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他很快就找到了治疗办法。他偶然在东京的一个旧书店里，买到了一本《王文成公全集》，知道王阳明（即王守仁，明朝著名的哲学家）很讲究“静坐”。他觉得静坐对养心很有帮助，也想尝试一下。他立即上街买回了一本《冈田式静坐法》，按照上面的方法，坚持每天早晚静坐半小时；翻阅《王文成公全集》10页。这个方法，竟然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不到2周，郭沫若的症状就有了明显的好转，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
这位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不光治愈了郭沫若的病，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郭沫若。他把王阳明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庄子的“恬淡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及泰戈尔的“梵我如一”观熔于一炉，进行玄奥的思索和探讨。
留学与爱情
就在郭沫若为了忘却家国之忧，沉浸在王阳明的“心学”和老庄的道家思想世界里的时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将郭沫若拉回到了现实当中来。
那是在1916年8月初，郭沫若邂逅了日本姑娘佐藤富子，一个在他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女人。她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安娜，这是郭沫若为她取的。那一年，郭沫若24岁，安娜22岁。
遇到安娜，是郭沫若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它让郭沫若走出绝望和阴影，获得了新生。他们在一起的甜蜜时光，也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他为安娜写下了无数热情洋溢的诗篇，她是他生命里的圣母玛利亚，是他永远的维纳斯。
一天，郭沫若前往东京圣路加医院替朋友拿X光片，第一次遇见了在该医院当看护的佐藤富子。那时，由于朋友刚刚去世，郭沫若还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佐藤富子的父亲是牧师，母亲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她是个很有爱心的姑娘，自女校一毕业后，就立志投身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到圣路加病院当看护。她的祖父、父亲都到过中国，家中珍藏着不少中国古书。因此，富子一直对中国很有好感。
富子看到郭沫若伤心、痛苦的样子，善良的天性让她忍不住来宽慰他。这样难得的温柔，让郭沫若觉得一股暖流充斥了全身。而他这段时期的忧郁和痛苦，也似乎减轻了不少。这个善良温柔的姑娘，也就在郭沫若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周后，郭沫若收到了从东京寄来的X光片，还有一封英文长信。在信里，姑娘用基督教徒的博爱精神安慰着郭沫若。郭沫若也赶紧给他回信，并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对她的爱。富子也喜欢上了郭沫若忧郁的气质和如火的热情。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一直以密切通信来传递彼此的炽热情感。他热烈地叫她安娜，她温柔地叫他哥哥。
到了1916年12月，郭沫若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思念，再次来到东京圣路医院。他向安娜求婚，并要求她辞掉医院的工作，与自己住在一起。安娜虽然也沉醉在热恋之中，但她是个温柔、乖巧的女儿，并没有立即答复郭沫若；而是先向父母说明了此事，希望得到父母的祝福。然而没想到，却遭到了父亲及家人的强烈反对。安娜处在了两难的境地：要么放弃爱情，要么放弃家人。痛苦了很久，安娜最终还是选择了郭沫若的爱情，与自己的家族决裂。她辞掉了医院的工作，和郭沫若住到了一起。
郭沫若这边也受到了阻力。他早在20岁的时候，就在父母的包办下和一个名叫张琼华的姑娘结婚了。婚后第5天（据说他们根本没有同居），郭沫若就离开了家。对这个几乎可以说是陌生的妻子，他没有任何感情。现在他有了安娜，几次想和张琼华离婚。但是，迫于父母的压力，同时又担心张琼华会自杀，他只好写信请父母原谅自己；并开导张琼华，彼此都是旧礼制的受害者，没有感情基础，大家还是分手的好，希望她能理解自己。
郭沫若的父母一直指责他忘恩负义，甚至与他一度断绝了书信往来。直到第二年，安娜生了个男孩，郭沫若的父母得知自己有孙儿降生，欣喜之余才算原谅了他。
他们在冈山开始了甜蜜的新生活。与郭沫若同居后，安娜本来是要去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读书的，但是不久发现自己怀孕了，只能辍学回家。郭沫若为了孩子的生活，决定想办法挣些钱，以补贴家用。
于是，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翻译泰戈尔的作品。他从泰戈尔诗集中选了几首译为汉语，采用汉英对照的方式，并加注释，编成一部《泰戈尔诗选》；然后先后联络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遭到了拒绝。翻译泰戈尔诗集一事只能搁浅。
1918年，郭沫若的长子终于出世了。初为人父的他，给儿子取名为和夫。这时候，郭沫若也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了，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帝国大学在福冈县，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之一，地处九州岛北端的博多湾海岸，有一条狭长的海中道与外海相间隔。博多湾就像是一个明亮如镜的大湖，气候温和，景色宜人。郭沫若因为这里曾是元兵东征日本的战场遗址，才选择了这所学校。那是639年前，元军第二次征倭，遇着飓风，泊舟博多湾，致使全军10万余人、4000只楼船一夜之间覆没。
郭沫若一家人，就住在福冈质屋（相当于中国的当铺）仓库的楼上，房间异常狭小。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郭沫若每个月30多块钱的助学金，他们只好过着异常拮据的生活。学医的学生，需要购买价钱昂贵的德文医书。安娜就尽量节约生活开支，以给郭沫若买书。
她经常拿5分钱去买烧红薯，作为全家的午餐。有时候，年幼的和夫吵着要吃点心，安娜就给他一个铜板去买“铁炮弹”糖块，可在嘴里多含些时间。郭沫若偶尔有稿费收入，全家才有了一次能改善生活的机会。这时候，安娜才舍得花2角5分钱去买“驿便当盒饭”（内有烧鱼、蔬菜、大米饭）——但对他们来说算是一次奢侈的大餐了。而且，为了节省开支，他们还常常搬家，以便找到更便宜的地方居住。不过搬家倒很简单，因为没有多少家当，往返几次就搬完了。
可是，生活的艰难并没有影响到两个人的甜蜜感情。体贴的安娜，总是想办法用最少的钱给郭沫若最好的生活。经过爱情的滋润和安娜的悉心照料，让郭沫若的诗情前所未有的充沛，他写下一首又一首精彩诗歌，后来都收入他的诗集中。
所幸，不久后到东京帝国大学深造的成仿吾，陪着同乡陈氏父子来福冈治疗眼疾。他们邀请郭沫若举家搬至箱崎神社附近与他们同住；并请安娜帮忙管理家政，可免去全部房金。郭沫若和安娜自然十分感激，欣然前往。
安定下来以后，郭沫若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当中。大学医科的课程设置十分严谨，开始两年，诸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心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基础课，课程非常繁多，因而功课很是繁忙。
天气转冷时，便开始了人体解剖课。天性喜欢猎奇的郭沫若，早就跃跃欲试了。现在一周有3个下午呆在解剖室里，可以如此近距离地了解人体的秘密，这让郭沫若很是兴奋。8个人围坐在锌板制成的长条桌的四周，像吃西餐一样，桌上那冰凉、僵硬的尸体，在刀子、剪子、钳子和锯子的飞舞下被肢解；然后每个人拿着自己分工的部分，继续详细剖析。这些尸体都是处死或病死的犯人。日本人当时很盛行文身，这些尸首往往会纹有各种图案，甚至人物画，有些还画得十分工整。
看到这些千姿百态的纹身，郭沫若那活跃、丰富的想象力，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之下又“蠢蠢欲动”了。浮想联翩的他，很快就构思出了完整的情节，小说处女作《骷髅》就这样诞生了。朋友们对此文的评价甚高。郭沫若自己也很得意，就将稿子投寄给了国内著名的《东方杂志》，可惜没被采用。收到退稿后，恼怒的郭沫若，竟然把这篇小说处女作付之一炬。
郭沫若注定是属于文学的。在医学的学习中，他那文学的想象力照样会纵横驰骋。他甚至写了一些关于解剖的诗篇：
“解剖呀！解剖呀！快快解剖呀！快把那陈腐了的皮毛分开！快把那没中用的筋骨离解！”
这样的情形是肯定会影响学医的。郭沫若在天性和理智的拉扯下，不禁迷茫了。
留学与文学
时间转眼间到了1919年。由于巴黎和会将在中国山东地区的控制权由德国转至日本手中，让广大中国人民发出了愤怒的呐喊，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革命浪潮很快席卷了全国。并且，在异国的留学生们，也都得知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日本的留学生们也希望能够积极投入到革命当中。于是，郭沫若和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同学聚会商谈，决定组织一个“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写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给国内的学校和报馆，以呼应国内的爱国运动。
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中国古称华夏，结社地点是在夏禹鼎家里，这个团体便被命名为“夏社”。大家公推郭沫若作为通信社的主编，负责翻译和撰稿的工作。由于社团成员都是学医的学生，郭沫若在这群学生中，就算是文章的翘楚了。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那满腔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化成一串串犀利的文字，成为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子弹。令大家欣慰的是，不久，《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就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驳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借口。
为了工作需要，郭沫若还特意订购了《时事新报》，这个杂志以后成了他最常阅读的读物之一。在《时事新报》，他认识了相见恨晚的知己宗白华。他是《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郭沫若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新诗创作。
他在《学灯》“新文艺”的专栏上，第一次读到了中国的白话诗，便对自己的诗作有了信心。他将《鹭鹚》、《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两首抄寄给《学灯》，并第一次署名“郭沫若”。没有想到，当月11日诗稿就见报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郭沫若的心里十分激动。这大大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有一次，郭沫若因对《学灯》中的一篇文章持有不同看法，便写信给宗白华。两人书信往返了几次之后，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宗白华十分赞赏沫若，说是自己最爱读他的诗。郭沫若也正是在宗白华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了他的名篇《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作品。
如《凤凰涅槃》：
……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在宗白华的介绍下了，郭沫若还认识了田汉（湖南人氏，原名昌寿，著名剧作家、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词作者）。3个人彼此引为知己，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观点，用书信一起探讨文学，探讨国家命运，畅谈理想。
然而，随着宗白华留学德国，《学灯》主编换人，郭沫若失去了知音。《学灯》对他的作品也不再重视。这让郭沫若的创作热情很受打击，一度想要放弃，幸而在一众朋友的鼓励下才坚持了下来。
这时候，五四运动的高潮也已经渐渐落下。眼看着国内新文化运动似乎没有了当初的势头，郭沫若筹办自己的新文学杂志的想法，已经在心中酝酿了几年，现在又萌发了。于是，他写信给田汉讨论这件事；结果又收到成仿吾的来信，也是这个话题。原来，大家如此有志一同。
正巧，成仿吾要去应聘上海泰东图书局做编辑。郭沫若认为，这是个筹办杂志的好机会，于是和成仿吾一同回到上海。郭沫若和书局经理再三交涉几个人创办杂志的想法，终于得到同意。郭沫若欣喜之余，火速赶回日本，和大家商议。
首先在京都，郭沫若与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李闪亭、沈尹默等人商谈；他又赶往东京，看望病中的郁达夫，以及田汉等好友。他几乎遍访了在日本的同人，取得了大家一致的支持。最后，在东京的郁达夫住所——第二改盛馆，郭沫若和郁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等人，最后确定杂志的名字叫《创造》，“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个光明的世界”。
创刊号的稿件，就由几个人来撰写。何畏写诗，张资平写小说，文字功底最好的郁达夫更是要提供几篇文章。每季度出一期，同时配合出版丛书。于是，1921年6月8日的下午，未来闻名海内的“创造社”，就这样诞生了在了东京一间小小的寓所里。
郭沫若匆匆赶回上海，开始着手整理创造社的书稿，并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女神》，为《创造》丛书打响了第一枪。1922年5月1日，《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出版了。封面上画有怀胎十月的夏娃，在望着一艘桅高帆满的航船环绕地球漫游，她期待远征的孩子们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
《创造》给日渐衰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注射了一剂强心针，瞬时又激起了无数青年的热情。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都对创造社表现了充分的热忱和肯定，希望能够加入文学社。郭沫若虽然忙碌异常，在撰写编辑稿件的同时，还要时常回到日本去继续医科大学的学业；但是，看到自己手创办的《创造》如此得到读者的肯定，那种欣喜是难以名状的。
虽然，创造社的同人们，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等人主持的文学研究会，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的新月社时常会展开文学论战；但是，创造社的影响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期望，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一支生力军。
郭沫若虽然终日忙于学业与文学事业，却始终也没有忘却家国之痛。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政府曾一度对郭沫若寄予过希望，期待他能够有所作为。然而，不久之后担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竟然与日本内阁签订了陆海军《共同防敌协定》，让日本军队进入我国东北境内；同时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于是，在日本的留学生们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罢课行动，来抗议段祺瑞这种丧权辱国的可耻行为；并选派代表回北京、上海从事请愿和宣传，排日情绪越来越高涨——郭沫若也积极投身其中。
当时，一些比较激进的留学生们认为，爱国的中国人是不应该和日本人结婚的，有日本伴侣的人理当受到警告甚至勒令离婚。一时，不少夫妻就这样被拆散了。郭沫若很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不认为自己没有爱国的资格，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爱情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甚至自嘲地说自己“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
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断断续续上了四年半学，1923年3月，郭沫若终于毕业了。然而，此时他的心思已经完全放在文学上，收不回来了。他早已下定决心献身于文学事业，不去行医济世，也只能委屈自己的家人继续跟随自己受苦了。
此年4月2日，郭沫若带着安娜和3个儿子回到了上海。
【名家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