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是对死者的封赐，但严氏父子也把它用着索贿的手段，授予得快慢或是否授与全要看贿金的多少。其脏手甚至还伸向朝廷的科举考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春，进士考庶吉士，有人通过太监用重金向严嵩行贿，严嵩便把所出的试题泄露给了他们，不料被人秘密告发，临考之际，忽传圣谕：“今年暂时罢考。”考生一哄而散。
凡是不向严氏父子行贿的官员就会遭受迫害，即使是六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也难保住其官位。老臣顾应祥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升任为刑部尚书后，因没有向严氏父子进献谢礼，严嵩便授意给事中对他进行弹劾。由于顾应祥平时廉洁奉公，很难找到其过失搬走他，严嵩就以他有鼻炎，不宜在皇帝身边供职为由将他调往南京。从到任到离职，顾应祥只做了100天的刑部尚书。
为使卖官鬻爵通行无阻，严氏父子牢牢地控制着吏、兵二部，以二部作为他的外府。其官员稍不合严嵩的旨意，就要被他除掉。因此二府就像属吏对待首长一样侍奉严氏父子，完全要根据严氏父子的意图办事。甚至吏、兵二部选官，呈奉簿籍，任凭严氏父子填发，所以人们将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寀、兵部职方郎中方祥称为严嵩父子的“文武管家”。吏、兵二部被控制后，官员们只要向严氏行贿，无功可受赏，有罪可不诛。有的人虽是严嵩的义子和亲信，为了保住权势也得向其行贿。赵文华督兵江南“剿杀”倭寇回京，向严氏父子行贿数万，还有很多珍宝书画、彝器等无价之宝，光是进见礼品一项就送给了严世蕃金丝床帐一具，其27位姬妾每人金翠髻妆一奁。宁夏总兵仇鸾、福建巡抚阮鹗、宣大总督杨顺等封疆大臣、边陲将帅都向严氏父子行过贿赂。至于官员犯法向其行贿以求逃避制裁者更是不计其数。甚至有的人自知被诬陷，为了侥幸活命，也得向其行贿，如曾铣及夏言岳父苏纲被逮捕后，严氏父子向苏纲之子勒索白银1．2万两和住房一处。抗倭名将张经被人诬陷后，向严嵩行贿5000两。而结果往往是严氏父子既受了其钱财，又害其性命，弄得人财两空。偶尔也有因行贿免于一死的，如总兵官俞大猷被胡宗宪诬陷，世宗命逮捕俞大猷论罪，俞大猷便向锦衣卫都督陆炳借白银3000两送给严世蕃，才幸免一死。
严嵩父子贿赂名目繁多，内外文武大小官吏须岁时送去财礼，名为“问安”；武将科克银两，多者巨万，少者数千纳给严氏父子，名为“买命”；每遇大选、推升，严氏父子都要借机遍索贿赂，让行贿者选择州县，挑选有油水可捞的美官，名为“漏缺”；而这些人在行贿得官后，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把金帛珍玩送至严府，名为“谢礼”。以致士风大坏，国库空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祸患。
边饷军费更是严氏父子窃取钱财的主要目标，户部所发粮饷，早上刚出国库之门，晚上就进入了严嵩的府第，百分之六十左右被严氏父子贪污，致使国库所藏连供给诸边军饷一年的费用都不够，而严氏父子积累的财富可支数年之用。
由于严氏父子贪墨滔天，京城士民称他们为“钱痨”。据说为了夸富，严世蕃每积资百万就要举行一次盛大的酒会，在其败落之前，这样的酒会共举行了五次。为储藏这些金银珍宝，严世蕃在京师相府挖了一个深1丈，方5尺的地窖，四周窖底砌以纹石，经过三天三夜才装满，而且外面还有很多财宝无法装进去。在封窖之前，严世蕃请严嵩来过目，他见自家金银如此之多，惊愕不已，自言自语地说：“财富积累多了的人一定会惨亡，奇祸，奇祸啊！”除京师相府外，在袁州老家也有银窖，而且储藏量是北京的两倍。
严嵩的义子亲信也都是些贪污受贿、搜括民财的高手。赵文华督兵江南，所至望风媚奉，文武官员争相进献金银财宝，以致把江南的金价抬高了好几倍。操江都御史高捷为了巴结赵文华，不惜把江防银2000两拱手送给他，应天巡抚陈定则用军饷4000两行贿。赵文华还率先侵盗军费，他通过提编徭银、加派税粮、截留漕粟、扣除京帑、胁迫富户等手段搜括公私金银宝物、图画以数百万计。朝廷拨去的军饷十分之八九被侵吞。赵文华失宠后，朝廷决定对江南军费作一次统计，结果仅有数字可载的，赵文华就侵盗10．4万两之多。而严嵩的另外几个亲信总督胡宗宪侵盗3．3万两，巡抚阮鹗侵盗5．8万两。鄢懋卿总理盐政，借机招权纳贿，勒索属吏馈遗，榨取富人贿赂，每到淮南、扬州一次，就索贿不下二三百万金，又受灶户赃私6万。他们贪污索贿得来的巨额财富除据为已有外，还大量送给严氏父子。
严氏父子及其党羽们依靠搜刮来的小民膏脂，过着极其糜烂腐败的生活。严世蕃之子严鹄、严绍康等曾公开炫耀说：“一年用费二三万金，仍苦于钱财藏得太多，没有地方开支。”于是竞相穷奢极欲，凡山珍海味，奇禽异兽，外国之所产，无不源源送至严府以供宴饮享乐。而粉黛之女更是列屋群居，全都穿着上等丝绸做的龙凤服饰，佩戴珍珠宝物，铺着象牙大床，罩以金丝纹帐，朝歌夜弦，左斟而右舞，荒淫无度。严氏父子不仅睡金丝之帐，而且溺器也用金银做成妇人形状，把中间挖空，让其穿上彩衣，涂上脂粉，以阴受溺。严世蕃有姬妾27人，放纵她们宣淫放荡，好多给他生儿育女，以荫袭补官。他每次同妇人交合，就要放一块崭新的白绫汗巾在床下，以致床下堆积无数，岁终就拿出来清点，计算他这一年宣淫的总次数。对一般奴婢，严世蕃更是恣意蹂躏，他每次吐痰都要他那些漂亮的奴婢用口去接，因此他每次刚发声，奴婢们就早已张开口等待吐进来，他美其名曰“香唾盂”。
严世蕃还豢养了一大群门客，他们除为严世蕃出谋划策、聚敛财货外，还陪其宴饮戏嬉。所以又称为“狎客”、“私人”。其中一门客为了逗引严世蕃欢笑，常以粉墨涂面。另一门客王华，严世蕃戏称他为“华马”，他就应声伏地，等候骑乘。一天，严世蕃与门客相坐，严世蕃放了一个屁，一门客趁机讨好，用手掮拂着鼻子说：“是什么气味这么香啊？”严世蕃假装惊骇地说：“哎呀，打屁不臭，病在肺腑，我快要完了哟！”这位门客随机应变，过了一会儿，又用手拂住鼻子说：“香气过后稍有些臭气。”严世蕃大笑。
严嵩父子倚仗权势。肆意贪污纳贿，勒索盘剥。朝中官员升迁贬谪，不是根据本人的贤愚廉赃，而是凭他们对严嵩贿赂的多寡。每天到严府求官的人相望于道，馈赠之物，鱼贯联珠，斗量车载。正所谓是官据钱定，狱由贿成，贿赂公行。甘肃总兵仇鸾因贪虐革职下狱，他以三千两黄金贿赂严嵩，拜严嵩为干爹，不但无罪释放，还复升为宣府、大同总兵；工部主事赵文华，因食赃，被贬出京为州判。他以重金贿赂严嵩，拜严嵩为干爹，因而又重新入朝，竟然当上了通政司使；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嵩一万三千金而升为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千二百金，被任为山东临清知州，《明史》说严世蕃对在朝和在外地的官员们的饶瘠险易情况非常熟悉，“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甚至宗室袭爵，争位也要贿赂严嵩父子。永寿共和王庶子朱惟熄，与嫡孙朱怀蟮争立，以白银三千两贿赂严嵩，得立。尹王在洛阳封藩地横行不法被告发，为求免罪，一次就给严嵩送了几万两金银。在严嵩专权的二十年中，虽然揭发他们父子贪污受贿的事一直未断，但他们丝毫不加收敛。肆意妄为，无所顾忌。
严嵩父子对广大农民更是进行残酷的掠夺与剥削。仅在北京附近就侵占民田建立田庄一百五十余所。此外，在南京、扬州等地也有良田美宅数十处，这些田产每处价值均有数千金。但严嵩父子强买时，被迫出卖者只能得银十之四、五。严嵩父子在原籍侵占的民田更是惊人。袁州一府四县之田，竟有十分之七被严家侵占。被夺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严家的佃户，或流亡四方。严家廪中粟，贫民血与泪。
由于严嵩父子大肆搜刮民财，贪赃纳贿，其家富甲天下，财产可与皇帝相比。严嵩在京的府第连延四坊，高墙峻宇，雕梁画栋，其巍峨壮丽不减朝堂。至于金银珠宝，更是难以计数，严世蕃曾自夸说：“朝廷不如我富。”后来严嵩事败被抄家时，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它珍珠宝玩价值数百万。严嵩父子的生活相当奢侈靡烂。特别是严世蕃，有小妾多达二十七个，爱妻宠妾，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纹，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荒淫无度。严世蕃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
以史为鉴：
在诸多关系网中，也许没有什么关系比亲父子联盟更稳妥的了。严嵩父子二人，一攻一守，儿子在前台办事，老子在后台撑腰，相益得彰。但是，恶人终有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而已
★教训97：小人得志，背后来阴招——王振自阉
王振本是一介失意文人，到后来竟成为明朝专权宦官的第一人。他从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的宦官发迹擅权事例中，找到了一条代天行事，富甲天下的捷径，获得了自我阉割的精神力量。于是他像赌徒一样，把肉体和人格作为赌注，孤注一掷，用自我阉割的代价，铺就一条飞黄腾达之路。
王振自阉入宫之后，因为其识文知书，被派往东宫，侍奉太子朱祁镇。朱祁镇于宣德三年的2月6日就被立为太子，当时才有两个多月，是明朝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一位皇储，到明宣德十年(1435)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朱祁镇周岁才7岁零两个月。1月10日，朱祁镇即位，年号正统。
与同时代的同行所不同的是，他除了殷勤地照顾着小皇帝的饮食起居外，还热情地陪伴小皇帝玩耍嬉戏。这对一位不足九岁的顽童来说，不啻是一种快乐的满足。这样说吧，在小皇帝的眼里，王振再也不是什么奴仆，而是唯一使他欢乐、使他信任、使他依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王振能够成为司礼监提督太监就不奇怪了。
司礼监乃内监二十四衙门之首，而提督太监权力最大。它不仅可以调动所有的宦官，而且掌管内外奏章、代拟旨意和批红阅票，成为皇权的化身，皇帝的影子。
封建社会自从产生宦官这一怪胎时，就似乎有意让它和朝官作对。宦官借助于和皇帝的私人关系，往往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而朝官也充分利用祖宗成法或先朝的事例限制宦官，如此反复的抗争和搏斗，使汉唐宋诸朝，乃至今日的大明帝国生衍出不少的政治悲剧。王振是熟知历史的，他知道只有以小忠小信掩盖其大奸大恶，才能获取那些正直而又讲究道德的大臣，特别是大名鼎鼎的三杨阁老的好感。因之，他每次去内阁办事或传旨之时，总是佯装不敢直入，以预闻内阁政事。三杨见他举止恭顺谨慎，也往往体面地请他进来并让座以示尊重。但使三杨改变其看法的却是从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开始的。一次，英宗皇帝正与小宦官在宫内玩球，小宦官见王振走来慌忙避开。第二天，王振陪英宗皇帝去内阁问政，故意提高嗓门苦苦劝谏说：“先帝因为玩球，几乎误了天下大事，陛下复踵其好，置国家社稷于何地？”此言一出，立即惊动了三杨，以致他们惊叹道：“想不到宦官中还有这样的人才。”
皇帝的宠爱、太后的倚信、大臣的恭顺无疑使司礼监太监王振雄风大振，从此，他不断地借皇帝名义，打击迫害异己，培植私人党羽，甚至在不征询内阁同意的情况下，矫诏提拔自己的亲信，这在明朝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从王振任司礼监太监开始，宦官组织逐渐凌驾内阁之上，获得炙手可热的权势，还有两个方面的前提条件：
一是控制后宫。这就使明朝宦官能够监视和控制皇帝的日常生活，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通过与太子，后妃们勾结，有力地影响和左右皇帝的意志。
二是操纵厂卫。所谓厂卫，就是东西厂、锦衣卫的简称。在组织形式上，厂与卫是两个系统，但关系极为密切。虽然他们之间也也会有矛盾倾轧，但总的来说，明朝中叶后，随着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锦衣卫依附于厂，厂权大于卫权。就连内阁大学士也必须倚仗厂卫。锦衣卫这支军中之军，是一支唯司礼监之命是听的特殊武装。这样，厂卫相倚形成的独立完整的监察司法机构，完全由司礼监控制了。
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只是由于擅长文学词章而草拟皇帝旨意，既不能左右皇帝意志，也不掌握具体行政权力，更不能控制军事力量和司法机构，所以在政治角逐中，不可能与宦官集团相抗衡，只能听凭司礼太监批红的差使。这也从行政事务处理方面，造成了宦官专权。
明英宗9岁登极，按明宣宗遗诏，朝中军国大事，多由太皇太后张氏和五位顾命辅政大臣来处理。但是，自王振执掌司礼监后，实际上明朝正统初年朝政运作，主要依靠以辅政大臣为首内阁和以王振为首的司礼监两个平行机构来维持的。
史称“三杨”为“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辅政五臣都是累朝元老。张辅，河间张玉之子，随从燕王朱棣起兵，在“靖难之役”之中，力战功高，获封伯侯，妹为明成祖妃，是为皇室外戚。永乐年间，平安南有功，晋封英国公。始终活跃在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
以“三杨”为核心的内阁官僚集团，在正统初年，具有很大权势。“三杨”是三朝重臣，是明英宗乃祖乃父的亲信大臣，位列公孤，有治世长才，又都是行政中枢内阁的主持人。明宣宗遗诏的执行者太皇太后张氏是“三杨”的幕后支持者，对辅政五大臣倾心委任。在这些大臣的辅佐下，顺利完成帝王更迭的权利继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大臣的力量逐渐削弱，而王振司礼监的权势在明初以来宦官势力逐渐发展的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太皇太后张氏及三杨、张辅、胡渍等都已成为年至耄耋的昏昏老人。明英宗又明显地站到了王振的一边。正统初年伊始，内阁和司礼监相比，王振执掌的司礼监开始占了上风。
王振欲获得专权地位的主要障碍是“三杨”为核心的内阁。“三杨”等人是累朝重臣，且有顾命辅政之使命，他们也想将小皇帝朱祁镇置于他们的影响下，防止别人来染指，动摇其行政权力中枢地位，“三杨”之一的杨士奇就曾上疏告诫皇上要“亲贤臣，远小人”。应该说杨士奇这上疏代表了顾命辅政五大臣的心声，他婉转地提出了让小皇帝朱祁镇疏远他身边的“随侍及使用之人”，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要求朱祁镇对所谓的“立心行己不正者”，应“早去之”，以免将来相处时间长了，感情日益融洽，就认不清其真面目，凡事都言听计从，等到问题严重了，再动手就难了。这也表明王振与辅政五大臣的斗争已经公开化了。
但是，“三杨”等辅政大臣是太平宰相而不是乱世诤臣，尽管已看到王振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及其危险性，然而作为肩负辅政重托的元老重臣，仅仅是上疏婉转警告，没有勇气同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利用他屡次干政的事实，依据明初朱元璋的祖训，除掉王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