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源自其家乡两条河名“沫水”和“若水”）、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生于今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历史剧的最杰出代表，是中国现代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和旗手。
1914年春，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21年6月，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
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写下《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1928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同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
郭沫若的重要学术著作有《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奴隶制时代》、《李白与杜甫》等，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文学著作主要有诗集《女神》、《星空》、《蜩螗集》、《战声集》、《沫若诗词选》等；散文集《我的幼年》、《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沸羹集》、《洪波曲》等；戏剧《屈原》、《虎符》、《高渐离》、《蔡文姬》、《武则天》等；另有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等。生平著述收入《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
徐悲鸿：从东洋到西洋皆醉心艺术
徐悲鸿刚到巴黎求学期间，曾碰到一个法国学生的寻衅。法国学生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送到天堂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义愤填膺地回答：“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1年之后，徐悲鸿的油画就受到了法国艺术家的好评；此后数次竞赛，他都得了第一；他的个人画展，竟轰动了整个巴黎美术界。这样令人惊叹的成就，让那个法国学生从此汗颜，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
为学为情远渡东瀛
徐悲鸿出身贫寒，但是由于受到做画师的父亲影响，从小就喜欢画画。他19岁时，在同乡徐子明教授那里，看到法国卢浮宫的名画复制品之后，即醉心于西方艺术，就产生过想要去法国留学的念头。但当时经济窘迫，赴欧洲留学也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而已。
落魄的徐悲鸿，在上海见到犹太人冒险家哈同征求仓颉的画像以后，便前去应征。结果，他的画作得到了康有为、王国维等人的赞赏。康有为更是因此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在康有为的帮助下，哈同愿意资助徐悲鸿出国留学。
虽然徐悲鸿一直憧憬着欧洲，但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时期，无法去欧洲，他只能先去日本了。而此时徐悲鸿正和已有婚约在身的蒋碧薇热恋，迫于家庭的压力，两人决定私奔。在康有为的帮助下，徐悲鸿对外宣称说是4月中旬启程去法国留学，并赴蒋家的饯行晚宴；其实暗地里则购买了去日本长崎的船票。
1917年5月，徐悲鸿偕蒋碧薇，乘日本“博爱丸”号轮船，由上海私奔到日本长崎，再转道东京，在这里住了下来，开始同居与学习东洋艺术。
徐悲鸿揣着康有为亲笔书写的信函，拜访了中村不折等日本绘画界前辈。中村不折先生在寓所接待徐悲鸿时，这位日本绘画大师从这个23岁的中国青年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昔日意气风发、拼命学画的自己。中村不折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青年的画作和书法，感到很吃惊。而徐悲鸿也是第一次遇到一个曾经在西方留过学的画家，所以急迫地想知道留学生活的细节。中村不折毫无保留地回答徐悲鸿的提问；而谈得最多的，还是自己当年在巴黎留学时的收获。
当时，徐悲鸿虽然也学了一点日语的问候词，但议论书画还远远不够。他们找到了一个最佳途径，中村不折懂得法语，而徐悲鸿也学过法文，他们就可以用法语交谈。好在他们还有笔墨。
徐悲鸿在日本留居期间，常常到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那里去参观、临摹，有空时便与日本书画家中村不折、竹内栖凤等人讨论学术。日本印刷术优美精良，出版的艺术书籍非常丰富。徐悲鸿喜好书画，没事的时候就在书店里流连，看到喜欢的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他在日本收获颇丰。不仅淘到了很多喜欢的艺术珍品；期间，也与日本艺术界的著名人士进行交流，在学术研究上获益很多。
就这样，徐悲鸿带着求知的渴望，在东京寻找着。徐悲鸿住在东京神田附近，神田的书店街是一条东京老街，艺术品店铺与画廊鳞次栉比；步行不远就是上野的国立博物馆。徐悲鸿流连忘返，他看到一批日本画家的创新画风，还看到日本印刷的法国文艺复兴时的名画。徐悲鸿从中村不折的切身感悟里，也从日本绘画的现实中，发现日本画风嬗变的源头仍在欧洲，使他对巴黎的向往更加迫切。
在东京的生活，对于徐悲鸿与蒋碧微这对新人而言，是初次的磨合。他们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彼此是珍惜的；然而，甜蜜之余也有些苦恼。他们手头的钱，就是仓圣明智大学给的2000元大洋。本来，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了。但是，徐悲鸿看到自己觉得喜欢的画集或画片，就会爱不释手，并掏钱购买下来，不会想到日子怎么过。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地买下来。有时候，他也要蒋碧霞陪他同去。蒋碧霞太年轻，对于艺术简直是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发生兴趣，往往是干坐在一旁等他，一等就是半天，那种滋味实在不太好受。
半年之后，徐悲鸿因为大量地买书买画所费不赀，将带来的2000块钱很快就用完了。东京居家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挨饿。在当年11月间，他们只好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的徐悲鸿和蒋碧薇，首先去拜访了康有为，期望能有机会再去欧洲游学。康有为建议徐悲鸿先去北京，等欧洲局势稳定一些再谋划不迟；并把他介绍给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来到北京后，蔡元培见徐悲鸿画艺精湛，就聘请他为刚刚成立的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导师。徐悲鸿便一边在北大教书，一边等待公费留学法国的机会。他在朋友的引荐下，认识了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在他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徐悲鸿终于在1918年末争取到了公费留法的机会。
1919年3月17日，徐悲鸿偕妻子蒋碧薇，随中国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等89人，乘日本货轮启程奔赴法国。《申报》由此发文称：“徐氏为中国公派留学美术第一人。”上海美专的杂志《美术》，在其“美术界消息”这一栏目中，有《美术家之赴法留学》一文，里面写道：“北京大学教授、前图画美术学校毕业生徐悲鸿君，学术优长、名誉卓著。今为预储美术人才起见，特派徐君前赴法国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留学，闻于前日已乘‘印伯丸’前往。吾国之派赴西洋留学美术者，以徐君为第一人云。”
来到梦中的艺术之都——巴黎
海轮在一望无际的波涛上航行，徐悲鸿于1919年5月到达巴黎。
此时的北京，已经有青年学生陆续走上街头，抗议北洋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不平等条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震惊世界。
徐悲鸿身在欧洲，也关注着这场爱国运动。他在法国曾写过两篇诗文以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
到达巴黎的徐悲鸿，面对这座闻名于世的文艺之都，很快便如痴如醉。
欧洲的绘画艺术，从著名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绘画及雕塑艺术开始走向世界，直到莫奈、塞尚、凡高，它的发展源远流长，有着自己的血统与传承，与东方绘画艺术风格迥然不同，但都属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宝贵遗产。
来自中国的徐悲鸿，站在欧洲的文艺中心巴黎，面对着林林总总的艺术派别，清醒地认识到，有选择地吸收与摒弃是何等重要。
徐悲鸿自忖素描底子不好，于是先进入巴黎私立朱利安画院学习素描。几个月下来，徐悲鸿的素描功底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二年，经过3轮考试，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图画科学习，师从弗拉孟教授。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采用导师制的学习方式。学生选择导师，导师也选择学生。
选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导师，徐悲鸿非常明确，第一是最好的，第二是写实的。他觉得，中国画之所以让他不满意，因为它被关在书斋里，不关心现实，这和他内心的叛逆和在北大所受的熏陶完全不合。在诸多导师中，徐悲鸿对弗拉孟教授最为推崇，觉得他的历史画与主题肖像画创作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精华，气势宏大、流畅自然。
而弗拉孟也喜欢徐悲鸿，他看到徐悲鸿不只是一个学生，而且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中国艺术家。
徐悲鸿具有中国绘画基础，理解西方绘画技法的角度与众不同。他对西方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以及光学原理的把握，很快高出于其他同学。他练习素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从人体结构的变化关系，到物体的明暗层次，从质感、体积感到色彩感，深受弗拉孟教授的称赞，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离著名的“世界艺术殿堂”卢浮宫不远。从学院门前的波拿巴巷走向塞纳河畔，在法兰西学院前走上艺术桥，桥的斜对面就是卢浮宫。徐悲鸿在卢浮宫的感受，却是震撼性的。那是少年徐悲鸿投射无数梦想的地方。他时常一待就是一天。有的时候，他拿一个面包到卢浮宫就是一天。一天吃一个面包怎么行呢？
也就是因为这种时饥时饱，生活没有规律，造成了他的胃病。他在自己画上就写道：“我画这个模特儿，在我这个病很痛、很难支持的时候画的。人家看我这个画，不知道我的胃疼到这种程度。”（“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每至痛不支也。”）
刻苦求学的徐悲鸿，其痴迷的程度，当时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出了名的。他的画进步很快，老师们不再吝惜赞扬，同学们也对这个黑头发的学生不再看轻。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徐悲鸿取得成绩并不奇怪，因为他太刻苦了，没人比得了。他时常思考着“大道”，那就是一个民族的使命和一个画家的责任。
徐悲鸿与当年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一样，抱定明确的目的。积贫积弱的中国，使他们过于早熟，充满革命激情。他们在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寻找着他们自认为救国的真理。
虽然是官费留学，但因为当时国内时局动荡，军阀混战，来自北洋军阀官府资助的官费时断时续，去法国的留学生都曾遭遇经济上的窘迫，徐悲鸿也不例外。本来国内邮寄来的资费有限，他又喜欢购买书籍和绘画，每每一有钱就不能自持，出去购买大量文艺著作。因此，他和蒋碧薇常常陷入食不果腹的境地。蒋碧薇曾经愤怒地向他说道：“你是与艺术结婚，不是与我蒋碧薇。”
1921年4月，法国国家美术展开幕。徐悲鸿从早上进去观摩一直到闭馆，走出会场时，才忽然发现外面下着大雪。他整天没有进食，又缺少御寒的大衣，眼前没有了艺术食粮的滋补，顿时感到饥寒交迫，腹痛如绞。回来后，他以为洗澡能御寒，不曾想澡还没洗完，却肚子痛得直不起腰来。从此，徐悲鸿患上了严重的肠痉挛症。他常常是强迫着自己忍痛作画。
徐悲鸿这时候又遇到了一位影响他终身的人——法国的著名画家达仰·布佛莱。人们都知道，徐悲鸿画马名扬天下，而达仰也是画马的高手。
那是一次文化名人茶会，徐悲鸿受著名雕刻家唐泼特的邀请，前往参加。对这位中国留学生的才华非常了解的唐泼特，便把他引见给了与会的达仰·布佛莱。应达仰的热情邀请，徐悲鸿来到他的画室，看到了大量的素描、速写和油画，并体会了达仰艺术语言的魅力。25岁的徐悲鸿从67岁的达仰那里，读到了一位天才画家的执著和扎实。
在徐悲鸿看来，欧洲绘画传统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而达仰则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精华，如今又来引导他借鉴、吸收，是他求之不得的。中国并不缺乏写意和抽象的元素，缺乏的正是写实训练。徐悲鸿惊奇地发现，达仰已经是画坛大家，可每天一大早还是到画室作画，直到天黑才离开，即使星期天也不例外。
于是，徐悲鸿在学校学画之余，每到周末就去达仰家求教，与达仰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徐悲鸿已经回国，画家颜文梁到法国游学，拿着徐悲鸿写的介绍信去拜访达仰。达仰的妻子听说徐悲鸿有了孩子，还亲自做了一双童鞋，让颜文梁带回去送给徐悲鸿的孩子。
1924年，在巴黎公社社员墓碑前写生作画的徐悲鸿，偶遇了前来凭吊的周恩来。两个人相见以后，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江苏人，所以觉得特别亲切。他们在巴黎产生的这种友情，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生活艰难而仍潜心艺术
一战之后的欧洲，物价飞涨。徐悲鸿所带的钱剩得越来越少，生活也益发困难。很多留学生开始打道回府，而他却不愿意半途而废。当时，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法郎在德国增值数倍。于是，很多留法学生开始到德国继续学习，徐悲鸿和蒋碧薇也来到了德国。
柏林向徐悲鸿打开了又一个天地，他亲眼看到了伦勃朗、门采尔、绥干第尼等大师的绘画和脱鲁倍斯柯依的雕塑。他还向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等德国前辈画家求教。
在柏林近2年，他每天作画达10个小时以上，到博物馆临摹从早到晚。他住的是柏林康德大街，中国人称它为“唐人街”。徐悲鸿每天走过这条街道，都会让他想到万里之外的故土。逢年过节，民间舞狮子，而父亲徐达章也会画狮子；可惜他终老乡间，只能凭借想像。
也许，对父亲没有见过狮子的遗憾，徐悲鸿并没忘记。他在柏林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动物园。狮子形象在他的速写本上占的页数很多。他观察狮子的站、卧、走、跃的姿态，把狮子的结构一丝不苟地画下来。徐悲鸿画的狮子，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境界，逼真传神。他凭着记忆，能将一头雄壮的狮子画得活龙活现，绝非偶然。他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像一只真正的雄狮，如同拿破仑所预言的那样，有一天早上会醒来，向世界发出觉醒的吼声。
当徐悲鸿重新获得留学经费之后，于1923年5月从德国回到巴黎，再次来到他敬爱的老师达仰身边。他以自己的作品——油画《老妇》，第一次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