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又在《谋篇》中提出“因”的运用方法时说：“表面上亲善而内心疏远的人要从内心人手去游说他；对于那些内心亲善而表面上疏远的人要从表面上人手去游说他，可以根据对方所疑惑的问题，来改变自己游说的内容；根据对方的表现来判断游说活动是否见效；根据情势的变化来征服对方。根据对方所厌进行权衡，确定利弊；根据对方所虑对之申斥，加以防范。”
随着别人的个性、善恶、地位、背景、思想等情况的不同而事先准备各种不同的言辞，又因时、因地而巧妙地说话，这样就很少说错话了。
齐景公开始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最后一次询问，孔子说：“政事在于由近到远。”回答鲁哀公问政时孔子说：“政事在于选拔贤才。”回答仲弓问政时说：“出门如同接见外宾，使用百姓如同承受大礼，在国家中没有怨恨，在家族中没有怨恨，就差不多了。”
这些人都是向孔子问政，可孔子给出的答案却各不相同，就是因各人各自的环境，各人各自的需求而说。对象不同，言谈自然各有区别。
韩非子在《难说》中曾经对“看人说话，见人打发”这个原则下过注解，他说：“要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话去迎合他。如果所说的对象希望求高名，而我用厚利去打动他，就会被看成情操低下而得到卑贱的待遇，必定会被抛弃、疏远。如果所说的对象追逐厚利，而我用高名去打动他，就会被看成缺乏心计而不切实际，必定不被接受。如果所说的对象暗地里追逐厚利而公开却假装追求高名，这时我用高名游说，就会表面上被接受而实际上被疏远；这时我用厚利游说，君主就会暗地里采纳我的言论而公开地抛弃我自身。这些情况不可不认真加以研究。”这是从名与利两方面立论“因说”，我们从这里能推敲出其他的关系，而有选择性地使用言辞。
鬼谷子在《权篇》中将“看人说话”的技巧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说：“与智者谈话，要以渊博为原则：与拙者谈话，要以强辩为原则；与善辩的人谈话，要以简要为原则；与高贵的人谈话，要以鼓吹气势为原则；与富人谈话，要以高雅潇洒为原则；与穷人谈话，要以利害为原则；与卑贱者谈话，要以谦恭为原则；与勇敢者谈话，要以果敢为原则；与上进者谈话，要以锐意进取为原则。这些都是与人谈话的原则。
水至清无鱼
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原文】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第十八》）
【今译】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松弛亲族关系，不让大臣抱怨不被重视。
老朋友老关系没有大过错，就不能抛弃。不要对人求全责备。”
【评注】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国，周公训诫之辞。鲁人传诵，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尝与门弟子言之欤？
“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句话是处世的准则。
它出于周公之口，周公乃周朝的开国功臣，周入主中国后，受封于鲁，但周公因受命于先王，面承担辅助新王的责任。仍需仕卿职于朝廷，不得脱身。于是他便派儿子伯禽代己赴任。行前，周公叮咛他：“即位以后，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疏远了众亲族；二，不要无视重臣的不满情绪；三，不可随便抛弃故旧相知；四，不可期望凭一人之力而拥有所有。”
周公的教诲，可谓洞察人情世故的明灯。孔子最崇拜的就是周公，并以行动响应周公的教诲。
孔子有位旧友叫原壤，品性不太好，被人视为不可救药的人。孔子对他也很恼怒。一日，原壤又没做好事而受人责，孔子得知后斥责道：“你自幼就不懂得尊敬师长、谦逊温雅，成大人后，还没有长进，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不死，真是罪过，我真为你害臊啊！”说着竞用手杖打原壤的脚，赶他出去。（《论语·宪问第十四》）
然而，孔子并不抛弃朋友。原壤的母亲去世时，孔子出钱替原壤买了棺材。棺材抬进门后，原壤像猴子一样，一会儿跳到棺盖上舞蹈；一会儿又掀开棺盖朝里窥探，嘴里还哼着小曲。孔子身旁的弟子们忍不下去，便问道：“他能算上您的朋友吗？”孔子听了，苦笑道：“就算他有不是，但是亲还是亲，友还是友呀！”
人在社会中，谁都有三朋四友，血亲姻缘；同时人无完人，谁都有缺点，有不见容于别人的地方，但是，只要不是原则性冲突，对人应当宽容。
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够在天下实行五种德行，就可以说是仁了。”子张请孔子说得具体一点。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敬就不会侮辱人，宽厚就得到大家的拥护，信实就会得到人们信任，勤敏就会使工作有效果，有恩惠就能够指挥人们。（《论语·阳货第十七》）
胸宽则能言，能言则众归，众归则才聚，才聚则业兴——这样的道理其实并不难懂，但要落实起来就不容易了。
《宋名臣言行录》记载着这一则故事：宋太祖时，有人上奏说在沭河从事水上工作的宦吏中，有人私运官货到其他地方卖，众人颇有微词，影响不好。太宗听后说：“要将这些吸血鬼完全根除，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就像以东西堵塞鼠洞一样无济手事。对此，不可过于认真，只需惩办影响极坏的首恶。”
—旁的宰相吕蒙也表示赞同，他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真。一般而言，君子都看不惯小人的作为，如过追究之，恐生乱。不若宽容之，使之知禁。从前汉朝的曹参对司法与市场的管理非常慎重，他认为在处理善恶的执法量刑上应该有弹性，要宽严适度。
谨慎从事必然能使恶人无所遁形。这正如圣上所言，就是在小事上不要太苛刻。”
一条清澈无底的河流，往往不会有任何鱼虾的繁殖，同样，一个人如果太自命清高孤芳自赏，不但交不到朋友，就连任何事业也很难有所成就，因为任何人都不愿与他来往，使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
世间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而且正邪善恶交错，因此，我们应该有容忍庸俗的气度和宽宏他人的雅量。只有能容天下的人才能为天下人所容，所以凡是一个能做大事，能创大业的人一定有容忍人的度量。
“容得几个小人，耐得几桩逆事，过后颇觉心胃开阔，眉目清扬；正如人吃橄榄，当下不无酸涩，然回味时满口清凉”。学罕宽容，它将使你的心胸渐渐开阔，它是你走向成功的最好帮手。
不念旧恶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原文】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第五》）
【今译】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计较过去的仇敌，怨恨他们的人很少。”
【评注】
程子曰：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伯夷、叔齐的故事在《史记》中有详细记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了，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也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次子。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很好地赡养老人，就想何不去投奔他呢！可是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昌为文王，并把他的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向东方进兵去讨伐殷纣。
伯夷、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谏诤说：“父亲死了不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顺吗？作为臣子去杀害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身边的随从人员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啊。”于是搀扶着他们离去。等到武王平定了商纣的暴乱，天下都归顺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耻辱的事情，他们坚持仁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靠采摘野菜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那歌词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以暴臣换暴君啊，竟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转眼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唉呀，只有死啊，命运是这样的不济！”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在历史上，伯夷、叔齐是一对历来被赞被颂的千古贤人。在《论语》里，孔子对兄弟二人“不念旧恶”的行为大加赞赏。
社会由人组成，而人与人之间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而发生各种关系，于是就产生了是非恩怨。当时受人恩惠，开始都心存感激，并且所受恩惠越大，感激越深！然而，时过境迁，别人对自己的恩惠会逐渐淡忘，以致最后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当别人辜负了自己，对其产生怨恨之心，就会念念不忘，并记在心头伺机报复，如此一来，恩怨何时能了呢？
一个人不能放下旧恶，就像随身携带着一块土豆，随着日子的推移，土豆会腐烂、变质，难闻的气味会伴随你左右，让你终日无法安宁，嫉恨的毒气会侵蚀你的心灵，最终使你变成一个小人，而忘记“旧恶”则会让心灵轻松、自在，可以看到朝阳的蓬勃，听到鸟儿的歌唱。
隋炀帝时，郡丞李靖最早发现李渊有图谋天下之意，并亲自检举揭发。李渊灭隋后要杀李靖，李世民极力反对报复，再三请求保他一命。后来，李靖驰骋疆场，征战不疲，安邦定国，为唐王朝立下赫赫战功；魏微曾鼓动太子建成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同样不计旧怨，量才重用，使徵征深觉“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也为唐王朝立下了丰功伟绩。
宋代王安石当宰相时，因苏东坡与他政见不同，借故将苏东坡降职减薪，贬官到了黄州，搞得他十分凄惨。然而，苏东坡胸怀大度，根本不把此事挂在心上，更不念旧恶。王安石垮台后，两人的关系反倒好起来，他不断给隐居金陵的王安石写信，或共叙友情，互相勉励，或讨论学问，非常投机。
古人古事，真是脍炙人口。以古为镜，会使人净心灵，辨是非，明前途。
人是要有点“不念旧恶”的精神，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误认为“恶”的，又未必就真的是什么“恶”。退一步说，即使是“恶”吧，对方心存歉疚，诚惶诚恐，你不念旧恶，以礼相待，也能改“恶”从善。
有首禅诗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们生活在现在，面向着未来，过去的一切，都被时间之水冲得一去不复返。我们没有必要念念不忘那些不愉快和怨恨，不妨把心胸放宽大一些。既往不咎的人，才可甩掉沉重的包袱，大踏步地前进。
无可无不可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原文】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第十八》【今译】
避世隐居的高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放弃自己的志向，不侮辱自己的身心，是伯夷、叔齐吧。”认为“柳下惠、少连，放弃志向，侮辱身心，但说话合乎规矩，行为经过考虑，也就是这样了。”认为“虞仲、夷逸过着隐居的生活，说话无拘无束，放弃官爵合乎权宜。
我和这些人都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评注】
朱子日、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不可也。
孟子在公孙丑询问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有什么不同时回答说：“他们的处世之道不同。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服事，不是他认可的人民不使唤；天下太平时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时就抽身而退，伯夷是这样的人。只要是君主都能服事，只要是人民都能使唤，天下太平时做官，天下混乱也同样做官，伊尹是这样的人。能够做官，能够隐退，能够长期做官就长期做官，能够马上离开就马上离开，孔子是这样的人。”孔子的境界不是伯夷、伊尹所能追赶得上的，孔子令人高不可攀之处，就在于他无可无不可。
做人能否做到无可无不可，这要看一个人的胸怀是否宽广，志向是否高远。无可无不可，不是风吹两面倒，有也不多，无也不少的墙头草。历史上有许多领导者总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凡事按照自己的性子来做，以为凭借个人的独特的天赋就能牵着历史命运的鼻子走，这种人到头来终归难逃失败。有时偶尔能成事，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例如二战时期***头目希特勒、墨索里尼，他们只有“有可有不可，的概念，而没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
在我国历史上，楚霸王项羽是“有可有不可”一类领导者的代表人物，汉高祖刘邦是“无可无不可”一类领导者的代表人物。试想，如果项羽能多听范增的一些谏言，不固执己见，不好大喜功，不刚愎自用，或许霸王别姬的悲剧不会发生，汉朝历史也将重写。
据历史记载，建武五年（公元29年）正月，汉光武帝刘秀派太中大夫来歙持节护送马援西归陇右。西州上将军隗嚣一见马援到来，十分欣慰，与之同卧同起，询问刘秀的情况。马援说：“此人才明勇略，决非常人可比；且能开心见诚，无所隐蔽，阔达多大节，似与汉高祖同。至于博览经书，文字口辩，处理政事，前世无比。”隗嚣一见称誉刘秀，心中很不是滋味，思虑找个缝隙，借以诘难马援，便将刘秀与乃祖刘邦相提并论，问道：“此人与汉高祖相比，谁人更胜一筹？”马援对先朝开国之君，难免心存忌讳；尤其以子孙比先祖，也不可直言无讳，所以只得笼而统之地答道：“不如也。”但以他的机智和应变天才，还是把彼此优劣映照出来。他接着说：“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指刘秀）好吏士，动止合节度，又不喜欢酒。”
马援说刘秀“不如”刘邦，就在于刘邦无可无不可。只有无可无不可，才能显示做事者的胸怀。
我们再来看看宋太祖的故事：
有一次赵普向太祖推荐一位官吏，太祖没有允诺。赵普没有灰心，第二天临朝又向太祖提出这项人事任命事项请太祖裁定，太祖还是没有答应。赵普仍不死心，第三天又提出来。连续三天接连三次反复地提，同僚也都吃惊，赵普何以脸皮这样厚。太祖这次动了气，将奏折当场撕碎扔在了地上。但赵普自有他的做法，他默默无言地将那些撕碎的纸片一一拾起，回家后再仔细粘好。第四天上朝，话也不说，将粘好的奏折举过头顶立在太祖面前不动。太祖为其所感动，长叹一声，只好准奏。又有一位官吏按政绩已该晋职，身为宰相的赵普上奏提出，但因太祖平常就不喜欢这个人，所以对赵普的奏折又不予理睬。但赵普出于公心，不计皇上的好恶，前番那种韧性的表现又重被提起。太祖拗他不过，勉强同意了。太祖又问：“若我不同意，这次你会怎样？”赵普面不改色：“有过必罚，有功必赏，这是一条古训，不能改变的原则，皇帝不该以自己的好恶而无视这个原则。”也就是说，你虽然贵为天子，也不能用个人感情处理刑罚褒赏的问题。这话显然冲撞了宋太祖，太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赵普死跟在后面，到后宫皇帝入寝的门外站着，垂首低头，良久不动，下决心皇帝不出来他就不走了。
据说太祖很为此感动。
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宋太祖无可无不可的容人之量与雅量，也能看出赵普的刚毅。
别总争第一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原文】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第三》）
【今译】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争夺的事，除非是射箭比赛。相互作揖行礼，上堂比试，完毕后下来，喝酒，这竞争是君子的竞争。”
【评注】
朱子曰：言君子恭逊，不与人争，惟于射而后有争。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