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拿破仑只是处在孕育之中，他还没有诞生——也许孕育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有着象征意义的地方。在那里，我能够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对我来说，这个也是一个正在孕育的想法。
这是一部拿破仑式的作品，光看它的题目就能够吸引那些好战分子，作者也是其中之一。尼采一直在寻找着“由恶而产生的结果”，他知道自己将被这结果导向何处。现在处于自然界中心位置的是一种贪婪的力量，其他任何与这种力量相对抗的行为都是错误和弱小的。尼采把这一点记了下来：当人们把心中的机警同他们天生的野蛮的本能相结合的时候，他们才会变得伟大。对于“道德”这个词，希腊人和意大利人都这样解释。法国的政治家，包括后来的腓特烈二世、拿破仑以及俾斯麦都遵从这个准则办事。尼采通过对各种疑难问题的深思熟虑之后，得到了这样一条残酷而又可靠的真理。“一个人必须要有将真理说出来的勇气”，他这样写道。他试着让自己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结果却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尼采有着清晰的思想，但是内心却过于忧郁，这样一个强者和伟大的定义对他来说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他以前把席勒和马西尼当做是自己的老师，难道现在他就不再敬重他们了吗？不是的，从没有一个人像尼采一样坚定不移地向着理想前进。他只是怕由于追随席勒和马西尼，自己的思想会变得软弱起来。所以现在他追随的老师是拿破仑和凯撒·波吉亚。
这时候他避开了自己长期从事的工作，是因为他怕自己随意断言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个唯利是图的出版商弗利兹答应他说，要是有人资助，他就会将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朝霞》和《快乐的科学》进行第二版的印刷。尼采早就想这样做了：他想为以前写的这些作品再加一个序言，或许还能做点增补的工作。他一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就沉浸在其中了。
他没有去科西嘉岛，而是去了热那亚海湾的鲁塔。鲁塔在菲诺港边，离拉帕洛并不远，那里有长满树木的山峰，它们一直突入到了海中。他又回到了查拉图斯特拉对他诉说情怀时的地方，那些他常常散步的熟悉的地方。那时候他刚刚失去了两个朋友，感到十分悲伤，因为他们是露·莎乐美和保尔·李。可是他最悲哀的时候就是他最能够创作出思想深刻的作品的时候，所以尼采并没有放弃写作。弗里德里希·尼采正是在这里得到了往日愉快回忆的鼓励。
这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即将使他成名的信件。1886年8月，尼采无法实现自己在德国出版《善恶的彼岸》这部作品的愿望，于是他把这部书寄给了国外的两个人。一个是丹麦人乔治·勃兰兑斯，另一个是法国人希波莱特·丹纳。乔治·勃兰兑斯并没有给他回信。而1886年10月17日，希波莱特·丹纳写了一封给尼采带来愉悦感的信。
看到你寄来的作品时，我刚刚旅行回来。像你自己所言，这本书中充满了“背时的思想”。里面那种生动、文雅的形式，那种充满激情的风格和那些像是悖论的转折点，应该能够让那些希望了解你的读者感到新奇。我要向那些哲学家们推荐你写的关于哲学的第一部分（包括第14、17、20、25页），向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们推荐你的有价值的新鲜的思想（比如第41、75、76、149、150等页）。在第八篇论文中你提到的民族精神与特质对我有着很大的启发性。虽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些对我的过分夸奖，但我还是想重新读一下这些。你在信中极力称赞我，认为我能够跟我敬佩的巴塞尔大学的M·布克哈特平起平坐。其实我自己认为正是我的敦促，才使他出版了那部伟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非常感谢你的来信。
你的真诚的
希·丹纳
保尔·莱兹克同尼采已经有十八个月没有见面了，这次他们在鲁塔相聚了，尼采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让保尔·莱兹克感到意外。尼采的体重下降了很多，脸上也变了不少。可是不论生活怎样给尼采带来沉重的压力，他总是面带深情而纯真的，孩子般的笑容。尼采带着莱兹克登上那座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雪景和远处壮观的大海的山峰。他们在风景优美的地方驻足，用老树木和葡萄藤的细枝点起火来，尼采大声欢呼着，向着腾起的火焰和烟雾致礼。
尼采正是在那个时候，在鲁塔的旅馆之中起草了《朝霞》和《快乐的科学》这两本书的前言。在前言中尼采用欢快的语言描述了自己精神上的冒险：特里伯森和瓦格纳的友谊；梅斯以及对战争的发现；拜洛特，希望和灾难；同理查·瓦格纳的决裂；爱情受到的伤害；那些没有诗歌和艺术的缺少激情的岁月；把诗歌和艺术还给尼采的意大利；拯救尼采的两个城市，威尼斯和热那亚；还有查拉图斯特拉出生的利古里亚海岸。
尼采这样写的同时，也在与他沮丧的心情做着斗争，我们不能肯定他是否服用兴奋剂来提高自己的工作热情，虽然有些迹象说明了这一点。可是我们永远也不会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真的是这样。我们知道他当时服用过一种由水合氯醛和印度大麻组成的浓缩剂，这种药物小剂量服用的时候可以安神，但是剂量太大就会导致精神亢奋。或许他还买了别的药物，这是我们无法查证的，其实多数神经质的病人都会这样做。
弗里德里希·尼采很喜欢这个海岸。他在给彼得·加斯特写信时说道：“你想象一下一个本属于古希腊群岛的岛屿被风吹到了这里，从此留在了这个充满了掠夺者、危险和欺诈的海滩上。”他本来想在这里度过下一个冬天，可是后来却改变了主意，想要回尼斯去。莱兹克试过劝说他留下来，可是尼采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他对尼采说：“你总是在抱怨说没有人理解你，这是为什么呢？你不是没有追随者，而是你总让他们感到没有前进的动力。你把我带到了这里，甚至还请了彼得·加斯特，你为什么要自己离开呢。”
尼采回答说：“因为我需要尼斯，需要那里的阳光和空气，那里的海湾中住着我需要的天使。”
尼采一个人走了。他在这个冬天里写完了序言，重新审视并修改了原来的作品。那时他好像是活在一种特别松弛而又忧郁的气氛当中。他像往常一样把手稿寄给了彼得·加斯特，想要听听他的建议，这次不像以往，尼采带着一种不常见的不安和谦逊。1887年2月，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信说：“现在读我的作品，要带着严重的怀疑才行。要给我提意见请直说；这里怎么改，那里怎么改，我喜欢这一段而不喜欢那一段，就这么简单。”
他现在也读其他的书，现在的他不像之前那样怀着严格的成见去看，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好奇心。
他熟读了法国颓废派的作品，也很欣赏波德莱尔提到理查·瓦格纳的作品和保尔·波格特的《心理学沉思集》。他还读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对这位“伟大的拉丁语作家”十分敬佩。他对于左拉的一些作品只是浏览了一下，并且努力不让自己受到那种纯粹的大众化的思想作风和艺术的影响。尼采买了《不受任何约束及任何处分的道德之开端》，看的时候还用铅笔做了批注。与此同时，居友也想在广泛的生活中建立起一种道德体系，就像尼采所作的那样。可是居友用另外一种观念来进行解释，比如尼采理解的征服的力量在居友那里就变成了爱的力量。尼采对这位法国哲学家的作品评价很高，因为据说他在其中看到了一种纯粹的观念。那时一些俄国小说家的作品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了，尼采对那个年轻而又敏感的诗人特别感兴趣。他给彼得·加斯特的信中说：“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吗？他是除了司汤达以外能够让我感到陶醉和满足的少数作家之一。他简直就是一个心理学家，跟我有着很多相似的观点。”在尼采跟其他人的通信中都毫无例外地提到了这个新生的作家。他对斯拉夫人充满激情的宗教观很有兴趣。尼采认为，那种宗教激情是一种能量的回复而不是衰弱的症候，现在这种能量正受到现代社会的无情制约，所以要采取一种革命的方式来反抗压迫。这些野蛮的斯拉夫人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他们已经陷入到了一场不太明显的危机之中。尼采这样写：“他们的不知所措和自责是一种可以孕育新生命的疾病。”尼采之所以固执地反抗自己产生的厌恶情绪来保护自己的思想，是因为他总是怀有希望。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保持一种自由、诚恳的态度，每当他产生一种对欧洲及其民众的厌恶情绪的时候，他总是担心自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时他就会对自己说：“现在的欧洲在思想和抱负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它已经为以后伟大的事业做好了准备。那些表象总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相信民众能够做好一切，虽然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阻碍希望的可悲气质。”
1887年的头几个月里，弗里德里希·尼采同某个叫V.P.夫人的人关系相当密切。他们曾经一起去过圣雷莫和蒙特卡洛。我们没有尼采写给他的信，也没有她写给尼采的信，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她叫什么。或许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出于爱而产生的秘密。
V.P.夫人跟尼采一同去听了在蒙特卡洛举行的克西纳音乐会，它演奏了包括《帕西法尔》序曲在内的许多乐曲。尼采这时并没有产生痛苦的情绪，因为他感觉必须要对别人、对自己宽容一些。9月，他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我爱过瓦格纳和他的音乐，现在依然爱他。”尼采正在听瓦格纳的交响乐，显然他的确还想着瓦格纳。
“这种艺术是不是应该而且必须给某个目标服务，我并不十分肯定。”这是他给彼得·加斯特的信中说的，“我问自己，瓦格纳以前是否做好过？现在我看到：在表达和情感交流的方式上，他有着最严格的心理学上的精确；他有最简洁而又直接的方式；一个以警句式的短语做定义的感情上的细微差别；有着清晰的描述，让人在听音乐时能看到眼前出现的工艺精美的盾牌；最后，这是一种独特心灵的高尚的体验；一种‘傲慢’；一种同情的、能够直刺人心的刀刃的感觉——还有一种对他在灵魂深处发现和评判一切的怜悯。这些美感除了但丁作品能带给我们之外，别人还能做到吗？没有哪个画家曾创作出这样忧郁的神情，像是瓦格纳序曲最后那个音符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尼采对圣贝甫的评价很高，对他来说，要成为一个跟圣贝甫一样优雅并且在见解上远远超过尼采的伟大的批判家是一件简单的事。他知道这一点，甚至觉得很难对“对分析作粗浅涉猎”这一评价加以抵制。读过尼采作品的人会注意到这一点。布克哈特经常说：“你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历史学家啊。”希波莱特·丹纳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尼采并没有沾沾自喜，因为他看不起像历史学家或批判家的这种职业。他在尼斯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德国人，这个年轻人对他说，蒂宾根的教授们把他看做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人。这使尼采感到悲伤。他没有让自己从同情和爱的浪漫主义中脱身，也没有让自己陷入到浪漫主义的反面——暴力。他敬佩司汤达，但是不愿意去成为一个司汤达那样的人。基督教信仰滋润了他的幼年，普尔塔的清规让他变得成熟，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瓦格纳激励他有了自己的理想。他渴望成为一个诗人，一个道德学家，一个受人尊敬、安静平和的创造者。可是没有人、读者或者朋友能够理解他。修改《朝霞》时，他重新读了以前写的东西，这段文字依然是真实的。
我们根据古老的作为奴隶的习俗跪倒在权利面前，当我们要固定地得到尊重时，只有权利才具有决定性。我们必须要展开调查，是什么处在权力之上并把权力压制到这样的程度，使得权力成了这些东西的工具和手段。可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调查过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如此，在多数情况下对于某些天才的评价还被当做是罪恶的化身。这样也许世上最美的花朵依然得在黑暗中默默开放，并且开放之后还要凋谢在永恒的黑暗中。我说的是天才的人运用其力量产生的花朵一样美丽的景象，这种景象并不存在于他的作品中，而是展现在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能把他的发展看做是作品的话，那么这花就存在于艰难的自我控制之中，存在于奇妙的想象力之中，存在于他对自己工作的深思熟虑和选择中。这个天才在那些被人们崇拜的伟大事物之中仍然处于隐身状态，像天边那些遥远的星辰一样并不为人所见。他战胜强大力量的事实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也没有任何赞美的颂歌和诗篇。
为了战胜强力，一个人必须要有外在的力量做支撑，它们是信仰或者理性。尼采已经否定了这两者，所以他正赤手空拳地站在强力面前。
3月初，尼斯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这使旅居此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都感到十分恐惧。弗里德里希·尼采对这种大自然的力量感到十分敬畏，因为它可以告诉人们不要忘了自己是多么卑微。两年前那场吞噬了两千名爪哇人的喀拉喀托大灾难曾经给予了尼采过分的激情。当时他要求莱兹克把电文读给他听，然后感叹道：“真是壮观啊，一下子就摧毁了两千人，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人类会迎来这样的末日的——总会有一天，地球也会这样结束生命。”他甚至希望能有一场地震，至少可以把尼斯及其居民消灭掉。莱兹克说：“要是这样我们也会完蛋的。”可是尼采回答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对自己的这个即将实现的愿望感到好笑。
在3月7日，他写道：“到目前为止，我怀着一种嘲讽的态度活在这些愚笨的人中间。可是人们无法对自己负责，因为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失去理智。这是一个具有魅力的事件，我们无法控制。”
3月中旬，尼采就写完了他的序言。像他在其中一篇中提到的那样：“尼采的疾病及其康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坦率地表达，坦率地去做人吧。”是的，我们应该直接进入问题，我们应该在为自己设想的目标中抬高自己的目标，我们最终会取得对强力的胜利。3月17日，他写了一份计划：
第一本书：《欧洲的虚无主义》
第二本书：《对较高价值的批判》
第三本书：《一种新的评价原则》
第四本书：《训练与选择》
1886年7月，尼采也起草过一份相似的方案：有两本分析与充满批判性的作品，另外两本是论说和实证性的作品，一共四本，或者说是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