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43年，元朝重开史局，宋、辽、金皆定为正统，各为一史，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等为总裁官。编写时，由史官撰成初稿，然后由总裁宫笔削定稿。公元1344年《辽史》《金史》先成，次年《宋史》修成。
宋代的史官制度最为完备，有史馆修纪传体的《国史》，有实录院修编年体的《实录》，有文件汇编的《会要》，还有记皇帝宗室支派的《玉牒》，内有皇帝流水账的《起居注》，外有宰相府的《时政记》，每一类史料都体系完备、堆积如山，修一部完备的宋史应不为难事。数士人风骚，论诗文雅致，宋朝都可首屈一指，宋代出现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宋人以进史馆修史为荣。然而，《宋史》却修得差错百出，后人称为二十五史中最差的一部。这个罪状主要记在元人头上。
《宋史》496卷，为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大者，上起公元960年，下至公元1279年，记载了两宋320年的历史，详细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史料。但这样一部巨作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写成，只能尽量利用宋代已有的史学成果，修史过于仓促，不及仔细考证研究，所以错误不少，不仅有许多记事的错误，甚至编次棍乱，出现一人两传、一文数见、次序颠倒等低级错误。因此，历代对《宋史》的批评是最多的。
《辽史》116卷也写得比较粗疏，但135卷的《金史》却获得了最佳官修正史之美誉。金国不如辽，而其风俗迥异。破辽后，金诸王子皆学汉语，学契丹文，能文能武的宗室很多。金朝的史官制度也十分完备，修有国史、日历、起居注、实录等。金实录也颇为详明。金亡时，元将张柔攻下汴京，“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才子元好问听说实录在张柔家，曾打算到张家当仆人，以读实录撰国史，后来被朋友劝阻而止。当时，金左右司郎中王鹤将被杀，张柔听说他很有才，便将他救下，车载回家。因而，王鹗得遍观金实录与辽史。在元世祖时，王鹗当上翰林学士承旨，兼领国史院。王鹗曾上疏请修辽金史，拟有修金史大纲，并亲笔撰史，已初具规模，但未及刊印。元末修成的《金史》便主要抄自王鹗旧稿及元好问等所作野史，因而短短一年，却成佳作。清代大文学家赵翼说：“是书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史》《辽史》之上。”
##第二十三辑曲尽意犹长
●戏剧鼻祖关汉卿
关汉卿，生卒年不详，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元代最杰出的杂剧家，“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白朴）之首。关汉卿从小就博览群书，还学会了写诗、作曲。他非常喜欢杂剧。为了冲破文人狭窄的生活圈子，创作出更多符合人民思想感情的剧本，关汉卿深入艺人歌伎中间，虚心向当时最著名的女演员朱帘秀学习。
关汉卿是一位熟悉舞台艺术的戏曲家，既能编剧，又能登台演出。关汉卿是我国戏剧的创始人，其创作数量超过了英国的“戏剧之父”莎士比亚。他一生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皆是他的代表作。关汉卿的晚年，正遇上了阿合马、桑歌等奸臣擅权作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关汉卿拿起笔，创作了惊天动地的《窦娥冤》。在这部杂剧中，从小被卖作童养媳的窦娥遭到恶棍张驴儿父子和贪官的勾结陷害，含冤屈死，最后托梦给做了官的父亲，才得以平冤昭雪。关汉卿通过《窦娥冤》一剧，猛烈地抨击了当时的黑暗社会和邪恶势力。《窦娥冤》是我国古代“四大悲剧”之一，对当时、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元曲状元马致远
马致远，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大都人，晚号“东篱”。马致远年轻时热衷功名，有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但一直没能实现。在经过了20年漂泊生涯之后，他终于看透了人生的宠辱，于是产生了退隐山林的念头，晚年过着“林间友”“世外客”的闲适生活。马致远早年即参加了杂剧创作，加入过“书会”，与当时文士王伯成、李时中及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有交往。
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有“曲状元”之誉。在马致远生活的年代，元朝统治者开始注意到“遵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却又未能普遍实行，这给汉族文人带来一丝幻想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失望。所以，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这些剧作宣扬人生如梦，要人们正心诚意，修心养性，归隐山林，弃绝欲念，学仙修道。他的作品见于记载的有16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陈抟高卧》《任风子》6种，另有《黄粱梦》是他和几位艺人合作而成的。但是，马致远写的小令最为有名。
●杂剧专家郑光祖
有元一朝，除了忽必烈，以后的皇帝都不太重视文化。在元朝，读书人的地位相当低，号称“八娼九儒十丐”，就是略高于乞丐，还不如娼妓！但是，文化本身是永远不会没落的，元代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悲愤全部融入文字之中，塑造了“元曲”这种艺术形式，放射出极为夺目的光彩。元曲类似于诗词，有固定的曲牌，有些像宋词，但是对文字的约束比宋词要少，有利于作者表达思想。元曲还可以用来编写戏剧，称为“杂剧”。元代的曲作家和剧作家以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四位大师最为著名，称为“元曲四大家”。
郑光祖一生从事于杂剧的创作，在当时的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伶人都尊称他为郑老先生，他的作品通过众多伶人的传播，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与苏杭一带的伶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死后，就是由伶人集资火葬于杭州的灵隐寺中的。
●放浪形骸的白朴
白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本应读书问学，以便将来博取功名。然而，他的幼年却偏偏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度过，只得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间。但他不可能真正遁迹世外，对现实熟视无睹。加之他的足迹所至，恰恰是曾经繁华一时，却被兵火洗劫变为荒凉境地。前后景象的对比，更激起他对蒙古统治者的怨恨。他以诗词来宣泄这种怨恨，控诉蒙古统治者的罪恶行径。
白朴的代表作有《墙上马头》《梧桐雨》等。尽管他的作品千百年来为人传诵，但他本人的身世却鲜为人知。他默默地在艺术园地耕耘，把他的艺术成果奉献给民众，而又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科学巨匠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公元1231年出生于顺德邢合（今邢台）一个书香世家。郭守敬从小就受到祖父郭荣的熏陶，对天文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更喜欢制作一些小型简易的测量仪器。从小，郭守敬就被送到当时非常著名的文人刘秉忠门下攻读，刘秉忠精通天文地理、音律术数。长期的刻苦攻读和耳濡目染为郭守敬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天文、水利专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他还在此期间结识了张文谦、王恂等学者，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获益匪浅。在郭守敬十五六岁的时候，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公元1250年，19岁的郭守敬开始崭露头角，在水利方面初露锋芒。在邢台城外有一条河，河泥长年淤积，河堤滑落，致使河道堵塞。此地原有的一座桥，桥身被洪水冲走，桥墩淹没，呈现出一片汪洋之态。不仅交通不便，还水灾不断。由于弄不清桥址原来在哪儿，又找不到合适的建新桥之处，许多建桥高手都只能摇头兴叹。郭守敬不辞辛苦，冒生命危险在滚滚洪流中搜寻，在陡峭的两岸河堤上查找，终于找到原有河道和桥墩遗址。他立即组织邢台人民清除淤泥，疏通河道，修筑堤岸，然后，反复勘测，精心设计，很快建成一座坚固而又美观的石桥。从此，郭守敬名扬天下。
当时的著名学者张文谦在郭守敬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他。后来见郭守敬才智超人，越发赏识他。公元1260年，这位当时的元朝中书丞巡视大名、彰德等地。他深知这些地方的水利建设一直不好，经常洪水泛滥，弄得民不聊生。于是，他便邀请郭守敬一路前往。郭守敬一路上认真勘查水域，细心观察地形，描绘图纸，整理资料，真可谓废寝忘食。张文谦看在眼里，赞在心上。一到都城，便向元世祖忽必烈举荐郭守敬。忽必烈一向比较赏识张文谦，而且也深为河南、河北的连年大水所头痛，一听郭守敬对这方面颇有研究，立刻传令召见。
忽必烈与郭守敬一谈，不禁大为赞叹。郭守敬侃侃而谈，对答如流，为忽必烈提出6条治水建议。忽必烈立刻让他负责各路河渠的修整管理事务。郭守敬不负众望，着手主持修缮河南、河北的河道。以后，他又曾主持整修由于战乱破坏年久失修的西夏古灌溉渠道，疏浚了400里的唐来渠和250里的汉延渠等80余条渠。《宁夏新志》评价说：“逮今西坝桥梁，尚其遗制，工作甚精。”
公元1292年，天大早，元大都（今北京）饮水吃紧。不仅城内，就连城外都很难找到好的水源。经张文谦举荐，忽必烈让郭守敬寻找水源。郭守敬受命之后，立即到大都周围的各州县进行勘察。他几乎走遍了大都周围的所有州县，最后终于找到了水源―昌平县东南神山的白浮泉，也就是现在的凤凰山山麓的龙泉。此泉水清、量大，解决大都饮水应该没问题。郭守敬把白浮泉泉水引向京西，将西山分散的小泉也聚集起来，然后折向南，沿西山东麓，注入瓮山泊，即今昆明湖前身。再接梁河，即今长河，引入大都，蓄积于积水潭，即今什刹海。再将积水潭的水引向东南，接通州高丽庄，和大运河衔接，不仅抗旱，而且防洪。在郭守敬的带领下，大都军民只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这条长达160里的运河。大都人民再次喝到清凉的泉水，全城一片欢腾，都从心里感谢郭守敬。
郭守敬不仅是卓越的水利学家，而且还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公元1276年，忽必烈下令修订历法，由郭守敬实际负责。当时有人主张在历代历法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也就可以了，但这决不符合郭守敬那种治学严谨的态度。他不为别人的冷讽所动，潜入藏书阁，细心研究两汉以来70多种历法，决定有取舍地继承并发展其中有创建的13种。
由于原有的天文仪器早已陈旧不堪，测量数据非常不准，郭守敬便自己动手制做新的测量仪器。他亲自设计创制出的天文仪器有简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浑天象、窥几、星晷等。《元史》记载他创制的天文仪器：“皆臻于精妙，卓见绝识，盖有古人所未及者。”
准备工作就绪之后，郭守敬就在大都城东修筑司天台，主持了一系列天文观察工作。取得两项重大成就，即对“黄赤大距”宿距度的测定和新历法“授时历”的编订。
作为13世纪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在机械工程、地理学、数学诸方面也有重要贡献。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山”。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把他们发现的4颗行星中的一颗命名为“郭守敬星”。
●《文献通考》考典章
《文献通考》是宋末元初的一位进步史学家马端临编写的，它共有348卷，记载了从上古起到南宋宁宗时代为止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的变化。
《文献通考》有“文”，即叙事本之经史，参之以历代会要和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有“献”，即前贤诸儒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只要是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即使是一言一语也采而录之。另一部分是马端临的议论。全书有总序，每考之前一般都有序文。
《文献通考》二十四考，包括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金籴、士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这就包含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民族、边邻、风俗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剖视图。《文献通考》比《通典》加重了经济生活的内容的记载，并且把“田赋考”放在首位，这很能显示马端临的见解。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他通过文献的综罗，来思考历史的兴衰。《文献通考》也是两宋三部通史钜制（另两部是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之一，与《通志》、杜佑的《通典》一起合称为“三通”。
●朱思本绘《舆地图》
朱思本，元朝地理学家和地图制图学家，字本初，号贞一，公元127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今抚州）。他的祖父以科举入仕，于南宋末年任淮阴县令。他的父亲恰逢宋灭元立，朝代更替之际，因不满新的统治者，坚决不仕元。其父厌世遁迹，薄视名利，家道因此中落。长辈们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祖辈丰富的藏书，使朱思本从小“家学有所从”，受到良好的教育。朱思本很有才学，但由于朝代更迭，对现实不满，所以坚决不走仕途而入道门，朱思本不满14岁时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学道。自四代张天师起即据龙虎山传教，龙虎山就成为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元世祖忽必烈平江南时，召见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命他主领江南道教。后来，张宗演的徒弟张留孙留在大都，建造了崇真宫，专掌祠事，并被授予玄教宗师。
公元1287年，张宗演另外一个徒弟吴全节到大都协助张留孙处理教务。朱思本正是此时入山，至1297年的十余年时间，他一直潜心学道，加之他相当高的文化素养，朱思本的地位不断上升。1299年，玄教宗师张留孙命朱思本离开龙虎山去大都，做他的助手。在他离开龙虎山去大都时赋诗日：“胡为舍此去，乃与尘俗萦，人生有行役，岂必皆蝇营。”这表明了他无意去追求权势，下决心不做蝇营狗苟之人。他接受这一机会，意在去考察“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此后，朱思本20年间前后两次周游，他的足迹遍及今华东、华北、中南、东北、西北等地区，几乎走遍全中国。
第一次周游，朱思本从公元卫299年离开龙虎山后前往浙江，登会稽山观览风光，后西向转入湖南，纵游洞庭湖及其周围一些地方。继而北上，经湖北的襄樊、江陵等地，至泗水流域、淮河流域。在中原等地辗转游览，去过陕西东部、山西等，以及山东的汶、沂、泗、沐诸河流域，最北到达辽宁一带，最后进入京都。公元1307年，吴全节被授予玄教嗣师。朱思本同时作为吴全节的助手，有了随从吴全节祭祀全国各地名山大川的机会。公元1311年，朱思本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第二次周游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同时也负有朝中大夫要他“质诸落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正巧，朱思本也试图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重绘新图。经过10年的努力，朱思本终于绘成长宽各7尺的《舆地图》。此图现今已失传，后明代罗洪先绘有《广舆图》，保存了此图的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