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今天天气很好，虽然我必须要为你显出一副幸福的表情，但是我这段时间里每天都非常忧郁。这个圣诞节的确成了一个节日，好久没有经历过的节日。我在中午收到了你的礼物。我把表链挂了起来，把小巧的手表放进了口袋里。如果信封里夹了钱的话，很抱歉，我让它溜走了。原谅我这个眼睛不好的人吧，我把邮包拆开时正在路上呢。结果有东西从信封里掉出来了，我怕它就是“钱”。我希望当时正好有一个生活同样贫困的老太太走过，在地上发现了这些救命的“小耶稣”。然后我就走到了圣让半岛。我沿着海岸走了半天，停在了离玩九柱戏的年轻士兵们不远的地方。你知道，这里的玫瑰花和天竺葵刚刚开放。一切都不像北方那样，而是显得这么温暖、生机勃勃。我在那里喝了三杯当地产的甜葡萄酒，我或许是喝多了。反正我已经开始对着海里的波浪说话了。它们就像对海岸有着什么仇恨似的猛烈地撞击着海岸上的岩石。我竟然像人们唤家禽一样对它们叫道：“哦、哦、哦。”不知什么时候我回到了尼斯城。只记得晚上我坐在那棵巨大的圣诞树下，头顶闪着摇曳不停的烛光，像一个王侯一样用餐。你知道吗，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个很有水平的面包师，他竟然知道什么是“奎克蛋糕”。他说乌腾堡国王在自己生日的时候订做了不少，这些跟我平时喜欢的糕点很像。这些都是我在写“像一个王侯一样用餐”时想到的。
你的弗
请注意，我不用麻醉药也可以好好睡觉了。
1886年的前三个月里，尼采的忧郁症好像是减轻了。他给那些在自己想象力驱动下写出的作品赋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他有大约四年时间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随笔了。他打算从这些笔记中整理出一本书，因为这里面有着丰富的材料，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去好好选择一下哪些可以用。
难道他去年考虑的那部作品被抛到脑后了吗？显然没有，因为他总是觉得必须要写那部作品，很有必要。可是这部作品却被推迟了，现在也没有开工，他希望尽量不去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因为他想要找到一些乐趣，可以通过写一部生动的作品来实现，这都是尼采要在写那必要作品之前做完的。他已经想好了一个标题《善恶的彼岸》，当然会有一个副标题，叫做《通往未来哲学的序曲》。不久之后他就发表了这部被一拖再拖的重要的作品。
以前尼采对发表一部完整的作品会感到多么高兴和自信啊。可是现在，他的快乐和自信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读自己的书。人们碰到的坏运气总是比自己能预料到的更加糟糕，尼采以为没有人会读自己的书：可实际上他连愿意出版《善恶的彼岸》的出版商都找不到。莱比锡的出版商拒绝了他，柏林的出版商也同样没有接受他的书稿。这本书到处受到排挤，那么尼采会怎么处置它呢？他想如果把这本书拆成几个小册子出版的话，会不会更方便地跟读者见面呢？他写了一篇带有实验性的序言。
他原来打算说：“这些小册子都是十年前我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后续作品，我那时之所以出版《不合时宜的思想》只是为了能把‘我的同志’邀请到我身边。可是那时的我是那样年轻无知，竟然想要找到伙伴。现在——用我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时间的话，起码过了一百年——我也没有丧失掉所有的希望和信心。”
只是不久后，尼采也不打算这样写了。他写信给妹妹说：“我除了把手稿放起来，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在春天里也住在威尼斯城。可是他没有见到正在访问德国的朋友彼得·加斯特。这个朋友正想在德国找个合适的环境，能够“安置”自己的音乐。他写了一部叫做《威尼斯的雄狮》的歌剧，同尼采的手稿一样，这个剧目也遭受到了被拒绝的命运。尼采在信中给了他安慰和鼓励。彼得·加斯特出生在德国，可是从他的兴趣来说确实是个地中海人。尼采和他一个住在威尼斯，一个住在尼斯，有着相似的不幸的命运。
尼采在信中对彼得·加斯特说：“回来吧，像我一样跟孤独作伴吧，只有我俩才知道应该如何在孤独中生存。瓦格纳主义拦住了你的去路，挡在你面前的还有那种德国人的粗鄙和迟钝，正是‘帝国’的建立使这些东西迅速成长。我们必须要小心翼翼地前行，否则会在沉默中消亡的。”
弗里德里希·尼采觉得由于有这样一个同样处在困苦中的同志，他自己的孤独感被慢慢削弱了。彼得·加斯特跟尼采一样是不幸的，因此尼采可以跟这样一个难兄难弟倾诉。彼得·加斯特没有钱用了，尼采就会告诉他说：“我俩可以共同享用我拥有的这一点点东西，当然包括钱包。”彼得·加斯特变得越来越沮丧，越来越没有信心。尼采知道自信对于人们工作的重要性，因为他也经历过这种巨大的痛苦。他在信中告诉彼得·加斯特：“请不要垂头丧气，我是相信你的，因为我需要你的音乐，没有你和你的音乐，我是活不下去的。”尼采这样说的时候，是带着自己真诚的想法的。他可以用自己的爱和赞美使他这个唯一的朋友得到安慰，这种美好伟大的友谊也体现在彼得·加斯特的音乐中。
就算在威尼斯，尼采也同样是郁郁寡欢的。他脆弱的视觉神经被外面强烈的阳光刺伤了。他总是把自己锁在门窗紧闭的屋子里，就像他以前在巴塞尔一样，不会让自己去享受意大利晴朗的天气。要隐居在什么样的地方呢？他想起了德国的那片巨大的森林，里面阴暗凉爽，对他的眼睛十分有利。这样一来他又对自己的祖国怀有了一种愧疚的心情。虽然这种心情让他感到愤怒，虽然他也曾猛烈地批评过德国，可是他却阻止不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要是没有了祖国那种可以给予他最初梦想的神圣的乐，尼采从内到外一定是另外一种样子。要是没有那种足以表达思想的德语，那么尼采也不会产生现在的一些想法。他一直认为叔本华和瓦格纳是自己的老师，因为他们也是德国人。如果说尼采也有过自己的弟子或是信徒的话，那也应该是出生在德国，这个让他无法抛弃的残忍而又美好的国家。
尼采得到了罗德已经成为莱比锡大学的教授的消息，这个消息令他感到高兴。他用优美得体的话语给罗德发去了祝贺，可是他由此又陷入到了一种很难过的情感之中。他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现在我的‘好朋友’在哲学系教授的位子中已经占据了一半了，他们是查恩克、海兹、莱斯基恩、温得克、罗德等人。”他突然想离开这里回去见见自己的母亲了，因为两个孩子都不在她的身边。尼采还想去听一下他的朋友们的讲课，最重要的是要跟那些每年印两万册书而拒绝自己书稿的出版商进行交涉。于是他离开了威尼斯，出发前往莱比锡。
他去看望了罗德，可是很不凑巧，罗德正在忙碌之中，显得心神不安。罗德接待尼采时十分烦躁和局促，这个古怪的失败的人对罗德来讲是一个不速之客。后来罗德解释了他冷淡对待尼采的原因。他说：“我看见了他，这个古怪的人让我感到十分不安。他身上开始有了一种我所不熟悉的东西，而以前的他好像已经消失了。现在看来，尼采是来自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的怪人。”尼采说：“我想听你讲课。”罗德把尼采带到一群对他的名字和作品毫无所知的年轻人中间，让他听他们的谈话。尼采听完之后就走了。他给妹妹写信时说：“我已经无法同任何人进行交流了。对我来说，莱比锡不是我的避难所，同样无法让我在此地休息。”
他本来可以像离开威尼斯和尼斯一样从莱比锡逃走，但是同出版商艰难的谈判把他困在了这里。他与各种出版商都交涉过，但都无功而返。直到最后，他的自尊让他无法忍受这一切了。他要自费出版这部作品，不管有什么代价。
尼采的母亲生活在瑙姆堡，伊丽莎白离开后，她就一个人生活在那里。尼采产生了对母亲的同情心，他知道母亲现在凄凉的生活，知道母亲对他作品的失望。他反复对母亲说：“你不要去管我的作品说什么，甚至不要去读，因为它们并不是为你写的。”可是他的母亲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使她一次次地读过尼采的作品后又一次次地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尼采想要给自己的目前带来欢乐，他不想什么都没有留下就离开。他又在家里呆了一周，可是却无法掩饰自己的烦恼。这使尼采的母亲感到心酸，最后尼采不得不在更加不愉快的氛围下走了。
他经过慕尼黑的时候去拜访了拜伦·冯·塞利兹一家，希望能从这两个和蔼的人身上得到一点什么补偿。可是很不巧，塞利兹并不在家。
尼采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德国。他踏上了前往恩加丁的路途，很期待能从那里得到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7月，他到达了被大雾包围着的寒冷的恩加丁，同时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病痛，这是他以后忧郁症的开始。
Ⅱ强力的意志
我们能否用“朋友”这个词来指代那些身份模糊的人呢，也就是说尼采是否真正遇到“朋友”了呢？还是说“朋友”可以对那些俄国、英国、犹太以及瑞士籍的妇女们适用。这些人习惯了尼采的离开与归来，并不会拒绝给他以稍稍的同情。她们是洛德夫人、玛拉索夫夫人、齐默恩小姐和弗罗琳·冯·萨丽斯—玛雪琳丝小姐，顺便说一下，玛雪琳丝是弗罗琳·冯·梅森伯格的朋友。或许除了这些人还有其他没留下姓名的人也说不定。
她们会怎么评价尼采呢？他总是避免说出那些会让女士们感到惊讶的话题，也不会提到他那种别人无法接受的可怕的思想。对她们来说，尼采是希望成为一个亲切的伙伴而不是一个无聊的哲学家，他博学而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恰当的想法。可是不管尼采怎么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们，她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表现里发现一些东西的。尼采经常去看望她们中间的一个体弱多病的英国女士，她首先提及了这个问题。
“尼采先生，我想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看你写的书。如果人们选择相信你写的东西，那么像我这样不幸的人就根本没有活下去的权利。”
尼采对这个感到不安，并尽力躲开了她的责备。
过了几天，又有一位女士对他说：
“我听说你写的书中有这样的句子：如果你到女人中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我亲爱的女士，亲爱的朋友啊，”尼采痛苦地握着这位女士的手回答说，“请不要这样误解我和我的作品。”
这些人对他感到敬佩吗？其实要敬佩一个没有得到公众认可的作者，必须要有准确的判断能力。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女士并没有这个胆量。她们喜欢旅馆里的这个朋友，知道了他是个非凡独特的天才。用餐时，她们都愿意坐在尼采旁边——要是知道他现在的地位，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但是那时尼采并没有得到认可，所以这样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安慰了。幸亏了这些女士们，尼采在恩加丁才慢慢恢复了他原有的自信。1886年的夏天，一批音乐家路过了西尔斯，他们发现尼采喜欢他们的音乐并十分高兴能看到尼采的身影。这种发自内心的欢迎使尼采感动了。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信时说：“我知道，那些艺术家们是为了我而歌唱、演奏的，要是一直这么下去的话，我是会被他们宠坏的。”
有一个东方的故事这样说：一个国王化了妆之后在自己的领地上旅行，他不会被认出来，但是总能够引起别人的猜测，因为他天生有一种国王的尊严，这使人们不得不对他感到了敬仰。在这个旅馆里，尼采就像是那个国王，虽然化了妆，但是仍能被别人给予尊重。
然而，这是一种十分卑微的安慰。这些女士们的尊重就能使尼采的痛苦得到缓解吗？尼采正处在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阶段，这时候无论他怎么逃避，终究会认识到命运给了他什么、拒绝给他什么。他不得不把心中留存的一点希望抛弃。他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最近我感到十分悲伤，忧郁经常让我睡不着觉。”这是一封很短的信。但是他给妹妹的信却很长。他的信中充满了可怕的力量，以及那些难以名状的孤独。
那些朋友们都在哪里，我曾经以为我们的关系是那么密切。我们好像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没有共同语言让我们交流。我在他们之中时那么突兀，像一个陌生人、一个流放者。我不能感受到他们给我的关怀，我只能保持沉默，因为没有人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知道，他们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我有这么多的话要说，但是却不得不成为一个哑巴。难道我生来就要与孤独为伍，找不到能够理解我的人吗？无法交流其实才是最可怕的孤独，它让人们戴上了比铜面具更坚固的东西——所谓完美的友情只会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平等。这是一个让我感到高兴的词语。它给了我这个生活在孤独之中的人怎样的希望和祝福啊，虽然我这么与众不同，也没有遇到过同类和知音。不过我是一个快乐的探索者，我愿意去探索未知。在过去的时光中，我自认为找到了朋友。我握着他的手，我拥抱他，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可是一小时后，我就感到了厌恶，我抛弃这个朋友的同时也抛弃了我自己，就好像交朋友把自己给玷污了。一个思想深刻的人身边需要朋友，除非他已经有了一个上帝。可是我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朋友。唉，我亲爱的妹妹啊，你的那些朋友们，现在还是你的朋友吗？
抱歉我向你发了牢骚，这是我对上次旅行的宣泄。
我的身体不好也不坏，只是受伤的灵魂感到饥渴难耐。给我一些愿意理解我的朋友吧，这会对我的健康有利。
在这里我们得让生活自然地进行下去，那两个英国妇女和那位俄国的音乐家已经回来了，这位俄国女士病得很重。
这时，尼采又开始艰难地创作《强力意志》。回去德国的这件不幸的事改变了他原来的计划。他想：“我为什么要写这种充满战斗精神的书呢？没有读者，没有朋友，既然欧洲继续堕落了下去，那我为何不顺其自然呢？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会振作起来，可是我却看不到那一天了。到那个时候，我的作品就会被后人发现，我也会有读者了。为了后来的人们，我应该写下去，我应该确立我的基本思想。可是现在我不能参加战斗，因为我连敌人也没有。”7月初，当他离开给他带来磨难的德国时，他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9月份时他写道：
接下来的四年里，我会把这部完整的作品分成四卷。只看题目就会让人感到震惊：《强力意志，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的一种尝试》。为此，所有的一切包括健康、孤独、好的心情对我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或许一个妻子也是必要的。
尼采会隐居在哪里写他的这部作品呢？他在热那亚像一个处于康复期的病人那样充满活力地创作了《朝霞》和《快乐的科学》这两本书，拉帕洛和尼斯激发了他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灵感。现在他要去科西嘉，他对这个未经开发的小岛充满了兴趣，而且他想起了岛上的小镇科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