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
20世纪初以降，经过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白话文作品逐步成为文学正统。但由于标准音待定，现代作家的作品不免羼杂了许多方言土语。当研读张爱玲的作品时，我们常会留意她对语言的那份异样的敏感。而通过其自述以及亲友的转述，会发现她的身世和经历即语言环境之复杂，又远较常人为甚。
一、母语、国语和上海话
大文豪鲁迅曾经调侃自己说话“南腔北调”。相比之下，张爱玲虽未特意撰文说及，却也曾有过类似表述。晚年的她写过一篇探讨《金瓶梅词话》的文章《“嗄？”？》，透露了一些端倪：“我的上海话本来是半途出家，不是从小会混的。我的母语，是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
人固然是同一个，而语言如流动的河水，随着阅历的增加，人际交往的丰富，口音也会不停变化。母语当指是小时候说的话，那么长大之后呢？
在不同时期与张爱玲发生交集者为数不少，他们的访谈录或回忆录发表后，留存下一些片段和剪影。其中关于张爱玲口音的材料虽一鳞半爪，却也略志鸿泥。
1952年7月，张爱玲离沪赴港，1955年定居美国。1961年10月，在由港去台的美领馆新闻处处长麦加锡牵头下，已是文坛重要人物的张，去台湾寻找写作素材。期间，曾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的大东园酒楼（笔者按：“大东园”之说来自陈若曦。而据白先勇、王祯和的回忆，聚餐地点在西门町“石家饭店”），与《现代文学》杂志同仁张兰熙、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王祯和、戴天及麦加锡夫妇等人一起午餐，双方晤谈多时。不久，张爱玲还由王祯和、陈若曦
陪同，去他家乡花莲及台东旅行。这段台湾之旅，张爱玲留下一篇《重访边城》（英文版A Return to the Frontier，The Reporter，March 28，1963，pp.38-41），而白先勇、王祯和、陈若曦等人以后也分别留有回忆文字。
由于白先勇他们都是作家，同样具备不俗的观察力。将其观感收拢来，也许能描画出关于张爱玲如何说话的大致轮廓。同时，通过分析和玩味其表述的些微不同，也能相互印证，以判断各方说法的可靠性。
在主持人曹可凡的访谈文章《白先勇谈张爱玲》中，白先勇忆及张爱玲的口音：“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
而据王祯和回忆，由花莲到台东之前，张爱玲执意要给他舅舅买见面礼，他们上街路经一家书店，老板碰巧是个上海人，于是，她和老板用国语讲话，讲着讲着就变成上海话了，说了很久。
张爱玲幼时由合肥乡下的保姆带大，后来念私塾，她虽在天津待过六年，但其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未必在当时已练就。1930年十岁时张爱玲才在母亲的干预下，插班进入教会小学（黄氏小学）读六年级。翌年，赴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中学。该校教学以英文、家政和文艺为特色，此外也教国文课。据张的高中国文老师汪宏声在《记张爱玲》里介绍，“圣校”中文部“担任教授的先生，初中以下是师范毕业，年龄在卅以上的中国小姐。”1925年春，经吴稚晖倡议，民国第一所国语师范学校在上海开学，标志着沪上普及普通话（时称“国语”）的滥觞。那些“先生”（即老师）们很可能有人来自国语师范学校，也即自初中起，张爱玲恐怕才开始系统地学说普通话。
正当张就读“圣校”的同一年，由洪深编剧明星电影公司投巨资打造的中国首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沪公映，为使各操方言的演员的对白符合标准，洪深还办了国语培训班。主演胡蝶后来也在回忆录里叹苦经：“这部片子就我自己来说，都费了很大精神，先背台词，然后领会人物感情，还要做到字正腔圆。”众所周知，张爱玲是资深影迷，不仅写影评，以后还参与电影编剧。会不会一方面是耳濡目染，以后也为了适应电影对白的高标准，她的国语发音才逐渐强化并臻于完善，终至“字正腔圆”程度？无独有偶，董桥曾写《怀念柳先生》一文说及张爱玲同时期的学者型作家柳存仁的“国语不是京片子，是标准而动听的老电影对白”；“他说那是早岁多写白话剧本练出来的基本功。”观影学国语，也在一定程度上替张爱玲提高国语水平开启了一扇新窗。
若依常理，张爱玲在上海受教育，并在此成名，上海话应该不成问题。她1944年发表散文《有女同车》，摹写电车上一个“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太太”谈论儿子，用了好些沪语特有的字眼，可谓惟妙惟肖。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里，也提及张喜用一些别致的“上海闲话”，给古文作注。不过，有件事或许知者不多，即张爱玲有一段向旁人学说上海话的经历。1946年，张在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剧。一次，她向同事龚之方提出：“我要向你学习上海话。”龚很诧异，问她：“我们日常不都是说的上海话吗？”她说：“我对上海话研究过，有的词汇以及它的发声，很有魅力；你的一口上海话接近这个标准。”报界闻人龚之方生于浦东，是个老上海。显然，张爱玲会说上海话，但由于“不是从小会混的”，故自认说得不够道地，才要向老上海“取经”。令人好奇的是，究竟上海话里面的哪些发音，张爱玲说不好呢？龚先生没有明示。或许是如浦东说唱般那种难以言传的韵味；抑或是尖团音，别说外乡人不易掌握，就连许多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说不好。这段轶事，很能见微知著：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张爱玲之成为知名的海派作家，也有个过程。亦可见语言学习除了天赋，也离不开平时的勤于交流。
1968年7月，张爱玲在美国坎布里奇市的居所里接受台湾媒体人殷允芃的采访，谈人生，谈文学。言谈间，阅人无数的殷女士发现张爱玲“缓缓的北平话，带着些安徽口音。”此处“北平话”显指国语。与此同时，母语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即便过去那么久，张爱玲的安徽口音痕迹尚存。
1970年9月，毕业于台大外文系的水晶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恰在一年前，张爱玲经陈世骧教授推荐，任职于该校中国研究中心。水晶是个“张迷”，很羡慕朋友王祯和此前与张爱玲、陈若曦等人同游花莲等地的经历。既然有了机会，便鼓足勇气，打电话给张，希望约谈。当时虽然未及晤面，但电话联络间，水晶发现：“她的北京话说得顶道地，想必上海话也是好的。”很可惜，水晶所叙纯属泛泛而论，未提供更多信息。
二、粤语
2006年，由香港演员梁家辉领衔主演的新编舞台剧《倾城之恋》在北京首都剧场演出，当地媒体纷纷报道。当被问及为何选用粤语对白，导演毛俊辉解释道：“张爱玲的语言用粤语说很有味道，这次就算是让观众来体验原汁原味吧。”
而张爱玲的香港朋友邝文美在《我所认识的张爱玲》一文中也钦羡道：“在陌生人面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擅辞令；可遇到只有二三知己时，她就恍如变成另一个人，谈笑风生，妙语如珠，不时说出令人难忘的警句来。”
上述说法兴许会引发疑问，难道张爱玲精通粤语？实际上，虽然在港大上过三年学，但当时的张似乎说不来广东话。“证据”首先见于傅雷（署名迅雨）的名作《论张爱玲的小说》：“她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语上无法积极的标识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这种错乱得可笑的化装，真乃不可思议。”
此前一年，张爱玲已陆续发表多篇香港题材的小说。她在《到底是上海人》中总结道：“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沉香屑，包括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两相对照，不难推论：故事虽发生在香港，但目标读者是上海人，张爱玲不用广东话写小说情有可原。同时是否亦暗示：短暂而又封闭的大学生活没有让她获得太多广东话的听、说实践，因此并未掌握？
2009年2月26日，张爱玲遗稿自传性长篇小说《小团圆》在港首发。3月19日《亚洲周刊》刊登纪念专辑，其中有篇人物专访：《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他为何不销毁宋先生忆及儿时印象：“张爱玲不会说广东话，所以和广东人很隔膜，后来碰到我妈妈是上海人，家庭背景也好，有学养，就成了好朋友。那时我十二岁左右，有印象了，只记得一个高高瘦瘦的女人，不算漂亮，讲上海话，她不会讲广东话，不会和小孩玩，但会在旁边观察你。”
原来，邝文美（即宋以朗之母）是上海人。则前述“二三知己”之间，多半是用上海话交谈的。顺便提一下，《小团圆》前言里张和宋以朗父母在书信中讨论小说如何修改时，以“无赖人”指代“胡兰成”，贬义与否还在其次，首先是两者在上海话里发音绝似。
另外，香港郑树森教授也说张爱玲粤语不灵光，并据宋淇先生生前所告，张在港所编电影剧本的广东对白，皆由宋与本地剧务所改。总之，即便在文章中使用过零星的广东话字眼（如《烬余录》），但留港时间太短，张爱玲终究尚未掌握粤语。
三、英语、日语
前文所涉均为中国话，那么张爱玲的外语又说得如何呢？
缘于在教会学校的读书经历，张爱玲早早地打下了英文基础。据胞弟张子静回忆，姑姑曾告诉他，随便什么英文书，姐姐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在香港大学，张爱玲读了三年英文系，《小团圆》里，主角九莉自称能整本地背诵《失乐园》，此可为张的英文记忆力作注。成名前，她写过英语影评，以后不仅翻译过多部英语小说，还用英文创作并发表过小说。张爱玲的美国知音麦卡锡（即麦加锡，同名异译）曾说：“初读《秧歌》头两章，我大为惊异佩服。我自己写不出那么好的英文。”
张爱玲晚年在洛杉矶的友人林式同《有缘得识张爱玲》也忆及：“我从没有听她说过英语，唯有这次和那房东女儿签约时她得说英语，她的用词造句和我常用的很不一样，丰富而多姿，令我自叹弗如。真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不过，学者刘绍铭的见解却和麦、林氏的迥乎不同。他曾多次著文，指出张爱玲的英文是bookish English（秀才英语）。文章《爱玲五恨》更以林语堂为类比对象，指出：“除了海棠无香鲥鱼多骨外，张爱玲终生抱憾的就是不能像林语堂那样靠英文著作在外国领风骚。”具体到张的英语口语，则说：“她用英文写作，处理口语时，时见力不从心。”刘文陆续发表后，不免因其“毒舌”，引发“张迷”们的绵绵恨意。不过，刘先生所指张爱玲英语口语的不足，似颇能自圆。
此外，张爱玲还能说一些日语。王祯和《在台湾的日子》里述及张爱玲与其母对话：
她会说日语，跟我母亲就用点日语相谈。那时，我的干姐姐要出嫁，就要离开我家，张爱玲听了跟我母亲说：你会比较寂寞。“寂寞”两个字是用日语说的，我一直印象很深。她每天晚上跟母亲道晚安，都是用日语。她说话很慢，很柔，很自然。在散文《烬余录》里，张爱玲述及香港围城期间在大学临时医院当看护。工作之余，跟一个年轻而有些腼腆的俄国人学过日文，说“起初学生黑压压挤满一课堂，渐渐减少了。少得不成模样，他终于赌气不来了，另换了先生”。可以想见，短短的时间里，张爱玲的日语学习主要还是靠的自习，恐怕是谈不上熟练掌握的。
“成也语言，败也语言”。张爱玲一生与语言的不解之缘一再昭示着：语言与生命类似，也是活的。这一论断体现在二者具有相似的反馈机制。即使记忆力再好，也离不开多与人交流，“用进废退”的作用实不容小觑。前期的张爱玲在华语世界爆得大名，其时经常与人交流，语言便如鱼得水，随时保持着鲜活。以后去到英语世界，她因故经常搬家，朋友很少，成了“孤独的局外人”。深居简出，独来独往导致了坏结果：其英语能力便无从进步。
（作者简介：祝淳翔，1973年出生，上海人，主要作品有：《“塔西佗陷阱”的来龙去脉》、《马克思的脚印》、《张爱玲参加过土改吗？》、《张爱玲认祖“公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