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善与恶的彼岸
尼采没有继续写作他的那部抒情性作品，这使他感到遗憾，有时候想要重新拾起来继续写下去，不过这些都是他的一时兴起。“以后我应该自己表达意见了，而不是靠查拉图斯特拉。”尼采说道（这次他准确地预言了将来的情形）。
尼采知道，那部作品并没有完成，仍然有很多的想法没有被表达出来，对于这些，尼采觉得十分惋惜。他于是开始了其他方面的尝试。他重新走向了哲学的领域，试图利用抽象的语言来表达出那些隐藏的想法，这些都是作为诗人的他无力说出的。可是很显然，尼采这种做法并没有使他感到愉快。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如下的标题：《强力意志，对大自然新的解释》、《强力意志，重新解释宇宙的一种尝试》。尽管这些标题都是第一次出现在他的笔下，但可以肯定，它们将会站稳脚跟。尼采通过这些尝试发展了叔本华的理论。他认为世间万物并不是靠盲目的生存意志而产生的，生存就意味着去征服和扩张。或许这个理论用盲目的强力意志来解释更加合理一些，因为人的大脑所生成的一些想法也能用强力意志来解释。
尼采充满恐惧地意识到，这是个庞大的工作，需要深思熟虑之后才能进行。应该怎么来判断心灵中的强力到底指什么呢？那么软弱又是指什么呢？也许亚历山大心中的愤怒就是软弱，而相信神秘主义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兴奋就是强力。尼采曾经希望那些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能够为自己的想法做出合适的分析。能得到海因里希·冯·斯坦因的帮助将十分可贵。可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只能自己一个人承担起思考的任务。尼采变得越来越悲观了。他想要的不是没有激情迸发出来的思想。他渴望的是生命本能的力量，它们发出整齐、优雅而富有节奏感的韵律——他还渴望着威尼斯能够出现晴朗的天空，这样他就可以摆脱尼斯公寓中糟糕的伙食和人群了。他在3月30日给彼得·加斯特写了信，信中说道：
我亲爱的朋友，对于向别的城市迁移，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一样感到满心欢喜。这次，只要想到很快能跟你在威尼斯见面，我就感到十分激动。那种感觉就像是生病卧床很久，马上就要痊愈了一样。我发现到现在为止，威尼斯是唯一一个让我感到甜美、对我有益的城市。西尔斯—马利亚只适合作为我旅途中的一个落脚点，而不是一个恰当的居住地。唉，我要是能够成为一个隐士，或者是一个孤独的人合理地住在那里多好啊。并且你知道，西尔斯—马利亚开始变得越来越时尚了。
我亲爱的朋友，我在威尼斯将与你时刻保持联系。你能够长久地对这个城市保持着狼嚎的兴致，我对此感到十分欣慰。我们分别的日子里，我是多么的想念你啊。我现在正在读德·布罗斯关于威尼斯的回忆，还有艺术大师哈塞的回忆录。我希望你不要生气，我并不是要拿你们做出不恰当的对比。
我刚刚才给马尔维达写了信，信中说多亏了彼得·加斯特，那些低俗的戏剧家们和以天才自诩的音乐家们很快就会死去，不能再发出腐败的气息了。“很快死去”——这是夸张而已。在以前的民主主义时代，很少人能够辨别出真正的美，只有在罕见的人身上才能发现它们的踪影。我很高兴地知道，对你来说，我就是那“罕见的极少数的人”之一。我喜爱那些深沉而又快乐的人，喜爱那些因忧郁而变得疯狂的人，比如说司汤达和加利尼神父，他们要是不喜爱那些快乐的音乐家的话（司汤达喜欢挈玛罗萨和莫扎特，而加利尼喜欢普切尼），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你知道吗，我在这个世界上感到万分孤独。我必须在某些时候能够假装在表演生活的喜剧，这样才可以克制住自己由于烦躁而想要往别人脸上吐口水的冲动。幸亏虽然我有些疯狂，但是跟儿子查拉图斯特拉一样，我还有些谦卑留在身上。
只要我能在威尼斯同你一道，那些所谓的“谦卑”、“生活的喜剧”、“烦躁”还有对尼斯的诅咒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是吗？
对了，可别忘了，我们还要在一起吃可丽饼。
真挚的弗·尼
在4月和5月里，尼采呆在威尼斯，他重新找到了渴望已久的欢乐。他在一条条树木掩映的街道上散步，这是个美丽的城市。他聆听着朋友们的音乐。尼采散步的地方在圣马克广场的游廊下，他比较了以弗所的柱廊，知道赫拉克利特正是在那个地方忘记了希腊人和波斯帝国的威胁。他想：“只要在这里，我就很容易便能忘掉那个阴沉的帝国，尽管那是我们自己的国度。但我们还是不要用言语来诋毁这个给我们提供美丽的避难所的欧洲吧。圣马克广场就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的工作室。”他写诗的欲望被这种短暂的快乐唤醒了。他想起了被自己淡忘的查拉图斯特拉，想起了他应该被称颂的胜利和死亡。这是他写的最后一个草稿，尽管它很快就被放弃了。
6月，尼采回到了恩加丁。他一直生活在旅馆当中，偶然间有了一个叫做洛德夫人或者是其他什么名字的秘书，总之这个人给了尼采不少帮助。他口头向那个秘书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并希望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它。那么尼采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应该是要去批判那些对现代的欧洲人造成束缚的道德标准、道德判断和道德惯例，以此来评估它们的价值并确定一个道德的等级标准。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对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估”。他说“一切”，因为要不是这样他的自尊心就会受到伤害。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并成功解释了一些美德，这些美德是某些自称为道德学家们所无法评述的。比如说自我的控制、礼貌、掩饰自己的情感、服从、责任以及对危险事物的兴趣等。这些美德如今都已经受到了贬斥，因为它们是旧式贵族的生活习惯和外在趋向，是更加有力的道德源泉。
其实那时他有可能有过非常认真的阅读经历。他曾经研究过罗尔弗写的《生物学问题》，他在里面找到了一些关于生命成长的分析，这些分析可以作为尼采形而上学的基础。他当时还可能重新阅读了戈宾纳奥的某些作品，因为尼采敬佩这个人。我们完全有理由进行这些大胆的猜测。可是这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关系呢？尼采当时已经四十二岁了，完全超出了学习的年纪，而且他早已有了自己的思想。阅读只能促使他进行思考并令他的思考变得丰富，但是已经不可能再一次引导他产生新的思想了。
因为失眠，尼采十分艰难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但是最后他还是坚持下来了。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马上要跟着丈夫去南美了，他没有再送她的时候给妹妹一个拥抱，因为这会使他感到心情更加沉重。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你会在那里生活下去，而我则会生活在所有巴拉圭人无法想象的孤独之中，我们的母亲也是一个人生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哭泣是因为我爱你。——弗里德里希。”
一周以后，他有了新的计划。他正在跟出版商谈判，看他们是否愿意重新购买自己写的书并且把原来的再版。他丝毫都没有隐瞒自己艰难的处境，他说：“这些都只有我一个人去面对，它们就像是一个原始森林，很不幸，我在里面迷路了。我需要大家的帮助，需要一个老师和众多的学生。要知道，服从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如果我在山里迷路了，我就会听从对那座山熟悉的人的建议。如果我生病了，那么我就会听医生的话。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在道德层面给我启发的人，我将会追随他的脚步。可是我什么人都找不到，没有学生，更没有老师……我总是孤单一人。”尼采的妹妹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弗里德里希应该回到大学里去，以前那些年轻人总是听他的话，现在也是一样的。“年轻人都是愚蠢的。”尼采回答说，“教授们更是无药可救了。再说，德国所有的大学都排斥我，我能去哪里呢？”“苏黎世吧。”伊丽莎白建议说。尼采不同意：“我只能够接受威尼斯。”
他去莱比锡跟出版商谈判，可是出版商对他却是漫不经心的。在没有卖出一本书的情况下，他又回到了瑙姆堡，然后就出发去往他理想中的地方了。
他要去哪里过冬呢？由于上次在尼斯被那些聒噪的人们弄得十分烦躁，这次他想到了瓦隆布罗萨。目前正在佛罗伦萨等尼采的莱兹克曾经推荐过这个地方，它在塔斯肯的亚平宁山脉中。尼采经过慕尼黑时拜访了他之前的一个朋友——拜伦·冯·塞利兹，他向自己的妻子介绍了前来的尼采，并展示了自己那来自日本的藏品。塞利兹的妻子年轻而又迷人，那些日本藏品也深深地吸引了尼采。他喜欢那些来自异国的邮票，它们小巧玲珑、色彩鲜艳，与德国散发出来的忧郁和悲哀的现代情调并不协调。塞利兹懂得美，懂得如何去享受生活，这一点使尼采十分羡慕。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亲爱的伊丽莎白，或许你该帮我找一个妻子了。她得是一个年轻、漂亮、勇敢、可爱的人，一个阿莉妮·冯·塞利兹一样的人（我俩的关系已经好到可以互称你我了）。”
当他到达托斯卡纳的时候，莱兹克接待了他并陪同他游玩。他带领尼采走上圣米纽托高地的阿赛特天文台，那里有一个非常难得的读过尼采作品的人。莱伯利奇·坦培尔的桌上堆满了稀奇古怪的仪器，仪器的旁边就放着尼采的作品。有很多他都能够熟记。他很高兴地为尼采背诵起来。在尼采看来，莱伯利奇·坦培尔是一个非常高尚、诚挚而且没有任何偏见的人。他们两个已经谈了半个小时，好像彼此间已经很了解了。尼采走时十分感动地对莱兹克说：
“我真希望这个人没有读过我的书，他太聪明了，我的思想会伤害到他的。”
尼采知道自己思想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所以他担心那些读过他作品的人会跟他一样痛苦。
因为从佛罗伦萨山顶上吹下来的寒风让他感到不舒服，所以尼采并没有在托斯卡纳停留多久。依然是对尼斯的记忆在起作用，那是一个大部分时候都充满阳光的城市。1885年11月15日，他从尼斯给妹妹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妹妹，我的血管里流着奇怪的鼹鼠式和哈姆雷特式的血液，所以我要从尼斯写信给你的话，不要感觉到奇怪，为什么我不从瓦隆布罗萨写给你呢？对我来说，在同一时刻去感受一下莱比锡、慕尼黑、佛罗伦萨、热那亚以及尼斯的气候是很好的，起码没有坏处。我寄宿在去年住过的圣艾蒂安街道的日内瓦公寓里，发现它经过重新布置后显得更加漂亮了，尤其是新铺的地毯。吃饭时我身边坐着一个基督教的主教，他是说德语的，还被其他人称为了阁下。我非常想念你。你的埃希霍恩王子。
尼采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回归了理性，因为我回到了尼斯。”他甚至兴奋地以观察这个城市来作为消遣活动。他在给彼得·加斯特的信中说道：“我的窗外就是腓尼基广场，这个称谓简直就是世界主义的代名词。你不觉得好笑吗？可是这却是真的，腓尼基人就生活在这里，一切都是真的。空气中充满了征服者们和自诩为‘超级欧洲人’的人们的动静，他们给了我自信的力量，他们告诉我说：现在你在自己的家里了……我离德国是多么的遥远啊。‘非德国’，我甚至不敢说出这个词语。”
他又重新拾起了以前的习惯，在阳光照耀下的小路上散步，从这里他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海。过去七年里的记忆把他跟这里的风景联系在了一起，让他倾听、追随着心中的幻想。尼采没有虚度这样的时光，每一刻都是快乐的，因为尼采留下了诗歌、格言或者一些歌曲。
他把诋毁现代人作为了乐趣，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可以预示未来的哲学家就必须否定他所处的时代，不管这个时代是好是坏。16世纪的哲学家应该歌颂那些服从的人与和谐的力量。而到了19世纪，欧洲遭受到了法国巴黎颓废派和德国瓦格纳主义的侵害，并且永远在寻找能够轻松生活的方法。在这样一个衰弱的地方，哲学家不得不歌颂其他美好的品质。尼采坚定地宣言说：“只有那些知道怎样保持孤独与冷漠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伟大的人。他知道怎么到达善与恶的彼岸，因为他有着强大的意志。这就是伟大。”他还必须要搞清楚：“伟大真的能在当今社会中生存下去吗？”尼采在二十六岁时就发现了这个困境，因此他一直在寻求着解决之道。
不但诋毁现代人，他还诋毁德国人，这是他另一个更加活跃的兴趣。欧洲都已经德国化了，显得那么没有教养。它掩饰了之前存在的粗俗的恶意和狡诈。它应该像以前的法国人一样，要保持一种清醒，怀着一种强大的力量去生活。尼采写道：“我们应该学习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把我们的音乐、趣味以及生活方式都改变才行。”很明显，这种思想受到了他那“已故的朋友们”——司汤达和加利尼神父的影响。
他这样写道：“平时忧郁的人在欢乐的时候就会背叛自己。他们就像是由于嫉妒而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幸福，甚至好像要将幸福扼杀。因为他们知道，欢乐很快就会飞走。”即将迎来新的一年，尼采好像已经看到了眼前的幸福，但跳动的思维与幻想带来的快乐不能彻底满足他。尼斯的人们和这里的腓尼基广场已经不能吸引尼采的注意力了。他想不出《快乐的军刀》以及普罗旺斯歌谣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是一个德国基督教牧师的孩子，所以他总是等待着圣诞节和圣·希尔维斯特节的到来，那个时刻是神圣的，而尼采的心情却是压抑的。
他开始对自己住的公寓感到了厌恶：里面的家具有太多人用过，而客厅则因为是公用的地方而变得一团糟。很快，天气变冷了。尼采是贫穷的，所以他无法得到应有的温暖。德国式的暖炉和寒冷使他感到悲哀，因为他用不起。公寓里总是乱哄哄的，尼采从来不能得到片刻的宁静。右面是一个小孩，他总是把天平弄出“吧嗒吧嗒”的声音；楼上是两个业余的音乐爱好者，正在练习小号和小提琴。弗里德里希·尼采陷入了痛苦之中，他在瑙姆堡写了一封信给妹妹，日期是圣诞节。
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陪我欢乐，这是多么无聊的生活啊。如果我能更加富有，更加强大的话，我就会选择去日本找寻那些小小的乐趣。在威尼斯，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过上日本人的生活，所以我感到开心。而在欧洲其他的地方，到处都是令人不快的悲观主义者。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瓦格纳对音乐的歪曲。
又是圣诞节了，我却还要继续像以前那样过着悲哀的生活，像是一个流浪的人、一个蔑视整个人类的愤世嫉俗者一样生活。没有谁会为我操心，喇嘛相信“会有更好的事要去做”，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是很多的……我写得不错吧？喇嘛万岁。
你的弗
你为什么不去日本过一下明智而又快乐的生活呢？
又过了八天，尼采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表现得比较轻快，或许是要为前一封信的拘谨而责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