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各国影响的对比分析
1.新诗运动期间的数量对照
哪怕证明了中国影响之广泛存在，我们仍可以提出疑问：其他国家对美国现代诗的影响又如何呢？很可能其他国家的影响超过上文所说的中国影响？因此，需要作一对比分析，以确定中国诗的影响。
举例说明显然不起作用，需要统计数字。而数字对诗来说，是最缺乏意义的事，诗讲质不讲量。本书新诗运动期间各国影响的数量分析，只是作为参照。
威廉·斯丹利·勃雷思威特（William Stanley Braithwaite，美国最早的黑人学者之一）自1913年起在波士顿编辑出版美国诗歌年鉴性刊物《刊物诗选》（Anthology of Magazine Verse）。考虑到它的资料在时间上滞后一年，因此我们可以把1913年至1923年各刊的情况作为新诗运动时期大致局面的反映。自1915年起，该刊有“本年度诗人与诗歌评论”（Articles and Reviews of Poets and Poetry）一栏，可作依据。
从评论看，中国居第三位，25篇，次于法国和意大利。但这里有具体情况要分析：意大利有33篇，居第二位，这是因为1922年是但丁诞辰，从1921年至1923年的27篇，几乎全是各刊物纪念但丁的应景文章。如果去掉这类纪念文章，意大利仅6篇，中国远占第二位。
在中国之后，日本据第四位，18篇，其中有7篇是评论当时活跃在美国，用英语写作的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Yone Noguchi）的文章；印度的7篇则全是评论在伦敦与英美诗人过从甚密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尤其是讨论他写的英语诗的文章。
由此可见，对中国的评论远远超过除法国外的其他任何国家。
而且，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对中国诗的评论，在新诗运动开始几年几乎完全处于空白状态，以后逐年上升，据1923年统计1922年的情况，跃居各国之首位。
评论往往是落后于创作的，而且比较容易反映学院派的倾向。诗评家对欧洲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当然比对远东文学熟悉。从这个条件来看，中国诗评论比法国相差甚远也并不奇怪。
2.《诗刊》统计
《诗刊》是文学史上公认的新诗运动的代表性刊物，笔者对《诗刊》十年中的异国诗歌翻译、创作、评论做了统计。
《诗刊》只发一篇纪念但丁的文章，因此意大利的地位就低得多。但《诗刊》是泰戈尔的“发现者”，它是美国首先刊登泰戈尔作品（在他得诺贝尔奖之前）的刊物；《诗刊》又是野口米次郎和藤田（Jun Fujita）这两个直接参加新诗运动的日本人的“根据地”，因此，印度和日本的篇数也不少。虽然如此，中国依然仅次于法国，居第二位。
如果我们剔除评论，只算创作和翻译，那么情况又大不相同：
中国诗的翻译和“中国式诗”创作占据第一位，比法国还高，这可能说明中国诗对于诗人比对于评论家更具有吸引力。
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汉诗英译单行本，遗憾的是，由于英语书籍出版地点之广，完整数字很难得到。根据笔者从各种资料来源合计，这段时期的英译本总数，如果不问译者国籍和出版地点，大致上是中国21种，法国17种（包括英法对照本），日本约8种，其他国家则远低于此数。
3.英国影响
我们前面的数量对比没有把英国诗的评论等计算在内。从技术上说，这一点无法做到，英语世界的文化联系太紧密，当时在新诗运动一些主要杂志上发表诗歌或文章的英国人相当多，美国新诗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自我主义者》（The Egoist）是英国杂志。伦敦是美国新诗运动最重要的中心。
而且，英国诗对于美国诗来说，是异国的，但不完全是异文化的。对世纪初的美国诗来说，英国诗是它努力想摆脱而又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文化“传统”。美国诗在新诗运动之前始终未能走出英国文学的巨大影子。
我们虽然没有对英国诗进行统计，但无疑，在这段时期，在新诗运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英国诗人和爱尔兰诗人，数量远超过其他国家。威廉·B·叶芝对美国新诗运动有无可挑战的权威；福特·马道克斯·福特（Ford Maddox Ford）、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D·H·劳伦斯等参与意象派活动的诗人在美国刊物发表作品的也极多，其他英国诗人，如卢柏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沃尔特·德拉马尔（Walter de la Mare）、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等人，在“高雅杂志”界很受欢迎。总之，英国诗的影响，无法列入上面分析统计的范围。美国诗与英国诗的关系，是新诗运动所面临的一个复杂问题，下面将有专章论述，但不应把英国诗作为“外来影响”处理。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诗对英国现代诗影响如何？有人认为中国诗是现代“英美人的发现”（AngloAmerican Discovery），包括英国，是因为阿瑟·韦利影响巨大的汉诗翻译。
当然，阿瑟·韦利杰出的工作是新诗运动接受中国影响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应当指出，他的读者，他对诗人的影响，主要在美国。至今有不少受中国诗影响的当代美国诗人还告诉笔者，他们的启蒙老师是韦利。笔者做了一下统计，韦利的书在英美出版的次数大致相当。
如果我们把每十年作为一个单位，分别看英美翻译家所译中国诗，我们会看到一个富于特征的趋势：在1912年新诗运动之前，美国人一般沿用英国译本，中国诗无美国人译本，此后逐年增加。20年代后，美国人译本超出了英国译本。
30年代后英国译本比例更为降低，因为这时出现了中国人的汉诗英译本，例如蔡廷干译本（1932），失名译本（Shih Ming，1933），初大告译本（1937）。
4.法国、印度、日本在影响渠道上的优势
就对美国诗的影响力而言，中国诗与其他国家诗比起来处于一个极不利的条件。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在19世纪末的英国诗坛已经很强烈。虽然在20世纪初，在波尔战争后的英帝国主义保守文化思潮中，这种影响一度减弱，但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1899）一书几乎是本世纪前期每个英美诗人的必读书。意象派之所以结成一个派，就是模仿法国诗人结派发宣言的风格，庞德坚持用法文称呼意象派（imagisme）就是为了强调他们是在仿法国风气。
美国新诗运动的刊物，如《诗刊》《小评论》，刊登法国诗人的诗经常是不翻译的：当时的美国诗歌读者似乎个个应该能读法文诗。由于庞德、弗莱契、奥尔丁顿等人不遗余力的推崇，法国诗人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在美国的名声比在法国本国还高。《小评论》的编委会有两位法国人（Paul Morand，Francis Picabia），《小评论》1922年春季号几乎是法国专号。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诗人让·德·波歇尔（Jean de Bosschère）长期居于伦敦，在美国刊物上发表法语诗，成为当时法国影响进入英美的重要桥梁。他的诗《尤利西斯捶床》（Ulysse batie son lit）实际上是乔伊斯写《尤利西斯》的灵感源头。法国评论家雷奈·多班（René Taupin） 1929年出版比较文学早期名著《法国象征主义对美国诗的影响》（L"Influence du symbolisme franais sur la poésie americaine）一书，把新诗运动看成法国象征主义的余波。
笔者不准备在这里争论法国影响与中国影响孰轻孰重，可以说它们是促成美国现代诗特征形成的一对主要影响，但下文将详细分析：这二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美国现代诗似乎一直落在欧洲与远东两大影响的张力之中。
在影响渠道上，中国甚至不能与印度比。首先，泰戈尔正是在新诗运动兴起时在伦敦成名。1912年12月，庞德给蒙罗的信中就说泰戈尔“今年冬天将轰动一时”。叶芝为泰戈尔的第一本英语诗集《吉檀伽利》写了序，并建议当时追随叶芝的美国青年诗人庞德为泰戈尔修改英语诗稿。庞德似乎没有接下这任务，但他把泰戈尔的诗推荐给《诗刊》。蒙罗回忆说，当泰戈尔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时，《诗刊》编辑部兴高采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发现”泰戈尔之功。
奇怪的是，泰戈尔的影响，或者说泰戈尔所代表的印度影响，在美国现代诗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在美国诗坛后来也很少有人提起泰戈尔。
当时与新诗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印度文学家尚有萨洛姬妮·奈都夫人（Sarojini Naidu，1879-1949）。奈都夫人是印度诗人兼妇女运动领袖，从1905年至1917年旅居伦敦，用英语写诗，庞德与费诺罗萨的遗孀就是在奈都夫人家中会面的。奈都夫人在1925年成为印度国大党第一个女主席，1947年任印度独立省省长。
日本当时与美国诗人的直接接触就更多了，美国文人拉夫加第奥·赫恩（Lafcadio Hearn日名小泉八云），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非常活跃。他向日本介绍欧美文学，向美国介绍日本文学。他的日本题材创作也享有盛名。野口米次郎（Yone Noguchi）19世纪80年代作为学生来到美国，拜在当时的著名诗人乔坎·密勒（Joquain Miller）门下求师，成为第一个重要的日本英语诗人。他的诗风受19世纪美国诗人坡（Edgan Allen Poe）、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等人的影响。由小泉八云和野口米次郎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介绍过来的日本诗风，素材是日本的，但情调上是欧洲的感伤浪漫主义。评者今天对他们的工作颇有非议，但在当时，他们是日本文学与美国文学间的重要桥梁，这是中国诗所没有的。
野口与新诗运动人物关系密切，他受庞德的邀请给伦敦《自我主义者》写稿，他与狄任斯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狄任斯在1919年介绍了一系列日本现代诗人如三木露风（Rofu Miki）、与谢野晶子（Akiko Yosano）、吉井勇（Isamo Yoshii）、北原白秋（Hakushu Kitahara）、岩野泡鸣（Homei Iwano）、吉田一穗（Issui Yoshida）等人的作品，可能是野口促成的。而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要到1935年四月号《诗刊》中国专辑，才第一次介绍到美国。1936年艾克顿（Harold Acton）与陈世骧合译的中国现代诗选英译本，是第一本英译中国现代诗。日本占先了整整16年。
另一个在新诗运动中很活跃的日本人是《芝加哥晚邮报》的编辑藤田（Jun Fujita）。据说是庞德把他的组诗《和歌》介绍给《诗刊》发表的。
世纪初美国诗坛另一个重要的日本人物是日德混血的诗人定吉·哈特曼（Sadakichi Hartman），此人是美国世纪初唯美主义的“波希米亚派”的诗人，在纽约格林尼治区这派文人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中期。哈特曼虽然太美国化，对日本文学的传播没起多少作用，但他却让美国诗坛很早就感到了日本影响的存在。庞德甚至有妙言：“若做不成庞德，就情愿做定吉。”
日本舞蹈家兼诗歌评论家伊藤三千雄（Michio Ito）曾参加叶芝受日本能剧影响写出的剧本《鹰井》（At the Hawks Well）的演出。伊藤是庞德的客人，长期住在伦敦庞德的寓所里，庞德把他介绍给叶芝，并说服他在叶芝的剧中演出。
条件如此有利，日本诗在新诗运动初期影响大于中国诗就不奇怪了。在伦敦休姆的“诗人俱乐部”里，在意象派早期，日本诗的确是诗人们能够接触到的唯一的远东诗。世纪初法国某些诗人如库苏（p.L.Couchoud）等人热衷于写俳句，也促成了新诗运动早期的日本热。
5.中国影响与日本影响的区别
在新诗运动时期，不少诗人和诗评家似乎觉得中国诗和日本诗无法区分，也不必区分，一概称之为“远东诗”。但大部分的诗人是多少意识到两者的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