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软实力的类型
虽然奈有关软实力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但他对软实力应该包含那些内容，在不同时期则有不同的看法。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如具有全球性，并具有建立一套良好的规则和机制以约束国际行为的能力，那么这就是其力量的重要源泉。他认为，软实力不仅仅是指文化方面的力量，政府在国内政策（例如民主）、国际机构（倾听别人的意见）以及对外政策（促进和平和人权）中所体现的价值观，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选择。在《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中，奈明确指出，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
按照重要性的高低，大致可将软实力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是国家的主要或主流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中间层是源于价值观的相关制度、机制和规范；外层为体现价值观及相关制度规范的各种大众文化、观念趋向等，如图1所示。三个层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前一个内容决定后一个内容，后一个内容体现前一个内容。
传统文化与主流价值观
机制、制度和规范
大众文化、观念趋向
图1 国家软实力的三个层次
根据软实力的运用范围，有国内学者将其分为内部软实力和外部软实力。前者包括制度创新、文化辐射、凝聚力与亲和力；后者包括国际制度的控制力和国际义务的承担能力等。其中政治体制、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和凝聚力等非经济因素是综合国力或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47
根据软实力主体的不同，我们可以在四个层次上进行研究。一是国家软实力。在以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主体的竞争关系中，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价值观的吸引力、外交政策的道义性、国民的整体形象等。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及其对伊长期占领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雅典奥运会的圆满成功则增加了希腊的国家软实力。二是地区软实力。在以地区为主体的竞争关系中，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区域文化的吸引力、当地居民的素质和道德水平、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等。例如，许多学者认为世博会的成功申办和举行将极大提升上海的软实力。三是团体软实力。团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以企业竞争最为典型，其软实力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软实力在企业组织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企业的价值观念、管理者的决策力、员工学习力和创新力、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等。如微软公司等信息产业巨头在建设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过程中，大大拓展了美国的信息边疆，强化了美国的信息霸权，同时也扩大了公司的软实力。四是个人软实力。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同样伴随着双方软实力的投入，其中包括个人的心理文化素质、人格魅力、道德水平、对他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等。古巴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因其崇高的革命理想、感人的战斗经历和无私无畏的个人品德赢得了众多人的尊敬和崇拜，其个人的软实力代表着为解放苦难者不惜献身的精神，致使“格瓦拉热”几十年不衰。
此外，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对外运用时也能够为国家产生软实力。例如，一国的经济实力虽然被视为国家硬实力的组成部分，但以经济援助为特征的经济外交却被视为国家软实力。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对东南亚地区展开的援助外交就曾赢得当地国家的好感，有效地提升了其软实力。关于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进行详细地论述。
运用范围
内部软实力、外部软实力
行为主体
国家软实力、地区软实力、团体软实力、个人软实力
来源构成
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软实力、外交软实力、国际制度软实力
硬实力衍生
经济软实力、军事软实力
表1 软实力的类型
二、软实力的特点
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种力量，在约瑟夫·奈看来，硬实力指的是通常与诸如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的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hard command power)。而软实力则是指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soft co-optive power)。作为软实力概念和理论的创立者，约瑟夫·奈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做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定义：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吸引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影响他人的行为，并获得理想的结果，如能够让他人信服地跟随你、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并按照你的设想行事。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立场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依照寻求共存的方式加强界定它们利益的国际制度，那么它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482004年3月，约瑟夫·奈在新著《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之道》中又对软实力进行了简略的定义：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正当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49
在现实的认识和研究中，人们常常将软实力错误地等同于文化，称之为“文化力”50。其实不然。虽然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但两者不完全等同，而且并非所有的文化都能够产生软实力。约瑟夫·奈曾指出：软实力不仅仅是指文化方面的力量，政府在国内政策（例如民主）、国际机构（倾听别人的意见）以及对外政策（促进和平和人权）中所体现的价值观，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选择。”51
为更好地理解软实力，我们不妨将其与传统的硬实力进行对比，大致可以归纳出四大特点：
（一）形式的抽象化。在衡量各国硬实力时，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其军队人数的多少、武器装备的优劣、GDP排名的先后等数据和标准加以比较。但软实力却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难以进行具体、精确的量化。因为软实力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外在环境（公众舆论、国际关系等）的变化而消长，其升降过程难以觉察。大多数情况下，某项外交政策在实施数年后才能看出该国软实力产生的影响。此外，软实力如同信用，蓄积起来需要很长时间，但丧失则很快。美国二战后通过推行马歇尔计划，在当地公众之中树立起良好形象，其软实力获得提升。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在与西欧国家交往中表现出的傲慢和偏执，严重损害了西欧公众长久以来对于美国的好感，导致美国在西欧的软实力大大下降。
（二）拥有者的多元化。在传统安全时代，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它对于军事或经济在内的硬实力拥有垄断性。即便是在新安全观出现的今天，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恐怖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拥有的硬实力也无法与国家相提并论。相比之下，软实力的拥有者却趋于多元化，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借助信息和通讯革命带来的便利，传播并提升各自的软实力。在这一方面，本·拉登无疑将个人所具备的软实力发挥到了极致，“成为穆斯林世界里颇受欢迎的人物，他的软实力转换成了人们对他的追随，为他而战斗，并捐助他的事业。”52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虽然视之为“眼中钉”，却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