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
一、1901：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00年，列强联军从塘沽登陆，长驱直入，聂士成殉国于天津八里台，而后联军直取北京，皇家贵胄、上层官僚一路西遁，朝廷颜面丢尽，自说“西狩”，并敕令一等肃毅伯李鸿章等重臣出面与各国交涉。
1月29日，光绪帝西安流亡先发《罪己诏》，全面承认政治责任，并向全国发布了一份态度鲜明的诏书：变法！这份《变法上谕》可谓态度端正、痛定思痛：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应该说清廷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是深刻的，至少在文件层面承认学习“西政本源”的重要性。
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劝学篇》一直是舆论焦点，集中体现其政治观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中体西用”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共识，正如梁启超所言，此语虽是“张之洞最乐道之”，但已形成“举国以为至言”的局面。而1901年《变法上谕》对“西政本源”的强调已经超越了“中体西用”这一阶段。就连张之洞本人，也必须要进一步接受新的观念洗礼。
清廷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思想变动？
军事失败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咸丰年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所带来的屈辱与败绩同样是惨不忍睹的；甲午年对日战争的一败再败所带来的冲击更是前所未有的。而只有在庚子年之后，清政府才第一次承认此前的改革是“舍其本源，学其皮毛”。
近四十年里，洋务运动建成了一批实力不算弱的官办企业，打造出装备先进的海军。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在社会变革上，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所以，对于清末社会的变革来说，洋务运动不仅仅是一次经济改革的开始，更是开明专制时代的开端。
1898年的戊戌变法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涉及政治制度的变革节点。任何一场政治改革都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即原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将被打破，新的权力分配格局便随之形成，而由谁来领导这场政治改革，就意味着谁将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占据支配地位，因此，改革的领导权便成为权力结构中各种力量争夺的焦点。
这些对于解释慈禧后续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她亲自废止了这次亲西方的变法，结果，开明官僚、士大夫被关了一批，杀了一批，流亡海外一批。顽固派聚拢夺权。
熬了两年后，到了1900年，他们试图利用集愚昧与爱国于一体的义和团站稳脚跟，彻底罢黜光绪皇帝；又逢西方列强蓄意借机干涉，终酿“庚子之祸”。
早在1898年戊戌政变的屠杀、捕拿维新派分子的恐怖气氛中，一道颇为重要的谕旨从深宫中发出：
“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清白乃心，一化新旧之见。凡有建白，但期有稗时局，不得妄意揣摩，挟私攻讦。”
这里已经透露出慈禧戊戌政变后的基本改革思路：冷冻政治变革、优先发展经济。到8月29日，清廷又颁发谕旨，明确指出：“国家振兴庶务，凡有益于国有便于民者，均应随时兴办，以植富强之基。前因商务为当今要图，特谕刘坤一、张之洞就沿江沿海一带先行试办……务期中外流通，确有成效，不得徒师空言，致负朝廷力图振兴至意。”10月25日，清廷准刘坤一所奏，宣布：“农商人等联络群情，考求物产”，“在所不禁”，但不准“妄议时政”——清廷新一阶段的政策方针已经定型。
庚子年之役带来了巨大的民族劫难，也导致政局发生重大改变，顽固派虽在朝中大权独揽，然“人人欲避顽固之名”，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上下呼应的体制内的改革力量。这是政治改革得以开启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一大批极端守旧的王公、亲贵、官僚被杀被幽，顽固势力自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通达实务的南方地方大员在中国北部陷入民族战争兵燹之时，陈兵自保，展示了足以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和处理事变的自主性。当尘埃落定，“圣驾回銮”，开明派人物重新进入王朝中枢已成大势所趋。清政府所面临的局势也更加复杂。
到了1901年1月29日，由慈禧主持的“清末新政”正式开启，虽然新政诏书中死活不承认康梁变法的合法性，实质上倒是又回到了戊戌变法的原点。
二、新政，能落实吗？
应该说，在此后的四五年间，清政府在压力之下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例如改革法律环境、简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大规模公派留学生、彻底废除科举制度、打造新军。以法律改革为例，从1902年5月，清廷开始设立法律修订馆，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其中伍廷芳留学英国，获法学博士学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经由李鸿章幕府法律顾问职进入清政府中央机构。
慈禧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混入前门火车站，在清廷外派的全球考察五大臣的专列上引爆了一颗炸弹。革命与改革的竞赛已经白热化。
这些大臣是在为清帝国的君主立宪事业进行先期考察工作。宪政对于中国，并非偶然间的天外来物。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有大批涉外官员在私人信函和向朝廷递出的奏折中提醒“议会”之重要，那时立宪思想已见端倪。在新政上谕发出之后的1901年6月，立宪主张则由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首先正式提出，倡议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1904年3月24日这一天，清帝国驻外公使孙宝琦（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俄公使）、张德彝（驻英公使）、梁诚（驻美、墨西哥、秘鲁公使）等一致联名电请朝廷宣布立宪，主张“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明定宪法，“先行宣布中外，以固民心，保全邦本”，否则“外侮日逼，民心惊惧相倾、自铤而走险，危机一发，恐非宗社之福”。
驻外公使们的电报给国内的立宪派活动及地方督抚的立宪要求以巨大的声援和支持。孙宝琦还鼓动朝廷重臣端方和张之洞说服朝廷立宪。
同月，参加美国世博会的代表团团长溥伦抵达华盛顿，受到美国总统接见。溥伦在美期间，曾向各地华侨和美国记者表示了自己急图自强、振兴国脉以改变积弱局面的决心。会后，社会舆论对清廷的政治变革寄予了更多希望，也更加严厉地督促清廷采取实际行动，要求溥伦实践对海外华侨所做的诺言：披肝沥胆，向西太后进立宪改革之言，“以启沃两宫，而为改革政体之助动力”。
7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奏请12年之后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请简派亲贵大臣赴各国考察政治。湖南巡抚端方在入朝召见之时，也反复声明实行立宪对国家、对皇室都有大利。
1905年11月，出使美国大臣梁诚、新任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与前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前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前出使德国大臣荫昌、新任出使大臣刘式训、新任出使德国大臣杨晟联合入奏，再一次强调保邦致治、自强富国，非立宪莫属。认为应该实行5年的必要预备期，届时改行君主立宪。因为中国自身体制已经传承千年，实行迥异于传统政治的立宪体制，必须实行三件大事：第一，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使全国人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第二，实行地方自治；第三，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
“法治国家”这样的理念已经在梁启超等人的报刊宣传中得到大范围宣传。慈禧不知道，自己所看到的环球政治考察团所提交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其实是出自梁启超之手。1906年，梁启超已经因戊戌政变被迫流亡海外长达八年之久，但是开明的朝廷重臣却主动联系上他。
清政府第二次派出政治考察团是考察宪政。在日本，达寿在伊东巳代治的引荐下，得到了穗积八束、有贺长雄、太田峰三郎等著名学者的帮助，进呈清廷考察宪政图书五种：《日本宪政史》、《欧美各国宪政史略》、《日本宪法论》、《比较宪法》、《议院说明》。
当然，反对力量很大，满人官员反对宪政改革，理由是立宪“利于汉不利于满”，但是开明的皇族载泽在给慈禧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反驳道：“当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抵御，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至于计较满汉之差缺，竞争权力之多寡，则所见甚至卑鄙”，“不为国家建万年久长之祚，而为满人谋一人一家之私有”，对于包括汉人官僚的反宪政的声音，载泽的分析和反击也是非常有力的：“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到了1908年3月，他在向慈禧谈论新闻媒体对官员的监督作用时，建议“给予新闻出版以完全的自由，使他们能够批评和评论公共事务和政府官员的行为。”
从来不存在没有社会压力、没有民间推动的政府变革。
张謇认为，推动立宪改革首先要争取开明政要的主持。他的吁求得到积极回应，朝廷颁发上谕：“张謇著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1904年5～6月间，张謇与数名地方立宪派名士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起草了一份折稿试一下请求“仿照日本明治变法立誓，先行颁布天下，定为大清帝国宪法。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折稿拟就后，谨慎的张之洞没有立即上奏，他让张謇先了解袁世凯的态度。张謇也认为如能得袁世凯的倡导，对立宪的推进将大为有利，因此与断交了20年之久的袁世凯正式复交。
张謇闻悉商部尚书有赞成立宪之意，认为“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加紧组织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图书分送各方大臣，更以《日本宪法》12册托人秘密送入皇宫。《日本宪法》传入宫中，慈禧阅后，召见大臣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当时在场的朝廷枢臣相顾无言，不知所对，因为在慈禧说“好”之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去读。这一点，展示了极权政治是必然的、宿命的封闭性。
三、极权宿命：疲惫并瓦解
本来疆臣岑春煊进京“入对”慈禧的目的，是为扳倒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这一点牵涉到晚清一次大的权力斗争——丁未政潮，但从他与慈禧的言谈中，确能透露出腐败问题对于清末改革的侵蚀。
岑春煊在京被单独召见四次，慈禧谈到时局日非，不觉泪下。岑说：“近年来亲贵专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臣工纷纷效尤，朝廷纪纲扫地，这一切，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所致。如果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虽欲勉强维持，也终将是挽回无术。”
慈禧初闻此言，非常生气，说：“何至于人心离散？有什么证据，可详细奏明。”
岑答：“天下事，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假如这里有两方御案（办公桌），一好一坏，太后要好的还是要坏的？”
慈禧说：“当然要好的。”
岑答：“这就是人之心理。臣请问：今天中国的政治是好是坏？”
慈禧言：“因为不好才改革。”
岑发问：“那么改革是真还是假？”
慈禧又现怒容，着急说道：“改革还有假的？你这是从何说起？”
岑答：“太后您固然是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来观察，奉行之人，实有蒙蔽朝廷，不认真执行改革的证据。请问太后是否还记得在岔道行宫（按：延庆县八达岭镇岔道村，庚子年慈禧出逃北京路过此处）时，蒙垂信任您问我此仇如何能报？臣当时曾奏云：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太后就立即简授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太后求才之心切。惟此刻距回銮北京已将近七载，学校课本尚未审定齐全，其他更不必问。又前奉上谕，命各省均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争先举办。但创行新政，先须筹款，今日加税，明日加厘，小民苦于搜刮，怨声载道。如真刷新政治，得财用于公家，百姓出钱，尚可原谅一二。可现在政治不但不能刷新，反较从前更加腐败。从前卖官鬻缺，尚是小的；现在动不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都可以用钱买到。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所以我说改革是假的。另外，太后您知道出洋留学生有多少吗？”
慈禧说：“我听说到赴东洋的留学生已有七八千，去西洋的还不知道详细数字，想必也应该有几千人。”
岑答：“臣听说的，也是这个数字。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士心所向，民皆从之也。不过数年之后，他们就都要毕业回国，回国后眼见政治腐败如此，彼辈必声言改革。一倡百和，处处与政府为难，那便是人心离散之时啊。现实已到这种地步了，臣实在不敢再说了。”据岑春煊自己回忆，他说着说着就开始失声痛哭起来。
慈禧开始哭：“我久不闻汝言，政事败坏如此。你可以问问皇上，现在召对臣工，不论大小，甚至连县官也时常召见，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语以求激发天良，要求他们认真办事？万不料全无感动！”
慈禧最在意的当然是“大清基业”，她被干扰得寝食俱废，竟然对人说：“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有理由相信，她面对变局的困顿乏力与她对权力的炙热一样，是发自内心的。到1911年新年之后，虽然当年的拜年话首选仍是“恭喜发财”，但历史已经进入真正的大转折，各地革命此起彼伏，这一年，在张之洞一手打造的湖北新军里，爆发了武昌起义。
清末改革最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为根本的是，它的新政变革错过了最佳时机，各种矛盾到达一触即发之地步，不要说慈禧与继任者载沣频频失策，无论他们再真诚、再让步，改革也不可能朝着既定的方向推进，因为清政府在前六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给中华民族复兴的机遇，以革命党为首的激烈反对派便不可能再给它存续的机会。实际上，清王朝本来可以更加从容些，但是，在六十年期间，它却一次又一次拱手将历史的机遇还给历史本身，亲手把革命的怒火在千百万准革命者的胸腔中点燃。
（作者简介：李刚，1983年出生，河南郑州人，主要作品有《犁与刀：百年中日问题忧思录》、《清末新政始末》、《辛亥往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