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庞德的《神州集》
1.费诺罗萨笔记
文学影响最重要的中介是翻译。对中国诗影响美国起了重大推动作用的有一系列的译者，下一节将处理。此节先把其中最特殊的一本讨论一下，因为它关系到中西诗学异同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不宜混同于其他译本。
这本书就是庞德的《神州集》。此书对美国诗所起的影响，是任何其他译本，包括韦利的译本，都无法比拟的。《神州集》为美国诗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性，许多可供发展的形态。
笔者到耶鲁大学珍本馆看庞德档案，该馆收藏的费诺罗萨笔记共21本，封面上所署标题分别为：
一、能剧
二至三、汉语课笔记
四、中国思想
五、汉语中段课程
六、中国与日本诗，摘要与演讲笔记
七、中国诗：平井（Hirai）与紫田（Shida）讲课笔记
八、中国诗：屈原
九至十一、中国诗：森（Mori）讲课笔记
十二、中国诗：笔记
十三至二十一、中国诗：笔记与翻译
庞德的翻译主要利用笔记七，笔记八和笔记十五至二十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庞德究竟如何利用这些笔记，首先是他的选择标准。费诺罗萨的笔记某些部分相当潦草，很多诗没有写下中文原文，只留下日文标音，因此笔者无法做出全部详目。但是，可以看到，屈原赋相当完整，都有中文、日本读音、单字释义和全句串解，包括《渔夫》《离骚》《九歌》的全文，庞德竟然一首也没选用。笔记中还有宋玉的《风赋》、班婕妤的《怨歌行》、魏武帝的《短歌行》、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游仙诗》、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之七》（雁南征今欲寄边声）等，注解和释义都相当完整，但庞德都没有取用。最后选入《神州集》的共19首诗，包括《诗经》1首、古乐府2首、陶潜1首、卢照邻1首、王维1首、李白12首。所选李白，大部分为古体。李白的古风诗中，《秦王扫六合》等也详解，不取，而取《代马不思越》和《胡关饶风沙》。
因此，对中国古典诗歌所知极少的庞德，也是有他的取舍标准的。庞德刚读到费诺罗萨笔记中的大量屈赋时，曾激动地声称屈原是意象派诗人，仔细读了全部笔记后，他明白要的是什么风格，终生再不提起屈原。当时某些批评家就感觉到这一点：路易斯·恩特梅尔（Iouis Untermyer）在1920年评论说，庞德有一种惊人的“表达欲”，什么异国文化都能进入他的诗歌：拉丁、日耳曼、意大利、普罗旺斯……但是恩特梅尔接着指出：“庞德先生不仅有鉴别的才干，而且有选择的天赋，实际上后者，即集中化的品质，是庞德最引人注目的优点，一如庞德从费诺罗萨记改译成的《神州集》所证明的那样。”
在耶鲁档案馆的费诺罗萨笔记中夹有庞德1958年打字的一张字条：
大约在一九年月我与费诺罗萨夫人在萨洛姬妮·奈都夫人家中见过面。此后，她读了我的一些诗，认为我是“能够像我先夫所愿的那样处理他的笔记的唯一人选”。当时我对中国文字一无所知，但根据她的要求，做了一些工作并将成品付梓，《神州集》是这些工作中使我最感兴趣的。这么说，庞德的取舍标准是个人兴趣。
第一句日期原缺。但在《神州集》1915年版本中，庞德写了个怨气很大的后记，说费诺罗萨笔记中还有不少好诗，然而因为他支持一些青年诗人，已经招来不少攻击，而中国诗就会代人受过，殃及全书，因此，庞德声称他选入的只是那些“无可争议的诗篇”。
这也就是说，庞德选入的是一些他认为可以为当时的诗歌读者界接受的，尚有一部分诗更符合他的诗学理想，但时人未必识货。
这样，庞德自己就说出两个不同的标准。但我们仔细分析，就可明白这两个标准并不矛盾，因为庞德当时感兴趣的是从中国诗中找例子支持他的诗学。
2.《神州集》的悲愁气氛
《神州集》1915年4月出版，考虑到这是在欧洲战事最紧张时期，因此它引起的轰动应当说够大的了，这点前面已谈到过。即使把它作为中国诗的翻译来看，也有人认为：“《神州集》作为英语读者了解中国古典诗歌世界的窗户，至今是无可替代。”哪怕是韦利的译诗也没能取代它。至少，从历史角度看，《神州集》不仅是庞德的第一次真正的成功，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第一次真正的成功。自此以后，中国诗受人瞩目。“不管怎么说，东方诗歌自此后在英美文学中不再罕见。”
我们这里只限于说明《神州集》作为影响中介的一些例子。
首先是题材，这个问题前人注意不多。《神州集》第一次把当时欧美读者和译者最感震动的题材——愁苦——突出地表现出来。《采薇》和《胡关饶风沙》的战乱之苦；《长干行》和《玉阶怨》的怨妇愁；《别友》《送孟浩然之扬州》《送元二之安西》等的离别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诗的怀旧愁绪。题材可能是中国诗“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康拉德·艾肯评论道：“愁是中国诗中最始终如一的调子——愁苦，或者说无可奈何的哀愁：好友终得一别之愁，离乡背井思家之愁；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之愁，人生不平之愁；暮年孤独之愁。”
浪漫主义时代，当然诗人也写愁，但西方诗中的愁似乎是愤怒的变相宣泄。我们且看一首当时追随庞德的英国青年女诗人艾莉丝·巴里（Iris Barry）的诗，此人是庞德的及门子弟，而且庞德曾特地叮嘱她好好领会《神州集》的意境。我们看她领会的结果：
卖花姑娘嘶哑的叫喊，
暗淡的街灯摇晃，
凄清的寒风一呼而过
叹口气，送走一年
一切都已消逝
无香味的遗恨；死去的思想；
菊花，迟开的蔷薇。
庞德的这个学生把自然意象与愁苦主题结合，最后来个意象叠加。这是一首按功课格式写出来的“中国式”诗。
3.羁客题材
《神州集》中，《羁客信》（李白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被人认为是“全书的核心”，庞德自己也说他最喜欢这首诗。此后我们看到新诗运动中以羁客为题的诗不断出现。1918年芭比特·道依契的《羁客》（Exile）：
在风眷恋的草原旁，
在灰色的海边
他们居住着……
沙漠那头，天空渐渐消失。
这里羁客流亡的他乡，太像庞德所译《南方人在北国》（李白《古风第六》）中的漠北情景。温妮弗蕾德·威尔斯（Winifred Welles）1920年的《羁客》（Exile）主人公似乎是中亚式诗人，但最后几行我们又看到庞德笔下中国羁客的影子：
笑声回旋，笛音来自空中——
而我站着，远离尘嚣，一无遮掩，
无衣无衫，无依无靠，被丢弃在阳光下。
4.树叶“典故”
庞德译的《河歌》（The River Song）是李白的《江上吟》（“木兰之枻沙棠舟……”）与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二首诗的连译，庞德误以为这二首诗是一首，而且把第二首标题误作为诗行（他没想到中国诗的标题可以长到这种程度。要到60年代新超现实主义诗人才学会用“中国式”长标题）。这首诗与《河商之妻》（李白的《长干行》），《江上告别》（《送孟浩然之扬州》）使河流形象在《神州集》中很突出。河流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作用看来与英美人的概念很不相同（欧洲人大多是航海民族），古德温认为庞德在英语诗中引入了河流主题。
我们在哈丽特·蒙罗的自传中找到一段有趣的来信摘录，她写道：1916年新诗运动女诗人佐伊·阿特金斯（Zo Atkins）写信给她，信中述说了她驱车离开芝加哥时的所见所思。
当我穿过桥时，庞大的运粮船拥挤在桥下的河里，船身的弧线和光裸的桅杆仅依稀可辨，只有在巨大的月亮衬出的地方，桅杆清晰地显出。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中国，但这条河好像中国的河。暗淡的红灯和绿灯神秘地亮着，此情此景的确很美。
阿特金斯说她“不知为什么会想起中国”，实际上她见到的是芝加哥河的情景，正是前一年刚出版的《神州集》中的河、桥、船等形象组成的典型的告别场面。
庞德那首从翟理斯的直译文改译的名诗《刘彻》中的形象也为许多诗人所模仿。《日晷》上登过一首裘娜·巴恩斯（Djuna Barnes）的诗《致刘彻死去的宠妾》（To the Dead Favorite of Liu Che）。这首诗玩弄音韵，无甚足道，但显然是源自庞德的诗。
芭比特·道依契的诗《和平时所作》（Lines Written in Time of Peace）的最后几行借“落叶依重扃”手法还相当高明：
开满花的树枝，树丛，梦想着的藤
藤上绿叶繁茂。悲伤
能对着什么张开眼睛？
一片叶，血一般明亮，静静地沾着
像一声叫喊。
弗莱契的这首短诗《失望》（Despair）稍有变化，仍看得出同出一源：
失望挂在我衣衫破烂的褶皱中；
它挂在我的脚步上，
像雪落在樱花里。
悲伤在我心中
一年年，就像红叶埋在雪底。
我有理由认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e Macleish）的那首著名的《诗艺》（Ars Poetica）中的名句也源自庞德这首改写中国诗：
因为所有悲伤的历史
只是空寂的门廊中一片枫叶。
恐怕最有趣的例子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60年代初与人合译李煜词，把“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译成“像一张潮湿的树叶沾我心上”。
Involute，
Entangled，
The feeling of departure
Clings like a wet leaf to my heart.
威廉斯在此想重演庞德《刘彻》意象叠加故技，把抽象换成了具体，但他为了借用庞德而篡改了李煜原文。他这样做不是抄袭，而是让美国诗歌读者（美国诗歌读者都知道这个文学“典故”）回想起庞德原译诗的意境。
5.《神州集》之影响
弗莱契以他本人为例对《神州集》在当时新诗运动诗人中造成的震撼作了说明。1915年前庞德拉他参加意象派，他一直不愿意，“一直到我读了他的《神州集》中的翻译之后……我才解除了对意象派的一切顾虑。”
我们前面说过，弗莱契的事后追述往往不可靠。实际上他在自传中说，他之所以不愿参加庞德领导下的意象派，是因为他感到与庞德这个领袖欲太强的穷小子合作很不愉快。因此当1915年庞德在意象派中的领导地位被埃米·罗厄尔推翻，弗莱契就欣然成为罗厄尔的主要搭档。富裕水平相当的人较易合作，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看到，1914年至1915年，即他的创作在中国诗和艺术影响下转向的时候，当《神州集》作为意象派最主要成绩出现时，他决定做意象派正式成员，这也是可能的。他参加意象派时，个人关系动机与艺术动机同时起了作用。
《神州集》也是中国影响进入庞德自己的创作的媒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标志着他作为现代一个最重要的诗人成熟的开始。他自己说：“至于改写，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绘画大师都向他们的学生建议临摹名画作为开始，由此走向自己的创作。”
而庞德从临摹中国大师中得到的是什么呢？庞德的好友，英国女作家梅·辛克莱不久就评论道：“（对庞德来说）所有起过作用的异国影响，以中国诗人的影响最为有用。中国影响促成了……他的理解越来越完美的实现，使他发现了他最终的自我（his ultimate self）。”
实际上，庞德在模仿中国大师时，也在酝酿自己的最重要作品，《诗章》的最初几章就是在1915年起草的。“《神州集》把庞德引向成为《诗章》基础的那些技巧，因此它成为美国诗歌一股重要潮流的标志。”
因此，很多批评家都同意，《神州集》是《诗章》的起点，是《诗章》的“铅笔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