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鹏远
民国时期，中国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逐渐转型。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国家的社会结构、价值体系、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医疗教育、生活器物、语言词汇等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张爱玲曾在《沉香屑·第二炉香》写道：“整个世界像一个蛀空的牙齿，麻木木的，倒也不觉得什么，只是风来的时候，隐隐的有一点酸痛”。此时的中国，仿佛这蛀空的牙齿，麻木木的。但它面临的何止是“一点酸痛”那么简单呢？此时吹来的风，是强大的西风。它迫使中国面临社会转型时所带来的剧痛。社会各阶层的种种事物，都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而这种变化，也能从女性脚下穿的高跟鞋看出来。
1917年，蒋梦麟回忆自己离美返国，在回到上海时，看到上海街头高跟鞋的流行景象：
“到处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当你听到人行道上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时，就能知道年轻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大不相同了。过去的羞怯之态已不复存在，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从前女人是缠足的，天足运动是中国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进展始终很慢。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的原因，因为女人们看到穿起高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愿意再把她们女儿的足硬挤到绣花鞋里了。”
蒋梦麟是留美派，思维新潮，受西化影响颇深，其回忆录就径直名曰《西潮》，自然对国内接受外来的高跟鞋持有欢迎的态度。他甚至认为是高跟鞋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仿佛高跟鞋是天足的解放者一般。但远在长沙的黄醒的态度则明显不同。在1919年9月22日的《体育周报》上，他曾以“脚的解放运动”为题，谈到中西的女足其实都有解放的必要。在写到西式女鞋时，黄醒说：
“外国女子的脚，又怎样呢？也可以看他的鞋子了；他们的鞋子也很尖，也很瘦；甚至一位大胖子也穿很尖很瘦的鞋子；若是用比例尺将西洋肥胖女子同中国女子比算起来，恐怕她那脚也同三寸金莲一样。……在我眼中见过的人，无论何种国的，我都觉得她那脚有解放的必要。”
此文虽没有明文提及“高跟鞋”，仅用“西女鞋”泛而言之。但当期报纸登出中、日及西洋鞋式之图片，图片中西女鞋则明显为高跟鞋。可见在蒋梦麟眼中为天足“解放者”的高跟鞋，在黄醒的眼中恰恰是天足的“束缚者”，与“三寸金莲”无异。可见当时人们对高跟鞋的复杂感情。
这种复杂感情，到二、三十年代仍在持续。一方面是留洋的新女性、大都市的摩登女郎开始穿上华丽的旗袍、美丽的高跟鞋，在街头招摇、吸引眼球；而另外一方面，是知识界对于高跟鞋的警醒与反思。那时有很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对于高跟鞋并不认同，最常见的指责就是像前文提及的黄醒一样，将高跟鞋比附于中国古代“缠足”的恶习，对之进行口诛笔伐。比如1921年9月《妇女杂志》所载的《女子服装的改良（二）》一文就对女性的衣、裙、冠、履提出了改良的意见，其中关于“履”这一条，作者羆士写道：
“近来妇女，喜穿西装之履，窃以为非善策也。盖西装之履，其头既锐，其底复窄，且后踵又过高。夫头锐，则御之者足趾过于挤逼，致有生胝之弊；底窄，则横迫足部，有碍血脉流通；踵高，则足部重心力不能均平，趾部受压过甚；三者皆非卫生之道。故欧西生理学家，力劝人勿用此种履，至比之于中国之缠足，非苛论也。吾国女子，近始脱离缠足之苦，乃甘作第二次别派之缠足乎？”（46页）
此时，作者还只用“西装之履”，没有直称“高跟鞋”，文章写得半文不白，仿佛胡适说自己的新诗是“放大了的小脚”。羆士对高跟鞋的态度，虽以反问方式表达，然亦非常明显，即高跟鞋不过是“第二次别派之缠足”。1924年第10卷4号的《妇女杂志》则有人直接劝告女士们“袜子不一定用丝，鞋不要高跟，最好自己做的，因为皮底的不如布底的好”。这篇文章，作者用了“高跟”一词，简单地说出皮底鞋不如布底的好。
但无论是这些知识人说高跟鞋如缠足一般恐怖也好，或直接进行实物比较，证明高跟鞋不如布鞋舒服也罢，西化的大潮毕竟已经全面侵袭而来，这浪潮将《体育周报》、《妇女杂志》专栏作者们的微言大义、正言劝告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逐渐为人们忘记。有人在描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女学生时就说：
“女学生，朴素诚实的，固不能抹煞，而妖冶玩艳的实居大多数。她们上课走读，稍微差些；如果遇着星期日或放假的时候，出街便打扮得光怪陆离，短其袖，高其裤脚，窄其腰，高其鞋，还不算怎么一回事，那几十块钱一件的衣，几十块钱一套的嵌衣边的裙，几十块一对的鞋，她们还不觉得怎么贵。”
从此段文字可见当时高跟鞋之流行程度，也可见专栏作家文字劝告的效果之差了。难怪到了1924年，还有人犹如推石头上高山的西西弗斯，继续在《妇女杂志》第10卷第5号上发表文章，对知识阶级的妇女们提要求说：
“你们最好把你们自身来做个社会改革的模范，实行人格的感化，再用口头来宣传。这样对于风俗的改良，坏嗜好的废除，不会不见功效的，否则，你们口头上尽说着，实际上对服装方面却天天趋于奢华艳丽，那么你们即使嘴巴说破，什么服装朴素，耳环不应穿，铅粉不应涂，高底鞋不应着，都是丝毫无用的；非特无用，且一律模仿你们的。”
但说教式的劝说似乎还是无效，知识女性们也如广州那些女学生一样，开始穿着高跟鞋招摇过市，而爱美的女士们也开始竞相模仿。而这一模仿，就真的模仿开了。高跟鞋的脚步声开始响彻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的寻常陌巷之间、石榴裙之下。笔者曾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第二十四辑中看到过一帧身着婚礼服的冰心的照片。照片上冰心所穿的那双白色的高跟鞋给人印象尤深。冰心曾回忆：“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三十四元【1】。”从高跟鞋，到蛋糕、咖啡，我们已经看到了1929年中国知识圈内的西化痕迹。而知识女性、女作家张爱玲就曾在《童言无忌》一文中用更加直白的口吻写道：“十岁我要穿高跟
鞋”。张爱玲十岁时是1930年，正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开始。这一句简单的欲望，无疑也代表着中国正在逐步地转型。
知识人看到自己文章的良苦用心仿佛春风过驴耳，完全起不到作用，这让他们颇为担忧。于是一些知识人又开始在《东方杂志》重新地“苦口婆心”，提醒着人们高跟鞋的坏处了。1931年第17卷第5号的《妇女杂志》就有李一粟的专文“从金莲说至高跟鞋”，他写道：“我以为穿高跟鞋，根本就是变态的缠足。缠足固然要反对，高跟鞋更不应让它有存在的余地。”看这“更不应让它有存在余地”的口气，仿佛高跟鞋是魔鬼撒旦，最好直接打入阿鼻地狱，永不复生为妙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同样在刚才张爱玲的“呐喊”中），我们已经看不到类似于“西女鞋”、“西装之履”、“高其底”或“高底鞋”这样的词汇了，我们看到的是“高跟鞋”三个字。
1934年10月《东方杂志》第31卷第19号一位名为“克士”的作者也在杂志上撰文“关于妇女的装束”，文中写道：
“不久以前，中国多数女人就都有缠足的，穿着尖小的鞋子。行走时扶墙摸壁，走不动。如果把它当作刑罚看，大概不是很轻的刑罚吧？现在这种‘恶习’是渐渐的去掉了，但是那‘瘾’还没有戒除，穿西洋的高跟鞋子来代替。”
此文作者态度相对平和，不再反问“乃甘作第二次别派之缠足乎”这样的问题，而是直接用不无揶揄的口吻说，中国女性的缠足“瘾”还没有戒除，虽然已经放了天足，但却又用高跟鞋来替代。
同一期《东方杂志》还有一篇赵竹光先生撰写的“高跟鞋对于妇女健康之影响”。赵先生从生理医疗的角度论及了高跟鞋的危害。他在文中评论道：
每次当我在马路上见着那些穿着高跟鞋“步履维艰”的女子在跑着路的时候，往往使我联想起从前女子缠脚的悲剧来。因为我的先母是缠过脚的，所以她在我少时就把其苦处告诉我。现在缠脚之恶习是没有了，但好好的一对脚而套上一对畸形的鞋——高跟鞋，其对于一个人的身体健全之影响，虽无缠脚之甚，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又看到了缠足与高跟鞋的比较。当然，这种比附，并非是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因为西洋人也会“心理悠同”地由缠足的小脚联想到高跟鞋。被迫向乾隆行“单腿下跪”礼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早就曾回忆道：
中国将女人较小的脚趾挤压放入婴儿鞋中，此种习俗极其扭曲变态，吾人绝无为此种习俗辩解之意。然而，被世俗时尚所扭曲、蒙蔽者甚伙，就连在贫苦阶级之上的中国绅士们，亦将此视为女性之成就，不可或缺。不管怎样，或许我们西方人也不能免于类似的愚昧。虽然我们还没有像中国人那样走极端，但我们自己也是这类事物的崇拜者：绷紧的鞋子、高跟鞋子以及笨重的鞋扣。如果说这样没有使淑女们的脚致残，但它们也受压迫甚多。而这种压迫，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
没想到马戛尔尼这西方的大老爷们儿看到中国女人们的小脚，一方面是斥责，一方面却也能想起西方女士们的高歌鞋来反思一番。但西方女士们可没想这么多。长沙雅礼护校的美国校长何爱德，就曾回忆自己1936年的业余生活，是乘坐着湘江的划子，到江中的橘洲岛的俱乐部进行社交生活，她回忆当时“穿着长长的晚礼服到橘洲岛的俱乐部可决非易事。所有的女性都是穿着平底鞋，然后将高跟鞋放在包里。抵达‘万国俱乐部’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坐下来换鞋”。
反正无论知识界如何地反思、反问，怎么样地从恶俗、生理卫生去解释高跟鞋的种种坏处，高跟鞋伴随着西方的娱乐生活，伴随着电影、舞厅，势不可挡地进入了中国的市民生活。就连知识界的妇女们也开始从善（或从恶？）如流地接受了高跟鞋。同时，有学者指出旗袍与高跟鞋的关系：“从30年代起，无论是穿中式旗袍，还是西式长裙的女性，脚上无一例外都是一双高跟鞋。这可是从当时的月份牌广告，或影刊画报上的美女倩影中得到的证明”。正是因为高跟鞋在三十年代的风靡，于是便有张爱玲们开始“童言无忌”地大叫“我要穿高跟鞋”；于是，新感觉派的穆时英也开始大胆地描写咖啡厅、舞厅。他在《上海的狐步舞》里就如此写道：“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飘荡的袍角，飘荡的裙子，当中是一片光滑的地板。”而这个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鞋跟”显然不会是布鞋的。
当年的知识女性，显然也同留洋、西化、摩登、新思想等关键词有着种种联系与联想，如前文提到的“海归”女作家冰心。前文还提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妇女杂志》有文章反问当时的女性“乃甘作第二次别派之缠足乎”？著名学者季羡林或许没有读到过这篇文章，也没有责任帮助女性回答这篇文章。但他的一段回忆却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最鲜活的答案。彼时他还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读书，国文老师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胡也频的夫人、著名女作家丁玲也因为胡的原因来到了济南。季老回忆：
济南那个路，跟上海比不了——不平。特别是（山东省立）高中，外边是下坡，垫着石子。丁玲（那时）穿着高跟鞋，身体挺胖的，（走路不方便），结果胡也频成了她的手杖了。没有胡也频帮她，她走不了路。
显然，身体肥胖、小心走着坡路的丁玲，要注意脚下的低洼不平的道路，无暇去看《妇女杂志》这篇文章，也没有心思去回答作者羆士提出的问题，也更不会去想有没有模仿她了。另外，值得提一句的是，民国时代的男士流行戴毡帽、手持文明杖，季羡林无意识的比喻，却散发着时代的气息。丁玲女士不用像男人那样手持“文明杖”，因为胡也频就是她的“文明杖”了。
如果“以老公为文明杖”的丁玲，看起来似乎略为夸张、颇有些兴师动众，那相比起民国名媛林徽因来，则又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林徽因患肺病，在香山疗养，徐志摩常去看望。林徽因的堂弟林宣曾回忆：“林徽因很在意穿着的高雅，形体的优美，就连在香山上养病，也还是穿高跟鞋。……穿高跟鞋，上坡容易下坡难。走下坡时，就常由他和徐志摩左右搀扶托举着下来。”
看来，丁玲也好，林徽因也罢，这些民国时代的新女性们，都颇热衷于西式的高跟鞋。她们深信“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在舒适和魅力中间选择了后者。难怪有人笑言，昔日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便能撬动整个地球”，对女人来说，这个支点便是高跟鞋那一方小小的高跟。当然，看待任何事物都需要有辩证的眼光，高跟鞋虽美，让男人们拜倒在石榴裙下，但穿戴过多，也容易损害健康。然而，高跟鞋既非民国一些知识分子所言的裹小脚的酷刑，也非现代广告所宣传的，或现代女性们所想象的征服男人的工具。说它对于身体健康不利，或有一定的道理，却没有必要将其妖魔化成缠足的工具，好比糖果味道甜美，但多吃也有让人肥胖、患糖尿病等不利因素，但我们也绝不会说糖果就是慢性毒药一般。高跟鞋只不过为女性提供了多一种的装饰选择。在传统社会朝现代社会转型中，必然会产生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与选择，高跟鞋不过是众多鞋子种类之一，穿与不穿，应该取决于女性自身的选择，而非言语或道德上的恫吓或劝告。
（作者简介：于鹏远，湖南长沙人，硕士，供职于湖南广电，文史爱好者。近期将与陈先枢合作出版《外国人眼中的老长沙》专著。）
【1】见“我的老伴吴文藻”，《冰心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