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软实力理论的提出
“软实力”概念的真正提出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争论之中。1988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出版了《大国的兴衰》一书。在该书中，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探讨了500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规律。他认为虽然美国今天在世界经济、军事、外交方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面仍执世界牛耳，但由于“帝国过度扩张”效应的影响，美国在世界总产值、贸易、高科技等项中的比例日趋下降，处于衰落状态。肯尼迪建议美国正视现实，让外交政策中“实力与义务”相称。要想做到这一点，美国应削减军备、减少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吸取历史上大国衰落的教训。3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指出，大国衰落是一个必然的循环过程和周期发生的现象。如威尼斯在1500年前后衰落下去，荷兰在1600年前后衰落，英国在1873年后衰落。美国的衰落在1967年，衰落的原因如出一辙：“由于设备老化、生产诸因素费用的相对增加和军事及政治统治的高额经济开支带来的税收增加，使大国对实力最接近的对手在生产率方面的总体优势开始消失。”37此后，关于美国的兴衰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政界要人、学术名流、工商巨子都卷入这场论战之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约瑟夫·奈在他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对肯尼迪等衰落派的观点予以批驳。
在奈看来，美国衰落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历史类推基础上的。第一，错误的历史横向比较。奈认为今天的美国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至少有四个不同的地方：（1）霸权的程度不一样。“英国从未达到美国在1945年后在世界产值比重方面所占的比例”。今天的美国仍旧能够保证美国本身及国际社会的安全，但当时的英国却很难做到这一点。（2）美国比英国在依赖外部世界方面程度要小。（3）美国今天在国防义务方面比英国当时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4）两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上的挑战也大不相同。当时美国、德国、俄国都是英国经济、军事上的强有力的挑战者，但今天，没有国家能在军事、经济上严重威胁美国。而且，拖垮英国的不是大英帝国本身，而是德国。38第二，错误的历史纵向比较。奈认为，肯尼迪等衰落论者把今天的美国与1945年的美国相比是不正确的，因为1945年美国达到权力顶峰的现象是不正常的，这种非正常的现象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效应”造成的。因为二战把主要国家拖入极端的暂时的衰弱状态，而未受战争损害的美国相应上升到“非正常”的强盛地位。随着其他国家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美国地位有所下降也是正常的。39第三，美国不适用于“帝国过度扩张”论。肯尼迪、沃勒斯坦等学者认为“帝国过度扩张”是一个历史规律。一个崛起的强国扩充军事力量以保卫其日益扩大的经济利益，但最终维持这一强大军事力量的费用削弱了该国的实力，从而它被另外一个新崛起的经济强国所取代。奈认为有关美国的数据表明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美国。即使是在里根政府大规模增加军费以后，美国的国防开支也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而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时期，国防开支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与历史上的没落前的西班牙和法国相比，美国的防务负担也并不沉重。同“帝国过度扩张”论相反，目前美国国防负担比它在20世纪50年代要轻，美国承担海外义务的政治负担也比60年代的越战时期要轻。40
在批驳了衰落派的上述论点之后，奈又从国家实力资源和实力分布的变化探讨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并首次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在该书中，奈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上不仅拥有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优势，而且还有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软实力优势。在奈和基欧汉合写的一篇名为《信息时代的权力和相互依存》41的文章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软实力概念。他将实力分为行为实力(获得你想要的结果的能力)和资源实力(对资源的占有，它经常与取得你想要的结果的能力相联)两类。行为实力可以被分成软实力和硬实力。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得到想要的结果的能力。软实力可以依靠下列吸引力：思想或文化或通过影响其他国家偏爱的标准或制度设定日程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能使它的实力在其他国家的眼中是合法，并建立激励其他国家以一致的方式界定它们的利益的国际机制，它可以不必花费过多昂贵的传统经济或军事资源。42在《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软实力是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魅力吸引的能力，软硬实力都是有效的，但在信息时代，软实力变得比以前更加引人注目。43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军事、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影响力在全球获得极大扩展，美国是否衰落的辩论暂时有了一个结果。此后，约瑟夫·奈继续发表文章，强调软实力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软实力在信息化时代的重要战略意义。2002年，约瑟夫·奈发表了《美国霸权的悖论——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一书，集中讨论了软实力问题。对比10年之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这个世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奈在这本书里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软实力，对国家实力资源的变迁及信息时代软实力的重要性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该书写作于“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间，正是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外交走向巅峰之际。他在书中警告说：“如果我们傲慢自大，对外部世界麻木不仁，浪费我们的软实力，我们就会增加受到攻击的危险，卖空我们的价值观，加速我们优势的丧失。”44他还明确表示：“尽管恐怖主义攻击是可怕的，我的忧虑却不仅如此。我感到忧虑的是美国的前途。我们应该怎样增加并有效利用源于我们根本价值观的力量？我们应该怎样应付在全球信息时代美国面临的严重挑战？”
2004年，约瑟夫·奈的新著《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问世。该书以伊拉克战争作为背景，试图重新定义软实力。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我细细推敲了软权力的定义，拓展了实例，利用了新的民意调查数据和历史研究成果，并对软实力的内涵和局限做出了以前著作未曾有过的探讨”。可以认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正式形成，并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诸多流派中自成一体，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
（二）软实力理论之父：约瑟夫·奈
约瑟夫·奈生于1936年，195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公共事务学学士学位。在大学学习期间，奈对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深受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45一书的影响。熊彼特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正因为自己的成功而受到伤害，民主与资本主义不能并存。尽管他不希望如此，但是他认为世界正是按照这一规律运行着。虽然奈对此并不赞同，但是这一问题却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心中：民主与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如何相互促进、相互阻碍对方的。奈对这方面研究的喜好后来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上里程碑之作《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产生。
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之父
1958年至1960年，约瑟夫·奈获得罗氏奖学金，在牛津大学获得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60年至1964年，奈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此期间，约瑟夫·奈的研究兴趣极为广泛。他研究了东非国家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对于东非共同市场的态度，并认为虽然该共同市场对于上述国家经济发展有利，但由于来自新近独立非洲国家的压力，该共同市场将最终分化，事实也正是如此。不久，奈发现中美洲共同市场在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前往中美洲的危地马拉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奈在欧洲的联合国贸易大会对欧洲共同市场进行研究，这一经历让奈对核材料贸易产生了兴趣，并参与了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一个名为《核政策问题与选择》的研究项目。1973年，奈在斯坦福大学期间与基欧汉建立了成功的伙伴关系，他们共同对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进行了探讨，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与其他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大师不同，约瑟夫·奈并不是仅仅囿于学术的围城，他似乎更热衷于进入政府机构，参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他曾两次进入政府机构担任要职，对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1977年至1979年间，奈担任了卡特政府内负责安全和科技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同时担任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防核武器扩散小组的主席。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1993年至1994年，奈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为总统对进行情报评估工作；1994年至1995年，他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在此期间，约瑟夫·奈参与制定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日战略和东亚安全战略的调整，而著名的“奈倡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东亚地区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成为地区大国，其外交重点在欧洲，日本变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性强国。布什政府根据冷战结束的趋势开始逐步实行减少驻东亚美军的计划。在美国人眼里，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消失后，日本将成为美国的主要挑战因素，美日同盟的战略合理性受到质疑。美国舆论认为日本将是冷战后时代美国的一个主要挑战者，“日本威胁论”风行一时。46日本猛烈的出口攻势和“购买美国”的狂潮，使美国把日本的经济挑战视为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敲打日本”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主流。总之，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5年间，美日由经济问题引发相互对立和敌视情绪不断升级，冷战时期针对苏联威胁而建立的美日同盟处于亟待重新解释和定义的“漂流”状态。面对这一形势，为防止美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克林顿政府于1994年秋开始了对日政策调整，美国国防部在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的倡议下，开始了新东亚战略研究。1994年11月，奈出访日本，广泛接触了日本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并于回国后提出了一份要求重新定义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的报告，即“奈倡议”(The Nye Initiative)。1995年2月， 美国国防部正式发表了由奈主持制定的《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战略构想和军事部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该报告决定美国将继续维持在该地区的10万驻军，继续维持冷战时期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军事同盟，并指出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中枢，美军对驻日基地的利用和日本对美军军事行动的支援是美国在该地区安全保障的依靠。该报告标志着美国重新把安全放到了美日关系的首位，为美日同盟的强化指明了方向。
1995年，约瑟夫·奈重新回到了哈佛大学，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在谈及此次重返学术界的决定时，他说：“我很喜欢在政府中工作，但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虽然是我深深担忧的那些问题却是我在政府中无暇思考的。”奈之所以有上述感叹，这是因为在当年的4月，美国俄克拉何马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爆炸，这一事件引发了他的深思：信息时代对政府及政府的管理造成什么影响？政府应该如何变革以应对信息时代？为什么民众对政府会丧失信心？这些问题正是奈一直在担忧，但却在政府繁忙的公务中无法精心思考的，他正需要通过回到学术界，利用雄厚的学术资源和充足的时间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2004年7月，奈不再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成为哈佛大学的杰出贡献教授(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