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世纪传奇与惊悚小说的使命、身份与形态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中国文化从政治文化、启蒙文化向通俗文化转型，从终极关怀向世俗关怀转型，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从阶级文化向泛大众文化转型。在最初的文化转型的端倪中，“市场”用隐形之“手”影响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产业、文学新格局以及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致使“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遭遇了“市场”下的世俗精神，“文化”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快捷地向人们提供“文化消费”，文学试图躲避“崇高”向“媚俗”过渡，90年代初期纯文学理想主义的“严肃性”面临终结。告别20世纪的“世纪悲情”之后，21世纪文学出现新的诉求与格局，是固守理性承担“公民”使命的“严肃时期”，还是步入狂欢的具有多元化特质的“后严肃时期”？文学既要选择也要调整发展。如今社会里电影、明星、美食、赛事、传媒、旅游胜地、畅销书、青年艺术等充斥大众文化，在以消费为目的的文化中，“新世纪文学”不同于以往时期的文学，它在文化产业、广大受众、日常情欲、时代精神、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着巨大的裂变与重组，纯文学、青少年文学、传奇惊悚文学、官场商场文学、穿越文学与女性文学等多元化形式在纸媒与网络广泛衍生、传播。消闲、轻松、喧嚣的通俗文学与“严肃”的纯文学在“众声喧哗”中进入了新世纪，形成了文学的多元格局。消费者在消费文学的过程中，其消费主旨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除了“净化”与“升华”，消费者也渴望消费否定性，消费自由，消费政治学上的离经叛道——犯罪，这一诉求超越了“五四”新文学以来以“启蒙”、“救亡”为图旨的“严肃性”，文学迎来了其话语的“后严肃时期”。
新世纪通俗文学、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影响日益扩大，新时期文学被“后严肃时期”文学所超越，“中国文学的传统的现代框架已经被替代了。这种替代有三个方向已经形成了总体性的趋势：首先，文学已经仅仅由塑造‘公民’的责任的使命感的要求，转向了在‘公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平衡。其次，文学已经由一种社会询唤和生活反思的中心，转变为一种具体的文化类型。它不再以文化的中心的位置向社会发言，而是文化的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部分。第三，文学在中国的运作形态已经越来越具有和其他发达国家相似的形态。这样一些变化所带来的新的中国文学的内部结构其实是一个新的文学空间的再创造。它超越了二十世纪的‘新文学’所框定的结构。”张颐武《从“新中国文学”到“新世纪文学”》，《山花》杂志，2009年第9期，第133-142页。文学在自身使命、自我身份、运作形态上发生了特定变化。其关注对象与所关注的文化也日益多元：身体、空间、时间、权利、青年亚文化等。
一、“后严肃时期”文学语境中的“否定性”、“自由”与“犯罪”
“色情”与“暴力”是好莱坞文化成功的两大秘诀：“‘ａ ｇｉｒｌ ｗｉｔｈ ａ ｇｕｎ’，也就是一个姑娘和一把枪。一方面是色情、爱情、幸福，另一方面是攻击、杀人、冒险。这两个相互纠缠的主题，一个负荷着女性的价值，另一个负荷着男性的价值，但是是两个不同的向度。冒险的和杀人的主题不能在生活中实现，它们趋向于以投影的方式散布于想象的世界，而爱情的主题是与真实的生活相互作用的，它们趋向于以童话的方式散布于现实世界。‘女性的’主题构成了大众文化的正极，而‘男性的’主题构成了负极。”［法］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正极与负极相互发生作用，于是种种关于“自由”与非理性情绪“恐惧”的离奇怪异的传奇与惊悚小说就此衍生，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延伸了女性正极和男性负极两个向度的发展，在故事离奇或人物行为的不寻常中，将消费者的惊奇、恐惧与战栗等非理性情绪发掘出来，以此解开理性思维所覆盖的一切；将世界的真相、自由、本能、欲望与恐惧展示出来，重新认知世界。
人人追求“自由”的美妙，即使瘸子、智障女亦然。美妙的“四个馒头”否定了世俗观念，可瘸子与智障女的生活被冒犯被欺凌，“负极”的残忍建立在“瘸子都可以要这个女人，我为何要不得”的世俗观念上。在舟卉的《银鱼》中，50多岁的老光棍根土领着脑子不灵光的菊花回到了村子，村里炸开锅了。“四个馒头”让傻女从此执著地拽着这个瘸子不放手，在她的意识中，“四个馒头”的温暖与摆脱饥饿的自由超越了瘸子这一残障的世俗事实，瘸子根土一辈子的柔情也就此被这个女人打开了。根土干活回来时发现那些恶劣的男人强奸菊花，懵懂的菊花除了尖叫、哭号外别无他法，“负极”的残忍不堪入目，根土以一把火的“负极”方式烧掉那些“负极”男人的房子。菊花日益干净整洁起来，她的肚子渐渐鼓了起来……，他们的幸福会怎么样呢？这种甜美的幸福遭遇了世俗的残酷之后会怎么样？新一轮的“负极”之战依旧在“荒诞”中延伸，菊花失踪之后，那个弱小的稚嫩女儿依旧要面对强大“负极”的包围与侵袭，根土的“恐惧”无法躲藏、无处不在。
在传奇故事中，女尸——女性尸体常常被凝视与窥探，女性作为大众文化的“正极”向度常常扮演受害者，“负极”男性演绎攻击、暴力与破坏。在杨剑敏《刀子的声音》中，女尸在河底被发现，女人的面孔被刀子划过无数道，以至警察无法识别这个女人到底是谁。男人的“负极”体现了贪婪与占有，对女人的变态的占有欲使他不能容忍其他雄性生物的出现，只有把她杀掉她才是安全的，男性的攻击与屠戮使得女性美好爱情毁灭——女性以童话般的浪漫构想出的分别场景令自己丢掉了性命，男性在屠杀之后似乎复归到了循规蹈矩的生活中。人为什么要占有？这种极度的占有只是占有的一种方式，而人人都在占有，这令人“恐惧”。
在现实中反抗、否定与破坏无法得以真正实现，叛逆与反抗的行为往往在“想象”中进行，女性以天真浪漫构建爱情童话世界，男性“冒险”与“攻击”，从而导致女性“正极”这一向度的毁灭。庄秦的《要命的黑猫》中，女孩受官员诱惑而后又遭抛弃，她溺爱母猫莱温斯基，相反地，却虐待公猫克林顿，以此宣泄自己无法释放的愤怒。现实生活中她对那位官员无计可施，为了找到自己的宣泄的自由，她虐待公猫，禁止公猫克林顿接近母猫，她对公猫的“欲禁”变态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她发现公猫克林顿接近母猫时，将公猫活活剥皮至死，而她自己也被克林顿的伴侣莱温斯基咬断喉咙、咬烂皮肤，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成为了男性“冒险”的牺牲品。
某种天灾人祸引发出来的蝴蝶效应使人无法释怀的是“仇恨”，“暴力”意味着对日常所遵循的秩序的一种悖理与破坏，但同时也是悖论。倪震的《人面鱼》中，公共汽车上抱着孩子的妇女没人让座位，马路上一个随意穿行的少年，司机急刹车时，将抱着孩子的妇女摔出去，导致妇女与婴儿死亡。一种非理性的仇恨让人疯狂甚至毁灭，并要自食其果。鱼店老板因女儿及外孙的猝死迁怒于不肯让座位的“我”与随意横穿马路的水宁，恰恰“我”与水宁之间有着少年之间的怨气与不平，于是鱼店老板借“我”的手杀了“水宁”。冥冥之中，“我”没有死，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公共汽车上睡着了，并未意识到身边的人与事。《人面鱼》似乎在试图放大人性中的暴戾的恶，以期待善，否则玉石俱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