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似乎没有必要过于强调文学“区域性”特征。然而文学作品又确实有着它们各自的抹不掉的地方色彩，从生活出发，写人、状物、叙事，总是要流露出作家长期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特征，想不流露，也是难以办到的。这方面，还是以顺乎自然为好。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过分要求一个青年作者在写作时“加强”作品的地方特色，往往会限制了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宏观的概括，限制了作品思想开拓。
有一个前辈作家叫罗淑，青年时期离家去国，从国外学习归来后久居上海，开始写作《生人妻》《鱼儿坳》等小说。她的小说中出现的生活环境，山光水色，风俗民情，却依然是家乡的。我有幸作为这位前辈女作家的同乡，这一点最清楚不过了，我曾惊异于此。后来我自己也写小说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提起笔来，故事背景总是我熟悉的家乡。我明白了：地方色彩是自然流注笔端，乡土气息绝非刻意追求。
因此，不必担心西南地区作家的作品会没有西南地区的特色。而应该引起注意的倒是假如我们仅止于满足自己能够逼真地画出一种地方特色，忽略了对于文学来说更为重要的东西：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感，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生活的当代性。
历史感和当代性两两不足，使我们的作品常属于当代全国水平(如果确有一个水平的话)之下，当然，这是指“平均值”而言。
那么，怎么办呢？
也不难。我们既需要坚实地立足于自己这块文学土地上，又需要宏观地考察和思索这块土地上的一切。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南的经济发展稍落后于全国，文学亦然。我们当然可以指出古代和近代历史上有众多的文学家出生于云贵川三省，但，那是过去的事了，先人的成绩，不应记在我们的功劳簿上。经济的暂时的不发达，也不能视为文学落后的当然理由。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是什么？漫长的民族历史都沉淀了一些什么东西，滞留在这偏远的西南一隅的穷乡僻壤以及相当一部分乡亲父老的心上？而近几年的巨大的时代波涛又是怎样地冲击着这块古老贫穷的土地？生活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变化的过程中有过什么样的欢乐与痛苦？文学应该关注着这些。从这些意义上去探索，从这样的探索出发往前走，我们将有可能捧出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奉献在全国读者面前。
我坚信这个，并为之祝福。《大西南文学》必将成为一只大花篮，这只花篮将因为盛满着大西南的文学百花而举世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