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从来都不与司马氏往来，好友山涛举荐其出任吏部郎，他不光拒绝还写了与山涛的《绝交书》。司马昭曾欲借嵇康的影响力为自己正名，但嵇康却以“非汤、武而薄周、孔”拒绝，这在名义上已经表达了对司马氏篡位的驳斥。更为要命的是，嵇康在当时太有影响力了，在吕安案被捕入狱以后，三千太学生请愿，而且打出如不释放嵇康他们愿意和嵇康一起坐牢，这下把司马昭给镇住了，他没有想到嵇康在文士中有如此之高的影响力，这严重地威胁到了他执政的基础，于是他下定决心必除嵇康而后快。也算是杀一儆百！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嵇康的死有两条线，一明一暗。明的一条是吕安一案，暗的是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并且反对司马氏篡曹魏天下，两条线就注定嵇康必遭杀身之祸。诸多两晋的史学家掩耳盗铃，替司马氏掩饰罪行，而是把嵇康的死归罪于钟会的诬陷，这就导致很多迷信正史的人，对嵇康的死因不加怀疑，导致我们从没有看到事实的真相。
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一代文豪广州陨落
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灵运始，山水诗乃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他的诗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着一种清新、自然、恬静之韵味，一改魏晋以来晦涩的玄言诗之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20岁的谢灵运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参军，后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420年，刘裕建立大宋朝后，降谢灵运的封爵为康乐侯，改食邑为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
永初三年（422年），由于刘宋王朝对谢家始终怀有疑忌，谢灵运被降为永嘉太守。谢灵运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非常高傲，曾说，天下有一石，建安诗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余下一斗由自古以来及现在的闻名之人共分。他恃才傲物，自以为在政坛上应受到格外的器重，殊不料反遭朝廷排挤，被调离京城建康（今南京）。
所以，他在郡心情烦闷，不理政务，一味纵情山水。平日写写诗文，以宣泄胸中块垒。一年后，称疾辞官。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文帝为巩固其统治，对世家大族采取笼络政策，由于谢灵运名气大，被征召为秘书监，还被指定撰修晋史。但时隔不久，谢灵运就看出皇帝对他表面上尊重，实际上“惟以文义接见”，只是要他充当一名文学侍从罢了，并无政治上加以任用的意思，而朝中真正受重用的却是些名望才干远不如他的人。
不久，谢灵运再辞官归始宁，与朋友往来吟咏，或率领数百随从出入于深山幽谷，探奇觅胜。
谢灵运酷爱登山，而且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敢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他登山时常穿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于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这就是著名的“谢公屐”。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曾有这样的诗句：“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可见其影响之广大。
刘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又让他出任临川内史，但他还是不理政事，终日出游，被地方官员纠弹，要治他的罪。谢灵运不服，反把有关吏员扣押起来。他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政权，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这种行为和言论，加重了他的罪名，被判免死流放广州。可是刚到广州，朝廷的公文又到了，诬他又犯下了新的叛逆罪，命令将他就地正法。元嘉十年（433年）十月谢灵运在广州被处弃市刑（当街斩首），死时仅49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陈子昂：冤死狱中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一首千古流传的《登幽州台歌》，他的作者就是唐朝大诗人陈子昂。陈子昂（659—700年），字伯玉，出生于梓州射洪县（现今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豪富之家。他24岁中进士，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两次从军，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均有较深刻的认识。他立论切直，常不被采纳，曾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下狱。圣历元年（698年），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使陈子昂冤死狱中，时年42岁。
在政治上，陈子昂是初唐有卓识有远见有胆略的政治家。女皇武则天执政期间，朝政成败兼有，用人贤愚相混，战伐多舛，酷刑泛滥。在这民生多苦的封建社会，他能细辨泾渭，深查时机，为国图安，为民请命，直言敢谏，不畏刑戮，可谓人杰。
在文学上，他是初唐诗歌革新运动的旗手，他反对内容空虚、采丽竟繁的形式主义。他主张文学要有兴寄（思想内容），要反映生活，所以他反对六朝以来的艳体，强调继承“风雅”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在唐诗的发展史上，陈子昂是结束初唐百年间的齐梁诗风，下开盛唐雄浑浪漫一派，地位是很重要的。
陈子昂是女皇武则天近臣，名重朝廷，带职居家，俸禄依旧。上面提到的段简是一小小知县，敢如此胆大妄为，这与朝中政治斗争的尖锐化有关。当时朝中在贤相狄仁杰积极筹划下，年老女皇武则天已决定李显继承皇位。武承嗣、武三思、武攸宜虽已感到末日来临，但仍在挣扎，造谣惑众，搅乱视听，并对狄相国百般纠缠，对反对他们的名臣宿儒加以迫害。这必然波及到陈子昂。武三思指令梓州朱州官将“附会文法”的陈拾遗子昂监禁，使他身败名裂，无脸还朝。
梓州朱知州，也觉得此事办与不办两难，牵连朝廷派系斗争，自己不便出面。于是就由段县令去办，而段县令原是赃官，而子昂家又是当地豪富，他借机贪财，自然格外卖力。
而陈子昂素性高傲，不善于在逆境里周旋和抗争，自我保护能力弱，再加上父死不久，忧郁伤身疾病连连，他在狱中愤然而成《宴胡楚真禁所》这首绝命诗中写道：
人生固有命，天道信无言。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清室闲逾邃，幽庭春未暄。寄谢韩安国，何惊狱吏尊。
次日，子昂将诗转传出县衙监狱，又自己卜筮，预测自己入狱吉凶，卦呈凶象遂仰天长号：“天命不佑，吾其死矣！”一急一气，当晚死于县衙监狱。
陈子昂死后次日，射洪县城金华万余居民，惊悉家乡人引以为荣的大才子陈子昂被赃官段简索贿冤死县衙监狱。悲痛万分，自发地罢市三日，以抗议段简的罪行。
李白：诗仙身死之谜
李白诗歌的特色是想象丰富，形象浩大，气势奔腾，一泻千里，豪放飘逸。当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他就用大胆的夸张；当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其思想愿望时，他就借助非现实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幻想。李白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杜甫称赞他的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使得诗人千百年来博得了“诗仙”“谪仙”的称誉，其诗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远。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怀着平乱报国的愿望，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料李璘暗怀和他哥哥唐肃宗李亨争夺帝位的野心，不久兵败被杀，李白也因而获罪，下浔阳狱，受判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平时爽朗大笑的诗人此时也不得不发出无声的哀泣：“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乾元二年（759年）李白因遇大赦，得以放还。上元二年（761年），他在当涂听说太尉李光弼率兵百万到临淮追击史朝义，爱国的热情和从政的雄心又被激了起来，决定去参加李光弼的部队，但只到了金陵，就因病折回来了。宝应元年（762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家里，在穷困和漂泊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关于李白的死因，后人有多种说法。李阳冰在为李白诗集撰写的《草堂集序》中说：“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这说明李白是病死的，以后的碑碣著述多沿用此说。
范传正的《墓铭》中有“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宁审乎寿终百年”的文字。李白嗜酒成性，尤其到了晚年，“狂饮”更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醉而致疾是有可能的。大诗人杜甫所作《饮中八仙歌》中，刻画了唐代著名士人贺知章等八位“酒仙”醉酒后栩栩如生的群像图，李白的出场是全诗的高潮：“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后的李白竟敢在皇帝面前口出狂言。李白如此视酒如命，怎能不病入膏肓？晚唐诗人皮日休曾作《李翰林诗》云：“竟遭腐胁疾，醉魂归八极。”明确指出李白是患“腐胁疾”而死的。郭沫若考证说，61岁的李白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曾决定从军，到了金陵发病，只得半途而返，此时李白处于“腐胁疾”之初期，估计当为脓胸症。郭沫若又说，李白62岁在当涂养病，脓胸症慢性恶化，胸壁开始穿孔，成为“腐胁疾”，十一月卒于当涂。
纵观李白的一生，坎坷流离，经历曲折。他爱酒、爱月，恃才而狂，傲视权贵。他才气冲天，却命运多舛。他胸怀鲲鹏之志，却只能听任命运之神的安排，发出“中天摧兮力不济”的不堪、“白发三千丈”的幽怨，无可奈何，只得呼酒买醉，可惜“举杯消愁愁更愁”，大量的酒精已经使他的肌体受到侵蚀损害，但他仍贪杯，直到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药。因此李白病死说是可信的。
不过也有人根据李白生前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浪漫高傲的气质，认为他的结局应该是“醉入水中捉月溺死”。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说：“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说：“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宋代洪迈《容斋随笔》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洪迈在前面加了“世俗言”三字。“世俗言”的意思是说这是民间的一种出于美好的愿望而产生的传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美好的传说，是在李白去世后不久——而不是王定保等人记述之时——就开始广为流传的。对于李白诗歌的爱好者来说，他们当然更愿意相信李白是“揽月落水”而死。因为李白的许多诗是写月的，他把月亮看成是高尚皎洁的象征。
杜甫：死因扑朔迷离难定论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啖牛肉白酒而死”，二是“溺死”，三是“病死”。杜甫是病死舟中，还是死于牛肉白酒或者葬身于水，尚不能最后定论，有待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
牛肉白酒是怎样致死的呢？这个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不同解释。早在两唐书之前的唐人邓处诲在《明皇杂录》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甫饮过多，一夕而卒。”看得出，两唐书均采此说，只不过没有清楚述明牛肉白酒是怎样致之于死地的罢了。而邓处诲则说得明白：杜甫是吃得太多，胀而死的。后来研究杜甫的人，有同意邓说的，也有反对他说的。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认为杜甫的确是死于牛肉白酒，不过不是“胀死”，而是中毒。
至于溺死一说，最早见于唐人李观的《杜诗补遗》。这部书里有这么一句话：“是夕江水暴涨，为惊漂没，其尸不知落于何处。”对于这种说法，众多的人认为纯属无稽之谈，后世有诸家纷纷为之辨诬。虽然如此，也有人想象出杜甫是与屈原一样怀沙自沉了。因为这样正好“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了。不过这一想象没有丝毫根据，也就不值得深究了。
较多的研究者还是坚持杜甫病死湘江舟中的观点，他们对于有关杜甫死因的种种不同记载和传说，都作了一番合乎情理的解释。
大历五年（770年）四月，在潭州贫病交加的杜甫当时仓皇携家眷出逃，不料突然遇上江水大涨，不能行舟，只得泊于方田。杜甫在这里五六天得不到食物。大水退后地方官派人在江上寻找杜甫，不见踪影，即断定杜甫葬身大水。后来因为有了《明皇杂录》《杜传补遗》《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所以产生了杜甫食牛肉白酒而死、溺死等传说。
千古词帝李煜：国破身亡只堪哀
赵匡胤“陈桥兵变”做了皇帝后，开始陆续消灭割据政权，以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李煜面对宋的包围之势，不是积极备战抵御，而是主动削去唐号，改称江南王。他接见宋的来使，不敢穿龙袍，只好穿紫袍。当宋发动进攻时，他急忙派使者去向赵匡胤哀求，说他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乞求缓兵。赵匡胤回答得很干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975年冬，金陵城破，李煜率群臣肉袒跪拜投降。到了汴梁，李煜穿着白衣纱帽，向赵匡胤叩拜再三，得以苟全性命，被赦免无罪，封为“违命侯”。他从此过起了生不如死的屈辱生活。李煜去汴梁时，美貌绝伦的小周后跟着他，两人相依为命，只求平安了。
赵匡胤去世后，李煜连阶下囚的生活也无法继续，因为宋太宗赵光义比赵匡胤更猜忌这个亡国之君。同样失国投降的刘长能言善道，工于谄媚，在太宗面前曲意逢迎，所以太宗对他并无猜忌之意。而李煜就不一样了，他只会拿着一支笔，吟风弄月，作几首哀怨之词，朝见太宗时，也是垂头丧气，并不开口。太宗于是认为他有怨恨，便暗中派了人监视他。
李煜在位时的宫女庆奴，在城破之时隐身民间，现已是宋廷镇将的侍妾。她不忘旧主，带了封信前来问候。李煜见信后，涕泪滂沱，便将心中的哀怨写于信中，其中有“此中日夕只以泪眼洗面”一句。监视的人暗中报告太宗，太宗勃然变色道：“朕对待李煜，总算仁至义尽了，他还说‘此中日夕只以泪眼洗面’，这明明是心怀怨恨。”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元宵佳节，各命妇依例应入宫恭贺，小周后也去了。然而自元宵节入宫数日都不见她回来，李煜在家中急得踱来踱去，唉声叹气。一直到正月将尽，小周后才从宫中乘轿而归。原来宋太宗早就对玉貌花容、蕙质兰心的小周后垂涎三尺，这次便趁机把她留在了宫中，逼着她歌舞侍寝。小周后哪敢违抗，只能无奈地顺从了太宗。此后，小周后便常被诏进宫中。每次进宫，李煜只能坐以待旦，以泪洗面，牵肠挂肚地等待妻子回来。小周后回来后，夫妻二人抱头低声痛哭。这是何等屈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