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明天就会是个近卫军上尉。”
“没那个必要；让他先在军中混混。”
“说得好！就让他去受受苦……
……
但他的父亲是谁？”
——克尼亚什宁
我的父亲安德列·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年轻时在米尼希伯爵的手下从过军，后在一七××年以中校衔退役。此后，他一直住在位于辛比尔斯克的田庄里，在那儿和当地一位穷贵族的女儿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Ю结了婚。我们家共有过九个孩子。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很小时就夭折了。
当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蒙我们家的近亲、近卫军少校Б公爵的关照，以中士衔在谢苗诺夫军团里注了册。如果母亲生下的不幸是个女儿的话，父亲就得去宣布那个不曾出现过的中士的死亡，这样也就能把事情给了结了。在我的学业完成之前，我一直算是在休假。那时，我们接受的不是现在这样的教育。五岁起，我就被交到了马夫萨维里奇的手上，他由于行为检点而被指定为我的男仆。在他的监督下，我十二岁便认识了俄国文字，并能相当准确地判断一只猎狗的特性。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又为我雇了一个法国人，这位波普列先生是被与够吃一年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一同从莫斯科订购来的。萨维里奇非常不喜欢他的到来。“谢天谢地，”他独自嘟囔道，“瞧这孩子干干净净的，吃得也好。干吗要花多余的钱去请这么个先生，好像自家的人都不顶用了似的！”
波普列在法国原是个理发匠，后来去普鲁士当了兵，后来又来到了俄国，pour etre outchitel，虽说他对“教师”这个词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他是一个好小伙子，但却极端轻浮、放荡。他的一个主要的弱点就是对女性的热情；他经常由于自己的柔情而碰壁，碰壁之后便整日整夜地唉声叹气。除此之外，他也不是酒瓶的敌人（照他自己的说法），也就是说，爱多喝几杯（照俄国的说法）。但是，由于我们家只在午饭时才给酒喝，而且只给一小杯，再加上给教师的酒又通常是漏斟的，所以，我的波普列很快就习惯了俄国的露酒，甚至开始认为俄国露酒比他们国家的葡萄酒更好喝，对胃更有好处。我们很快就厮混熟了，虽然，按照合同，他必须给我讲授法文、德文及所有的学科，但他却认为尽快在我这里学会用俄语聊天要更好一些，——在此之后，我们两人便各行其是了。我们很投机地生活在一起。我不希望别样的老师。但是不久，命运就将我们分开了。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胖胖的、麻脸的洗衣姑娘巴拉什卡和瞎了一只眼睛的放牛姑娘阿库尼卡不约而同地跪到了母亲面前，承认自己有软弱的罪过，并痛哭着控诉说，那位先生利用她们的无知诱惑了她们。母亲认为这事可不是儿戏，就告诉了父亲。父亲的处理很简洁。他当即派人去叫那个法国流氓。仆人回答说，先生正在给我上课。父亲便来到我的房间。这时，波普列正躺在床上做着悠然的梦。我则在忙我自己的事。需要说明一下，家人曾从莫斯科为我订购来一张地图。这地图毫无用处地挂在墙上，那又宽又好的纸张早就被我看上了。我决定用它来做个风筝，此时，趁波普列在睡觉，我便干起了这件事。父亲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往好望角上接一根薄树皮做的风筝尾巴。看见我在做这样的地理练习，父亲便揪了我的耳朵，然后又奔向波普列，很不客气地叫醒了他，抛过一阵责备。波普列惊慌失措之中想要坐起身来，可是他起不来：这个不幸的法国人喝得烂醉。新账旧账要一块算了。父亲抓着他的衣领把他从床上提了起来，推出门外，当天便把他赶出了院门，这使得萨维里奇无比地高兴。我的教育也就这样结束了。
我过起了纨绔少年的生活，整日里追追鸽子，和仆人的孩子们玩玩跳背游戏。不知不觉，我就过了十六岁。这时，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秋天里的一天，母亲在客厅里熬蜜饯，我在贪婪地盯着沸腾的糖浆。父亲坐在窗边读他每年都能得到一份的《宫廷年鉴》。这本书总是能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他每次读它，都要带着一种特别的参与劲儿，而且，这种阅读总要引发他惊人的恼怒。母亲深知他的这个脾气，所以总想把这本倒霉的书藏得远远的，于是，他有时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这本《宫廷年鉴》。然而，一旦他偶尔找到这本书，便会一连几个小时也不撒手。这天，父亲就在读着《宫廷年鉴》，还不时耸耸肩，低声嘟囔道：“陆军中将！……他那时在我们连里只是个中士！……两枚俄国勋章的获得者！……难道我们早不就……”最后，父亲把《宫廷年鉴》摔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这副深思状可决不是什么好兆头。
突然，他转身问母亲道：“阿夫多季娅·瓦西里耶夫娜，彼得鲁沙多大了？”
“已经十七了，”母亲回答说，“彼得鲁沙出世那年，就是娜斯塔西娅·加拉西莫夫娜姑妈瞎了一只眼的那一年，当时还……”
“好，”父亲打断母亲的话头，“该让他去从军了；和姑娘们追打，掏鸽子窝，他也该玩够了。”
很快就要和我离别的念头，吓着了母亲，她惊得连勺子都掉进了锅里，泪水在她的脸上流淌。我却和她相反，喜悦的心情简直难以言表。在我的心中，服役的概念是和自由的概念、和彼得堡自在生活的概念融会在一起的。我把自己想象为一位近卫军的军官，我认为，那便是人类幸福的顶峰。
父亲既不喜欢改变主意，也不喜欢拖延实施自己的主意。我的出发日已定了下来。离家的前一天晚上，父亲说他想给我未来的首长写一封信，并吩咐拿笔和纸来。
“别忘了，安德列·彼得罗维奇，”母亲说，“替我向Б公爵问好；你就说，我希望他多多关照彼得鲁沙。”
“你胡扯些什么！”父亲皱着眉头说。“我干吗要给Б公爵写信？”
“你不是说你要给彼得鲁沙的首长写信吗？”
“是又怎么啦？”
“彼得鲁沙的首长就是Б公爵嘛。彼得鲁沙就是在谢苗诺夫军团注的册呀。”
“注册？他注没注册与我什么相干？彼得鲁沙要去的不是彼得堡。在彼得堡服役，他能学到什么？去学习挥霍、浪荡？不，要让他到军队中去吃吃苦，闻闻火药味，那样才能成为一个士兵，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近卫军里注了册！他的证件在哪里？拿来我看看。”
母亲从她的箱子里找出了我的证件，那证件和我受洗时穿的褂子放在一起。母亲用颤抖的手把证件交给了父亲。父亲认真地读了那证件，然后把它摆在面前的桌子上，开始写起他的信来。
好奇心在折磨着我：如果不去彼得堡，那么将把我派到哪里去呢？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那杆移动得相当缓慢的笔。终于，他写完了信，他把信和证件一同封在一个信封里，然后摘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道：“为你写的这封信，是写给安德列·卡尔罗维奇·P的，他是我的老战友、老朋友。你去奥伦堡吧，就在他的部下服役。”
这样一来，我所有那些辉煌的希望全都成了泡影！等待我的，将不是欢乐的彼得堡生活，而是荒凉、遥远之地那无聊的戍边生活。一分钟前我还满怀喜悦地设想着的从军，此时却让我觉得是深重的不幸了。但是，争辩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第二天早晨，一辆有篷马车驶到了台阶前；一只箱子、一个装着茶具的食品箱和几个装着面包和馅饼的袋子被放到了车上，这些东西是家庭宠爱最后的标志。父亲对我说道：“再见，彼得。你对谁宣了誓，就要忠诚地为他服务：要听首长的话；但别去讨好他们；不要去抢什么差事；也不要推卸任务；你只要记住这样一句谚语：衣服要趁新珍惜，名誉要从小爱护。”母亲含着泪嘱咐我注重身体，并要萨维里奇好好照看好孩子。家人给我穿了一件兔皮袄，外面又披了一件狐皮大衣。我和萨维里奇坐上马车出发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当天夜里，我就到了辛比尔斯克，我要在这里过一天，以便买些要用的东西。买东西的事托萨维里奇去办了，我留在旅馆里。萨维里奇一大早就去了商店。看厌了窗外那条肮脏的胡同，我便在各个房间里串了起来。走进台球房，我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老爷，他三十五岁左右，蓄着长长的黑色唇须，身披一件长衫，手里握一根台球杆，嘴里咬着烟斗。他在和一个服务员玩球，那位服务员如果赢了，就能喝上一盅酒，如果输了，就必须四肢着地钻过台球桌。我看起他们的游戏来。随着游戏的延续，钻桌子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服务员终于瘫在了台球桌下。那老爷向服务员说了几句类似悼词的尖刻话语，然后就邀我来一盘。我因为不会玩而拒绝了。看来，这使他感到很奇怪。他看了我一眼，似乎很遗憾；但是，我们还是交谈起来。我得知，他名叫伊万·伊万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上尉，他来辛比尔斯克是为了召募新兵，就住在这家旅馆里。祖林邀请我和他一起随便地吃顿午饭，就像士兵那样。我愉快地同意了。我们坐到了餐桌旁。祖林喝了很多酒，也劝我喝，并说道，必须习惯于军旅作风；他给我讲了许多军中的艳闻奇事，逗得我差点笑破肚皮，离开餐桌时，我们已经完全是朋友了。这时，他提议要教我玩台球。“玩台球，”他说道。“对我们军人弟兄来说可是少不了的。比如说，你行军来到一个小地方，你干什么好呢？又不能老是去揍犹太人。没办法，你只能去旅馆里玩玩台球；因此，必须学会打台球！”我完全被他说服了，便一心一意地学了起来。祖林高声地夸奖着我，对我的飞速进步惊叹不已，几番演练之后，他建议和我来赌钱的，一个铜币一局，不是为了赢钱，而是为了别白玩，照他的话说，白玩是一种最恶劣的习惯。我同意了，祖林吩咐拿果酒来，劝我尝一尝，并反复强调说，我必须习惯军旅生活；而要是没有酒，还叫什么军旅生活！我听了他的话。与此同时，我们的赌局在继续着。我端酒杯的次数越多，胆子便越大。我打出的球不时飞出台面；我火了，骂着服务员，天知道那个服务员是怎么记的分，我下得赌注越来越大，——一句话，我的举止就像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孩子。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祖林看了看表，然后放下了球杆，对我宣布道，我输给他一百卢布。这使我感到有些难堪。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那里。我请他原谅。祖林打断了我的话：“没事！你请放心。我可以等一等，现在，我们去阿里努什卡那里吧。”
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天晚上，我和白天一样过得很放荡。我们在阿里努什卡那里吃了晚饭。祖林不时地给我斟酒，反复劝我要习惯军旅生活。离开餐桌时，我几乎连站都站不稳了；深夜，祖林把我送回了旅馆。
萨维里奇在台阶上接我。见到我热心于军旅生活的显著成果之后，他叹息了一声。“少爷，你这是怎么啦？”他抱怨道，“你在哪儿灌成这个样子？天哪！这样的作孽我可是从来也没见到过呀！”“住口，老家伙！”我口齿不清地答道，“看来你倒是醉了，我要去睡觉……你帮我收拾一下。”
第二天我头昏脑涨地醒来，蒙地记起了昨天发生的事。萨维里奇端着一杯茶走进房间来，打断了我的思路。“太早了，彼得·安德列伊奇，”他摇晃着脑袋说道，“你放荡得太早了。你像谁呢？我记得，你父亲、你爷爷都从来没有喝醉过；你母亲就更不用说了：自打生下来，除了克瓦斯，她什么也没喝过。这都是谁的罪过呢？就是那个该死的先生。他时不时跑到安季别夫娜那里去：‘太太，来点酒吧。’现在，你也这样‘来点酒’了！没说的，这都是那个狗崽子教出的好事。非要雇个异教徒来教孩子，好像老爷家里就没人了似的！”
我很惭愧。我背转过身，对他说：“你走吧，萨维里奇；我不想喝茶。”但是，萨维里奇一旦开始了说教，就很难叫他停下来。“你看看，彼得·安德列伊奇，这样放荡有什么好处？脑袋痛了，饭也不想吃了。一个醉鬼什么事也不干了……喝一点加蜜的酸黄瓜汤吧，最好还是喝半杯果酒。你说呢？”
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走进屋来，把伊·伊·祖林的一张字条交给了我。我展开字条，读到了下面几行字：
亲爱的彼得·安德列耶维奇，请把你昨天输给我的一百卢布交这个男孩带给我。我急等着钱用。
甘愿为你效劳的
伊万·祖林
毫无办法。我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转向萨维里奇，我的钱财、服装和一切事务的监管者，命他给这个男孩一百卢布。“什么！为什么？”吃惊的萨维里奇问道。“我欠他的钱。”我尽量淡然地回答。“欠钱！”萨维里奇越来越惊奇了，“少爷，你什么时候欠下的账？这事有些不对劲。随你怎么办，钱我是不会给的。”
我想，如果在这关键的时候我不能制服这个固执的老头，往后便很难摆脱他的管束了，于是，我傲慢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钱是我的。我输了钱，因为我愿意输。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没叫你做的事你就别做。”
萨维里奇被我的话惊呆了，他两手一拍，僵在那里。“你还傻站着干吗？”我生气地喊道。萨维里奇哭了起来。“彼得·安德列伊奇少爷，”他声音颤抖地说道，“你别让我愁死了。我的宝贝啊！听听我这个老头子的话吧：你给这个强盗写个条子，就说你是闹着玩的，我们没那么多的钱。一百卢布！我仁慈的上帝啊！你说，你父母是怎样绝对禁止你赌博的，除非是赌核桃的……”“别胡扯了，”我打断了他的话，“快把钱拿来，要不我就掐着脖子把你赶出去。”
萨维里奇带着深深的忧伤看了我一眼，便去偿还我的债务了。我很同情这个可怜的老人；但是我想赢得自由，证明我已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钱交到了祖林的手上。萨维里奇想尽快把我带出那家该死的旅馆。他进来通报说，马已经套好了。怀着良心上的不安，带着默默的忏悔之意，我离开了辛比尔斯克，没有去和我的那位老师告别，也没有去想往后还能否再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