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敬
自李宗仁1949年1月21日代理总统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形势稳定了三个月，但随后急剧恶化。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启动渡江作战，国民党迁都广州；5月27日，上海失守；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2月8日，“行政院长”阎锡山决定将“中央政府”迁离大陆，从此，台北成为国民党政权继广州、重庆后的第三个临时首都。12月10日，蒋介石于凤凰山机场注视着满山敌军的逼近而黯然飞离成都，驻节台北。1950年3月27日，西康省西昌失守，标志着国军在大陆成建制军事抵抗的崩溃，自此开启了国民党孤守金、马、台、澎地区的历史新页。
在此风雨飘摇、内外失控的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复行视事。正于此时，台湾侦破了赫赫有名的“吴石案”，台北政府不仅逮捕了国民党军中官阶最高的大陆间谍，还系统地摧毁了中共台湾省机关组织，至少将情报颓势做了扭转，同时震慑了解放军攻台的战术决心。关于这段历史，学界一般均以“马场町的白色恐怖”视之，据说当时“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乃至“宁可错杀三千，绝不留情一个”。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却很少有人详辨真伪，往往囿于成见，人云亦云。史料的缺乏也是个问题，就吴石案而言，目前可作参考的原始档案尚未解密，而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和回忆录只有以下几项：
1.李资生，案情实录，香港《新闻天地》，1950年；
2.吴仲禧，写于1983年的回忆录，《广东文史资料选辑》73辑，1993年；
3.谷正文，口述回忆录，台北《独家报导》周刊连载，1993—1995年。
但资料之间抵牾很多，比如吴石案经办人谷正文就对上述另一经办人的文章诸多不满，认为“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自述应属可信外，关于承办此案李资生所述各节与事实颇有出入”。他甚至觉得记录者对自己的口述实录也“多有遗漏、偏差”，这也导致了目前媒体上的相关介绍舛误颇多，莫衷一是。虽然如此，此案基本脉络还是有据可查、基本清晰的。笔者将不揣鄙陋，将有关可考事迹记录如下，权当引玉，请掌握更详细资料的读者多加指正。
一、国民党退守台湾初期的窘境
蒋介石复职以后，虽然美援还是不来，却也逐渐人心安定，意志凝聚。及至6月27日因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移防台湾海峡，国府和国民党的军政危机才真正解除，得有余力进行党内大规模组织改造和国内民生经济建设。当然，由于第七舰队的任务之一是“禁止国民党军队以台湾、澎湖为基地进攻中国大陆”，这完全阻止了蒋介石“反攻复国”的想象，但至少美蒋关系开始复苏，台北重新成为了华府的战略盟友，这对国民党维系所谓的“法统”和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不无益处。但于此之前，台湾的处境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考察：
首先，是国内政治人心的总体崩溃。1949年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因其根据地广西失守，便声称“胃病宿疾突发，便血不止”而经香港“赴美就医”。其时滇黔川康渝尚算完整，但李的擅离职守导致最高军事指挥系统被从根破坏，而基于“宪法”第三十六条“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的规定，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中正又无法指挥军队，导致国军内部无政府状态加速恶化。这不仅使得大西南防线因高官陆续“起义”而迅速瓦解，台湾也是危疑震撼、人心思变，中下层知识分子和部分军政官员基本失去了对于国府的信心和期望。
时人回忆道：“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二八事件发生，台湾民间开始产生一种台独思想。因为既然日本人不好，中国人也不好，那么最好的出路便是台湾独立，不受日本人管，也不受中国人管。但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国民党在大陆上节节败退……此时台湾同胞有了第二次觉悟，……对于台湾的未来重新燃起希望，将希望寄托于大陆共产党，期待共产党来解放台湾。”更有甚者，“当时有些海边地方，台湾人民的心理都已准备好，把村庄里的牛车都暗中编好列队，一待共军攻台登陆时，即列队驰往海边，帮助共军接应运输。有的工厂工人也暗藏武器，准备国军败退，要来焚烧破坏工厂时，可以保护工厂。还有的军官信心动摇，便私下准备了便服，以便共产党攻台时换下军服乔装老百姓”。其次，是战略军事压力的日渐强大。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他说中共“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以及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用以解放台湾，斯大林为此同意提供两百架歼击机和八十架轰炸机。但是由于金门和登步岛的战败，北京当局调整了战略布局，希望苏联直接介入和国民党军的战争。12月16日，在莫斯科谈判的毛当面请示斯大林，“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协助迅速夺取台湾”，斯大林在“不给美国人进行干涉的口实”的前提下批准了这一请求。北京此时还得到1.5亿美元的苏联海军设备援助，并通过莫斯科向伦敦定制了两艘七千吨级巡洋舰、五艘驱逐舰和四艘扫雷舰。
第三，是国际地缘环境的持续恶化。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政府发布了外交问题白皮书《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特别着重1944—1949年之一时期》，虽然其代表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惨遭一个以外国帝国主义利益为前提之政党所压制”，但仍是坚持其于2月24日宣示的“森林初崩，尘埃未定，对华政策，尚宜稍待”的基本方针，对中国现状不闻不问。为了殖民地香港的利益，英国同样厌弃国民党，12月8日，该国大使弗兰克斯向美国政府抱怨，认为他们不应该重新援蒋，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打消了他的疑虑，不仅否认了可能的援蒋计划，还对英国解释道：“福摩萨（即台湾——引者注）在战略上并不十分重要，美国不想动用军事力量阻止其落入共产党手中”。
蒋介石复职前后，还面临着一个很严峻的课题——岛内情报机关的涣散。自从1949年初蒋氏下野以后，南京的国防情报机关遭到整肃，“原保密局即被代总统李宗仁依法解编，另由徐志道成立一个为数七十五人的小型保密局。不过除了少数人拿了编遣费回家自谋生路之外，大约有三千名同僚并不愿离开原工作单位”，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地下保密局”。自然，在经济待遇方面，这些情报员也遭到了很大的困窘，根据当时保密局特勤组上校组长谷正文的回忆，“而在这段地下化期间，政府根本没有编列预算，因此，从2月至8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三千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腌黄豆过下来了”。俗话说“皇帝不差饿兵”，这支秘密情报部队的战斗力之低落就可想而知了。
二、从《光明报》到“吴石案”
然而，就是这些吃着“白米饭配醃黄豆”的国民党特务破获了迄今为止国军内部层级最高、影响最大的间谍案——“吴石案”，这要从1949年7月中旬说起。此时台北、基隆的大中学生之间流传的《光明报》引起了台湾省政府的注意，这份“极尽嘲弄国民党之能事的公开刊物”的广泛传播“证明了共产党在台的秘密活动极为活跃”，因此省主席陈诚决定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