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做事，低调管人
管理背景之五：喜谦卑
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等级专制让人们对尊严非常的敏感，对自己的尊严有一种不容侵犯的感觉。所以中国人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以表达对别人的尊敬，喜欢谦卑地对待别人，并且也希望别人能够谦卑地对待自己。
吴若权在《发现谦卑的力量》一书中，对于“谦卑”是这样诠释的：“谦，是态度上的敬让而不自大。卑，更是一种心情上的礼貌与客气。两者相辅相成，心甘情愿地付诸行动，才不会失之肤浅、虚伪。”
中国人勤奋务实、含蓄内敛，视谦逊为做人之本，喜欢谦卑地对待别人，并且也希望别人能够谦卑地对待自己。
对于领导者，先圣们都谆谆善诱，要谦和地对待下属，才能够得到下属真心的拥戴，并且心甘情愿地为你做事；要放弃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要“不为天下先”，要学会“让”。
《道德经》第67章讲到：“我有三宝，持而守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故能器长。”这个“慈”，就是仁慈；“俭”，就是节俭；“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一种谦退、低调的处世态度。后汉班固评论道家时说它“合于尧之克攘（让），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汉书·艺文志》）。在老子那里，“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道德经·第2章》）
孔子也是低调为人，低调行事的典范。其学生子贡评价他说：“夫子温、良、管理细节之五管人用人。
高标做事，低调管人智慧方法
恭、俭、让以得之。”面慈貌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心地纯善，只有利他之心，而无自私之念，即之为良；出门如见大宾，平等恭敬每一个人，即之为恭；心安于道，自奉俭约，视名利如浮云，即之为俭；自卑而尊人，即之为让。
而不自大、不自见、不自足、不自伐、不自矜，自卑而尊人，正是低调管人的核心内容。
相应管理对策：沉静领导
怎么样才能让下属心甘情愿地为你做事？答案是让他喜欢你。
怎么才能使他喜欢你？这需要你在他面前，能让他感到很舒服、很自在、很优越、很有成就、很有自信……周星驰深深地了解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
一般人是如何获得自信的？是通过比较：你比较好，所以我就没有自信；我比较好，就变成你没有自信。而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认同、得到自信。所以，周星驰演的角色，10部片子有9部都是演一个常被嘲笑常被欺辱的人，演一个最被人看不起的人，一个能让所有观众都觉得，“我一定会赢过你”的人，结果影片最后，周星驰一定会一反弱态，战胜强敌，扬眉吐气…这就叫“Tee-up法则”-Tee是打高尔夫球用的小支球托，up就是把它垫高起来的意思。所有人打高尔夫球，在开杆的时候，他都必须插下那个Tee，才有办法把球打飞起来。
这就是Tee的作用——把自己放低了（像没有价值），再把对方垫高了（对方显得高大而有价值），结果自己就成了对方离不开的，最有价值的“Tee”。
周星驰电影的票房之所以会高，不是因为周星驰善于演喜剧片，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心理学专家”，他懂得真正的成功道理：把别人垫高了，把自己放低，让别人有了“安全感”；让别人有了“快乐”；让别人有了“自信”；让别人有了“希望”，别人才会喜欢自己，让他顺顺利利地成功。
一陈安之《看电影学成功》
战国时期鲁国的尸佼曾经说过：“待士不敬，举士不信，则善士不往焉。”在中国古代，有为了人才而吐哺的周公。在强调皇权至贵的封建时代，贵为一国之主、说一不二的九五之尊都曾经为了网罗人才而多次下跪——秦昭王诚心求贤，居然以帝王之尊，屈膝五跪，以求范雎进言。
有的企业管理者经常得意地说：“我的员工被我管得服服帖帖的，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其实这样的管理者是不称职的领导。现代管理讲求的是人性化管理，作为领导，用强制手段让员工听话的企业是不会长久的，其实这是一种管理上的缺陷，更不能就此作为炫耀的资本。管理者要明确自己手中权力的用法，不要被权力的“魔仗”冲昏了头脑，让它变成统治员工的工具，而应该是利用权力来制定企业的发展目标，统筹安排下属的工作范围和工作量。
在AMD中国200多平方米的公司内，总经理潘晓明的办公室和其他员工之间几乎是全开放的。他说：“我希望这样做能够从距离到心理都能拉进我们的关系。”对于很多公司都头疼的知识员工绩效考核的问题，他不硬性规定每个人或每个项目组什么时候应该完成多少工作量，而是每个星期在公司的墙上将每个人或项目组的工作进度贴出来。“知识员工的自尊心很强，他们如果看到自己落后了，你不用再采取什么其他措施，他们自己就会努力赶上了。”他说。而且，公司的技术研发部门实行弹性工作制，因为知识型员工更多地从事思维性工作，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对他们没有多大的意义，他们也更喜欢独自工作的自由和刺激以及更具张力的工作安排。每天不管是上午8点来，9点来，或是10点钟才到公司，员工只需要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他的主管，他已经来了，下班的时候再发一封邮件，说明工作的进度就可以了。
IBM公司有许多方法让员工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使公司变成不同的样子，在纽约州阿蒙克的IBM公司里，每间办公室，每张桌子上都没有任何头衔字样，洗手间也没有写着什么长官使用，停车场也没有为长官预留位置，没有主管专用餐厅，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非常民主的环境，每个人都同样受人尊敬。
道家以“柔弱谦下”作为处世之道，要求“为而不争”，不与人争有、争多，而是先帮助别人、给予别人，其结果却是“既以为人，己俞有，既以予人矣，己俞多。”诸如此类观念构成了道家在伦理上“趋下”的伦理价值观，而事实上“趋下”的伦理价值观更容易获得稳定和谐与成功。
你可以管理一个员工是否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生产任务，但是，你却无法管理一个员工对待顾客的热情、态度、微笑。总而言之，知识型工作者具有流动性，他们可以抬腿就走，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即他们掌握的知识。
锦囊妙计
沉静领导，是指一种身体力行的、富有参与性的、温暖、专注而又注重权变的管理方式。它勇于直面现实，但决不鲁莽冒进；它克制隐忍，但坚持原则；它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它是人本的、内省的、和谐的。
经典管理实例
张廷玉谦卑做人低调处世
在某种意义上说，“低调管人”就是要求领导者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太高明。倘若自认为处处胜人一筹，高人一等，那么必然会在欲望上表现得多贪多占，并视之为理所当然。这在旁人看来却是狂傲之举。所以，领导者在任何情势下，都应该放下自己的架子，严格要求自己；对事时高标准要求，充分表现自己的专业精神，对人则需低调处理，表现自己的谦逊之态，这才是领导者最智慧的平衡艺术。
清代名臣张英、张廷玉父子就极擅此道。
康熙时的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京做官，邻居吴氏欲侵占他家的宅边地，家人驰书北京，原想压一压吴氏气焰。谁知张英却回诗一首日：“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很明白：退让。家人得诗，主动退让三尺。吴氏闻之，受到震动也后退三尺。这就是安徽桐城有名的“六尺巷”的由来。
张英之子张廷玉也秉承其父的谦谦君子之风。
张廷玉是康熙时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6雍正设军机处，其规章制度均由他拟定。雍正时，张廷玉之长子张若霭在经过乡试、会试之后，于雍正十一年三月参加殿试。诸大臣阅卷后，将密封的试卷进呈雍正帝亲览定夺。雍正帝在阅至第五本时，被策中“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虞，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数语吸引，认为此论“颇得古大臣之风”，故将此本定为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拆开卷子，得知此卷正是张若霭所作。雍正帝很高兴，说：“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异日必能为国家抒诚宣力。”认为此事“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为了让张廷玉尽快得到这个喜讯，雍正帝立即派人告知张廷玉。
金榜题名可谓是读书人最大的奋斗目标，按常理，儿子高中一甲，父亲定是欣喜无比，大肆庆祝。但张廷玉却并没有这样做。他非但没有将此喜讯通知家人，反而面见雍正帝，跪求换人，认为自己身为朝廷重臣，儿子又中一甲，实有不妥。
雍正帝不允，说：“朕选才公允，此前并不知是大臣之子。”张廷玉听罢，依旧恳辞，说：“普天之下，人才众多，三年一次殿试，都望登鼎甲之榜。臣已居高位，今若子又登一甲三名，挤天下寒士进阶之位，心实不安。”
在清朝的科举制度中，一甲仅限三名，二甲、三甲则各取若干。一甲的第一名叫状元，一甲的第二名叫榜眼，一甲的第三名叫探花；而“三甲”，实际上是殿试的末等。待遇与一、二甲是完全不同的。
雍正帝深受感动，“不得不勉从其请”，将其子降为三甲第一名。
带言道“伴君如伴虎”，无论多么英明的皇帝终免不了以个人喜怒为核心，而清朝又加上了满汉隔阂，皇帝提防汉人作乱，大兴文字狱，稍有不慎，就会招祸。
但张家却几代高官，特别是张廷玉，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能够在官场上挥洒自如，50年官场不倒，恐怕不无秘笈。而这秘笈一是严谨慎勉，二是做事高标准，欲望低要求，万事谦让，不与人争之故。
高招解析
“沉静领导”就是要求领导者能够认清自己，能够甘于平凡，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太高明。只有高标准管事，低欲望生活的领导者才能真正达到不凡的领导境界。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文崇一谈谦让[文崇一：1925年生，中国台湾人，著名社会学家。]
一般而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政治上赞扬德治，社会上赞扬德行，经济上要求别义利，个人从小就被灌输忠孝一类的伦理思想，等等。这些观念的主要来源是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孝经》《礼记》，及若干依据儒家思想而产生的“家训”之类的作品，如《颜氏家训》（北齐）、《放翁家训》（宋）、《郑氏规范》（元）、《庞氏家训》（明）、《孝友堂家规》（清）。
传统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规范，除极少数外，论语差不多均提到了。但讨论最多，解释也最多的是“仁”。有人说，“仁”是孔子的一大发明，不无理由。也因此，当儒家伦理思想成为中国的传统以后，如何实践“仁”就成了一个争论的问题。
孔子对于仁的处理，实际不是从定义着手，而是从行动的实践来表现它的内涵。
许多次他的弟子“问仁”，他都不是回答什么叫做仁，而是告诉他们怎么做就是仁。也可以这样说，孔子似乎在尽量避免用抽象的字眼去说明仁，而着重于用行动来表达个人实践“仁”的诚意。这种“仁”实际就是建立于永久价值上对人的态度。归纳起来说，可得以下几种解释：
（1）节制自己，遵从社会规范。如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忠孝、诚信等。
（2）处处替别人着想。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
（3）用谦和的态度去建立人际关系。如爱人、恭敬、宽大、诚实、施惠、刚毅等。
（4）要勇于实践。为“仁”由己不由人。如伯夷、叔齐、管仲、微子、箕子、比干。
归纳上述几种道德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孔子的价值焦点是仁，孟子是善（以仁义为本），孝经是孝，礼记是礼与诚。事实上，它们的来源都是孔子的“仁”，只是各人所强调的重点稍有差异。这些价值本质上是互相连贯，不是孤立存在的。
我们还要提出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忠”。论语有四个地方谈到忠，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答定公的话，“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颇有点像后世忠君爱国之忠，但细察起来，这个“忠”仍然是“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以及“孝慈则忠”（为政）一类的“忠”，即忠于事而非人。
这种忠的意义也为《孟子·礼记》所承续。如“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离娄下），“忠信，礼之本也”（《礼记礼器》），“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礼记祭统》），没有任何新义。但孝经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它说，“故以孝事君则忠”（士章）。这就是后来所谓“移孝作忠”的忠君思想的最早根据。上面几种主要道德价值很明显地可以说明：他们都喜欢用二分法来解决问题，这样，所遇到的困难固然比较少，然而问题本身却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并且往往产生新的问题。
这些价值取向，就它积极的一面来说，它只是鼓励人去建立一种和谐的、谦让的和诚实的人际关系，并不教人去突破旧有藩篱，而创造合理的新规范。所以经常在重要关头把人往老路上拉，如见利必须思义、勇者不必有仁、无恻隐之心就不是人，等等。都使一些对社会有远见的人裹足不前，只得在旧有的规范中因循下去。这也使个人的性格受到更大的压力，因为忠或不忠，孝或不孝把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划分得非常明显，似乎是非此即彼，毫无其他选择的办法。于是，个人只得对既存的社会规范屈服，也就是表现更大的谨慎与顺从。
——摘自《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