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发生什么了？他急切地想离开难道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吗？尼采在过去的两年时间中过着一种极其艰难的生活，终日与“谜团和疑问的朋友”相伴。他将人们抛到了脑后，如今重新同他们站在了一起，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瓦格纳将人们全部征服了，他替他们解决了谜团和令人不安的问题，而人们似乎也安于生活在这种阴影之中。人们从不思考，将灌输给他们的公式狂热地重复着。一些黑格尔的信徒们也来了，瓦格纳自封为他们的第二导师。叔本华的所有追随者们也都在那里，有人告诉他们：瓦格纳和叔本华自成一脉，只不过他的表达体系是音乐。一些年轻人称自己为“理想主义者”、“纯粹的德国人”。瓦格纳公开宣告：“德国的理想主义征服高卢人的感觉主义，这便是我艺术的映射。”所有的人，黑格尔主义者、叔本华主义者、纯粹的德国人对此感到十分得意，他们一致赞同：他们已经获得成功了。成功了？对于这个词，尼采保持了沉默，他对这个措辞表示惊异。他想：哪一个人，哪一个民族胆敢称自己成功？就连英勇的古希腊人都不可以，因为他们在极其漂亮的溃退中碰得鼻青脸肿？为此，尼采不再关注这种滑稽的场面，他开始观察着瓦格纳：这个快乐的始作俑者在成功面前会不会感到不安呢？没有，瓦格纳春风得意，因为他已经成功了。这个人的满足比大众的满足更加让人震惊和悲哀。
不过快乐终究是快乐，尽管它十分廉价。拜洛特沉醉在极度的快乐之中。尼采亲身体验并分享了这种狂喜，但同时，他也对这种快乐表现出了同情和妒忌。他听了一场演出：他进入庄严的剧院，感受到了公众的激情，以及最终瓦格纳的露面和暗场，绝妙的音乐，演出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激动。他还是很容易陷入到瓦格纳的感染力中的，因此他匆匆地起身离去了。这就是他在信中所作的解释：“我去看了演出，它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我中途便退场了。”
另一个事件让尼采感到更加不安。他确切地知道了即将诞生的作品《帕西法尔》的真正意义所在。理查·瓦格纳将要宣布自己皈依基督教。这样，在十八个月里，尼采目睹了两次宗教皈依：罗门特多半是因为性格的软弱而沦为了命运的牺牲品，但是尼采清楚，对瓦格纳而言，一切都是严肃的，一切都为了响应时代的需要。尼采在整个《帕西法尔》中清楚地感到，新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他察觉到了这种由现代人一手炮制的危险，这些人对自己不自信，以至于轻易落入了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这种信仰强大有力，能够召唤、承诺并能够给予和平。如果尼采本人不是加倍努力去发现他的新的“生活的可能性”，那么他很可能会像那些懦弱的鼓励者一样退回到基督教中去了。尼采注视着这些人，打心底对他们的欢乐表示了轻视。这些人已经到达了最后崩溃的临界点，并且是被这位所谓的大师，这位已经将他们征服的骗子亲自引往深渊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清醒地知道，这双强有力的手不久就要把他们带向何方。他们几乎没有宗教信仰，可是他们将立即成为基督徒。1872年5月在拜洛特，瓦格纳亲自指挥演奏了贝多芬和席勒的自由、欢乐的颂歌，那一天离现在已经是多么遥远了啊！
弗里德里希·尼采替还蒙在鼓里的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这种无意识的生活场景使他感到绝望，这种绝望同中世纪那些神秘主义者在面对社会景象时的感觉一样。尼采想拯救这些处在麻木中的人，用一句话警告他们，用一声猛喝制止他们。他想：“这是我的职责，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是没有人会听他的。他只好保持平静，掩饰自己那可怕的想法，保留下勇气，观看这场悲剧性的庄重仪式。
但是他还是不能容忍，不久他就支持不住逃掉了。“继续呆在这里我会精神失常的。音乐晚会没完没了，让我一直怀着恐惧，但是我却不得不呆在这儿。我无法忍受了，我压根儿就不该来，我要走了，不管去哪里，只要我能离开，这里的一切都是无法忍受的。”
离拜洛特几公里远的地方是波希米亚与弗兰科尼分界线的那片高地，尼采隐居于坐落在树木掩映的森林中的克林根布隆村。这场危机没有尼采预计的那么长久和严重。既然他已经洞察了瓦格纳艺术的危险，那么他就已经想出了清楚的补救措施。他这样写道：“没有明确的思想作支撑的宗教信仰招人反感。”他想起了自己在施泰纳巴德的思考，并再次肯定了当时所作的决定。他想清理往事，抵制形而上学的诱惑，同时放弃浪漫的艺术，保存理性的判断力，像笛卡尔一样，从怀疑开始。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他能够发现某种新的可靠性的话，他的伟大思考就可以拥有一个确定不移的基础。
他漫游在静谧的林间，他在森林严肃的沉静中听到了训诫：“如果我们不能从树林和山峦之中找到坚实而又安宁的精神，那么我们就必将不能平静。安静将被驱逐，因此我们不能懂得幸福，更不要谈获得幸福。”尼采的灵魂被深深地伤害了，而他在伤害之中释放出了一声呼喊：“我誓将安静还给人类，只有它存在，文化才能生存。”
一旦找回了自己，尼采便重回了拜洛特，他希望在那里完成自己的伟绩。他回到拜洛特的那一天，观众的兴致较他走那天要更高。此时皇帝威廉正好在去检阅演习的路上路过了拜洛特，因此他也观看了演出。他整整参加了两个晚上的音乐会，这让瓦格纳增辉不少。这简直轰动了整个巴伐利亚和法兰克尼亚，周围的人们都潮水般涌来向国王致敬。短短的时间里，拜洛特挤进了大量的群众，这让这座小城的供给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尼采完整地观看完了演出，他对瓦格纳追随者的评价表示了沉默，在内心衡量着自己的评语，虽然这个问题是他长期以来都在回避的问题。他见了自己的朋友们：梅森伯格、齐默恩小姐、谢尔、蒙纳特、布伦纳，布伦纳注意到尼采异常的沉默。尼采常常在幕间或者下午离开，他常常和一位夫人在一起，这位夫人的国籍不明，既像普鲁士人又像俄罗斯人。他被这位女性优雅的论调吸引了，但同时又因为她是瓦格纳的追随者而深感遗憾。
谢尔是在音乐会上认识尼采的，他这样描述尼采：
当我和他交谈时，他高傲的内心和奇特的容貌打动了我。他有着宽阔的前额，头上的短发从额角往上梳着，他有着斯拉夫式突出的颧骨。如果不是他的举止拘谨而又傲慢，我一定会从他粗壮下垂的胡须和线条分明的脸中判断出他是个骑兵官。他的艺术家的资质是从悦耳的嗓音和和缓的谈话中流露出来的，他有着哲学家所特有的谨慎的沉思表情。他神态平静，这是最具欺骗性的。他那沉郁的思想活动从凝视的目光中暴露了出来。目光中带着狂热、敏锐和梦幻。这种双重性格让他烦恼也令人不安。而且他的这种目光的凝固让这种因素显得更加明显。在他感情奔放时，他的双眼释放出了一种柔和的梦幻，但是很快，敌意又将重新出来……在总排演和四联剧的前三场正式演出时，尼采的表情悲哀而又沮丧。”
每个晚会的成功都会增加尼采的忧伤。尼采在《莱茵河的金子》、《女武神》这些作品中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期，当年他还不认识也不敢期望认识的瓦格纳所怀有的激情再一次涌现了出来。《齐格弗里德》是特里伯森的纪念品，这是尼采刚认识瓦格纳时，瓦格纳正在完成的曲谱。
在瓦格纳创造的英雄中，尼采最喜欢齐格弗里德。他在这个无所畏惧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时，他还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我们是精神的骑士，我和鸟儿心意相通，并跟随着它们。”毫无疑问，他在听《齐格弗里德》时是快乐的。在瓦格纳的所有歌剧里，这是他能够不遗憾地倾听的唯一一部。最后一幕是《众神的黄昏》。齐格弗里德已经与群众打成了一片，但是群众却欺骗了他，一天晚上，当他在他们面前天真地叙述着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一个叛徒从背后袭击了他，并把他杀了。这个巨人被除掉意味着矮子们的胜利，英雄无能为力，众神退位了，金子重被放进了莱茵河的河底，汹涌的波涛淹没了整个世界。在等待死亡的时刻，人们对这场宇宙的灾难进行了反思。
这就是结局。帷幕徐徐落下了，交响乐消失在寂静的夜空中，观众们突然一齐起身，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喝彩声。当帷幕再次升起时，瓦格纳一个人出现在了台上。他身材瘦小，站得笔直，穿着一件双层胸襟的外衣和布裤子。他用手势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场地中便开始变得安静了。
他大声说：“我们已经把我们希望展示的一切向你们展示了。如果你们赞同我们的追求，那么你们就到达了艺术的殿堂。”
他退场了，又再次露了面。观众一次接一次地召唤着他回场。尼采注视着站在舞台照明灯中的老师，他没有鼓掌。
他想：“他在那里，我的同盟者，我的老师。他原本是荷马，但已经被柏拉图的精神滋养了。”
帷幕最后一次降落了，尼采站起了身，沉默地消失在了人群当中，就像是失事的船骸顺着流水孤独地飘荡向了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