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船民奔走逃生的情景和被淹死、烧死的种种惨状，另外还有灾民之间仗义互救的感人场景，在熊熊大火的无情烧灼之下，这一切行动虽然收效甚微，却富有感天动地的悲壮情味，作者由此把题目中一个“哀”字落到了实处。汪中此文用笔细腻，描绘逼真，既有夸张之笔，又有含蓄之致，把描述和抒情融为一体，可谓“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同六朝骈文中的抒情名篇大有神似之处。汪中写出这样一篇精彩文章的时候，竟然还只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人。他的老师、著名学者杭世骏读到了汪中的这篇文章，非常赞赏，还专门为此文写了序，称赞它说：“采遗制于《大招》，激哀音于变徵，可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者矣。”
三、近代散文：惊雷响处闪新光
乾隆统治的六十年，号称盛世，然而盛世之下的危机，在乾隆后期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很多官员贪污腐败到惊人的程度，和珅就是典型的代表；土地兼并严重，广大农民在重重盘剥之下无法维持生计，如果遇上灾荒，只能卖儿鬻女，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的边缘。阶级对立越来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白莲教等民间组织的反抗行动让朝廷大费心机。到了嘉庆、道光时代，危机重重，愈演愈烈，破败的局面已经让大清国的皇帝和官僚们难以收拾。这个时候西方各国却相继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经济实力飞速发展，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到处寻找海外殖民地。地域广大的中国自然被他们看成一块大有油水的肥肉，于是很快就把罪恶的黑手伸向大清帝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清朝统治者继续闭关锁国，对内加强专制统治的力度，压制言论，禁锢思想，文字狱有增无减，希望通过这些手段阻止一切变革。全国一片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局面。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此后中国同西方列强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虽然都属于正义的自卫性质，却多半以失败告终。清朝的统治者在长期的封闭之下，习惯了自高自大，竟然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一旦被迫打开国门，就变得束手无策，只好任人宰割。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早已出现了变革的呼声，龚自珍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率先觉醒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用他的诗歌和散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发起挑战，表现出昂扬的战斗精神。虽然在腐朽势力的残酷打压面前，他的呼声还显得那么孤单，那么微弱，却是掀起近代思想世界燎原巨焰的星星之火。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曾经担任过内阁中书、宗人府和礼部主事等职，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五十岁的时候病死在江苏，以一个地位卑微的下品京官终其一生。龚自珍明显受到明代中后期张扬个性思潮的影响，反对压制和束缚，具有鲜明的个性解放倾向。他虽然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却极富政治敏感性，在清王朝灭亡的半个多世纪之前，已经深刻觉察到这个帝国危机四伏和即将全面崩溃的命运。如果就生存条件说，龚自珍远比一般百姓优越，但他在精神和思想上却是一个非常苦闷的人，他的命运是很悲苦的，因为他是那个没落社会中极为罕见的觉醒者，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联结在一起，在万马齐喑的时候，他在孤独地摇旗呐喊（图2-14）。
龚自珍是个思想上早熟的人，在二十五岁以前，他已经写出《明良论》、《尊隐》、《乙丙之际箸议》等富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揭露时弊，呼吁变革，闪烁着耀眼的锋芒。正因为耀眼，所以特别容易引起腐朽势力的忌讳，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龚自珍在中年以后，迫于多方面的压力，加上生活阅历的增长，文采锋芒收敛了不少。不过无论给他怎样的打击，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绝不会改变他见识的深刻和锐利，只是在文章的风格上变得更加深沉，更加讲究迂回曲折的斗争策略。《病梅馆记》就是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文章讽刺病态文人为了自己矫揉造作的特殊癖好，刻意将健康的梅花加以芟剪、扭曲，造成“病梅”。文人画士以扭曲为美，龚自珍却认为是一种病态。实际上是采用比兴的手法，拿梅花来作比喻，说明一个走向没落的社会对自然人性的种种压迫和扭曲。他誓言要解开所有“病梅”的束缚，让其恢复自然的生态，循着本性自由生长。文章首先描写梅花的病态道：
江宁之龙蹯，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一般老百姓没有扭曲梅花的心思，也没有这个能力，作孽的正是那些有知识又有特殊癖好的文化人。这就是在暗喻，摧残人性的正是那些社会制度的建立者和维护者。接下来，作者写下自己治疗病梅的过程，以此申明对制造病梅者的抗议，实际上就是表达了改造社会制度、恢复正常人性的决心：
予购三百瓫，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瓫，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又广贮江宁、苏州、杭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泣之三日”，可见痛惜病梅之深切；“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可见抗争、改造现实的愿望之强烈。通过《病梅馆记》，可以窥见龚自珍散文的核心思想，那就是揭露专制统治的腐朽及其必然没落的命运，表达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抗争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龚自珍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重新唤起了经世致用的文风，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志在经邦济世，深切地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虽然龚自珍的散文中还经常出现儒家经义内容，形式上还没有脱离骈散相间的句法，仍然带有古典散文的特质，没有超越传统散文的范围，但他首先开启了晚清的经世文派，魏源、林则徐、包世臣、冯桂芬、王韬等人继之而起，逐渐打破了“古文辞门径”的束缚，也不再把“代圣人立言”作为为文的宗旨，这是古典散文转化为现代散文的关键一步。龚自珍短暂的一生，恰好结束在中英鸦片战争结束的那一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无数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把无数具有进步思想和高度觉悟的知识分子从迷茫中唤醒，他们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放眼世界，决心“师夷长技以制夷”，鼓吹变法图强，同时也一步步把散文向通俗化和社会化推进。龚自珍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交会点上，世界大潮风起云涌，一个剧变的时代终于到来。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创立一种半文半白的“报章体”、“新民体”散文，龚自珍的散文对这种新的散文体式的形成起到了启迪作用。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外交上一直遭受挫折和失败。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再次败给日本，全国要求改革的呼声更加高涨，终于引发了戊戌年（1898）的维新变法运动。领导这次运动的中心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戊戌变法前夕，形势发展极其迅速，思想上出现的都是新问题、新内容，要表达这些东西，传统的古文、骈文都难以胜任。所以新文体的出现，梁启超文章的异军突起，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时势使然，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催生出来的。
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梁启超就在那里跟随康有为学习，后来又追随他参加政治活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他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要求满清朝廷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后来又赞助康有为创立强学会，次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这时期的文章以《变法通议》为代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提倡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倡导民权。这些活动也激发梁启超决心把文学变成思想启蒙的工具，因此，他不仅成为散文革新的倡导者，也成为诗歌、小说、戏曲革新的全面倡导者，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流亡日本的经历说：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自从清代中期以后，散文领域就为桐城派古文所领导。桐城派所建立的古文写作规范，虽然有它的积极意义，长此以往，就难免限制散文的活力。所谓新文体，就是一种打破古文规矩，扩大用词范围，不避俚语、韵语、外国语法的新型文章。它平易明晰，读者容易理解，也容易效法；它的文笔又带有情感，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便于描述新事物，表达新思想，容易对维新变法起到一种鼓舞和宣传动员的作用，所以很快就流传开来。比如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有一段说：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斯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
这种文体其实并非梁启超无端的发明，它的渊源是中国古代佛教经典的翻译文体，这种文体为了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要层层铺开，不避相似逻辑结构的频繁重复，能够起到强调的作用，艺术上也颇显气势。特别是类似“何以故？以……故”之类的设问句式，在汉译佛经典籍中极为常见。所谓报章文体，很多情况下都是那边等着出报纸，这边才开始动手写文章，如果按照一般文章一板一眼的写法，多半会来不及交稿，这种佛经翻译文体里面相同文字的高重复率，非常适合这种应急文章的写作。梁启超在佛教经典上造诣颇深，不可能不受到这种特殊文体的影响。所以无论对这种文体的出现有多么冠冕堂皇的解释，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在新闻生产的实际环境里面去考察、研究。梁启超自己说：“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除了仓促草率、来不及构思之外，报章文体对这种语句多有重复的特点的形成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清代桐城文派的奠基人方苞主张写文章要“雅洁”，首先就要求“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梁启超的新文体把这些古文禁忌一扫而空，熔合多种文体于一炉，在散行的古文中，夹入许多整齐的类似八股文的排比句、骈文的对偶句。而带有浓重异国语法色彩的文句，更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大胆突破。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为躲避清廷的追捕逃亡日本。刚到日本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他同日本人交往还需要借助笔谈。随后的几个月他集中学习了日文，达到可以随意阅读书报的程度。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创刊，梁启超开始大量撰写文章，日本文体的影响从此显现出来。不过当时刻意模仿的痕迹非常明显，比如在1899年6月，梁启超应日本某政党机关报《大帝国》的征文，发表了一篇名为《论中国人种之将来》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的“撰者自志”中就明确指出该文仿效了日本文体。比如“欧人中国分割之议”，按照汉语语法，应该是“分割中国”，但日文语法中宾语放在动词之前，所以会这样表达。郑振铎说新文体文章“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是五四时期文体改革的先导。
梁启超的散文，在同时代人的眼里就已经树立起极高的威望。近代学者钱基博在1930年所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
迄今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之士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移者！可以想见梁启超文学感化力之伟大焉！
如果说龚自珍的散文从思想内容上改变了古典散文的路数，那么梁启超的新文体则进而在形式上打破了古文的传统家法。借助广泛发行的报章的力量，新文体的影响更加广阔、深远。从龚自珍到梁启超，一代一代的思想家兼散文家正在逐步瓦解着中国古典散文的旧规范。
时代的脚步很快迈进了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变革大潮开始荡涤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散文领域更是发生了划时代的伟大变革。新民体文章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以后，“五四”新文学运动接踵而起，白话文应运而生，上千年言、文分离的时代宣告结束，言、文合一的新时代从此开启，中国古典散文舞台上的种种精彩和辉煌，到此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