同学担任，冯沅君扮焦母，孙桂丹扮焦仲卿，程俊英扮刘兰芝。剧词缠绵悱恻，许多观众看了都流泪不止。”
一向擅长于文献考据的陆侃如，之所以在绝笔悼亡之作中，如此大胆离奇地违背最低限度的学术规范，替妻子冯沅君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地争功买好，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是自从1967年被以政治反动和生活腐化的罪名收审关押之后，他的晚年生活，基本上是人身依附于享受省部级高干待遇的山东大学副校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冯沅君的。
三、程俊英“常常说过分的话”
像陆侃如这样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在那一代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反而一度成为文化常态。揭发指责陆侃如张冠李戴的程俊英，也同样有过张冠李戴的文字记录。
程俊英、罗静轩共同署名的《“五四”运动的回忆点滴》一文，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公然违背历史事实，把所谓“当时在北大执教的***老师”，奉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说什么“北大的同学是在***老师的影响下成为运动中的主力”。尽管如此，该文并没有把***与《孔雀东南飞》的演出活动联系起来。到了写作于1987年2月的《怀念***老师》中，程俊英却依据李星华发表在1979年《文汇报》上的《青年的良师》一文，把该剧的演出完全归功于***的正确指导：
“1920年，‘女权运动史’课程结束，代替它的是‘伦理学’，李老师在讲课中批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于是，我们便积极行动起来，商讨决定将汉乐府《孔雀东南风》改编为五幕话剧，自编自演，并聘请李老师导演，陈大悲先生协助，搞古装和布景。接着又商量决定演员，李老师说：‘程俊英是全班年纪最小的，性格温柔，合于演兰芝。孙桂丹（斐君）是东北人，带有男性气质，演仲卿。陶玄有办事才能，很泼辣，适合演刘兄。陈定秀身体矮小，带有娇气，演小姑吧。冯淑兰样子很像婆婆，演焦母吧。’说着，大家都哈哈大笑。我们遵循李老师的指导分头编演，于1921年春在我校大礼堂预演，请全体师生及家长观看、批评。是年冬，我级决定到日本考察教育，需要路费，乃借教育部大礼堂公演四天。”
查阅相关资料，***是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接替章士钊的图书馆主任职务的，在教授治校的北大校园里，***当时只是月薪120元大洋的高级职员，《新青年》同人中月薪最低的教授刘半农、周作人的工资待遇是240元。***升任教授是1920年7月8日的事情，他走上讲坛开设唯物观等课程，是同年10月的事情。在五四运动期间，***的影响力远远小于北大及《新青年》同人中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沈尹默、钱玄同、陶孟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作为当年的职业演员和业余戏剧——爱美剧（Amateur）——运动的发起人，陈大悲在戏剧运动方面的造诣远远高过***，无论如何不可能屈尊充当***的导演助理。当年的学生业余戏剧活动，也基本处于不需要正式导演的自娱自乐的尝试阶段。
1921年的***，一方面忙于参与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的索薪罢教运动，一方面又在秘密组建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花费几个月的时间陪着女高师学生排演戏剧的。当年只有10岁的***的女儿李星华，跟随***观看过《孔雀东南风》的演出是有可能的；但是，作为历史当事人的程俊英，仅仅根据一个10岁女童的事后回忆，便要违心地把自己参与的《孔雀东南风》的戏剧演出，纳入***英明领导的正确轨道，无论如何都是对于历史事实不负责的改写虚构。
关于宗莹即程俊英的如此表现，她的同学好友庐隐早在1923年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中，已经给出过一段经典说明：“宗莹在她们里头，是最娇艳的一个，她极喜欢艳妆，也喜欢向人夸耀她的美和她的学识，她常常说过分的话。露沙和她很好，但露沙也极反对她思想的近俗，不过觉得她人很温和，待人很好，时时地牺牲了自己的偏见，来附和她。”
（作者简介：张耀杰，1964年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文史学者，传记作家，书评人。已经出版著作有《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谁谋杀了宋教仁》、《红粉民国：近代中国的女权传奇》、《书香三味：报国书生的模式理想》、《民国底色：政学两界人和事》、《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曹禺：戏里戏外》、《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中国话剧史》等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