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交往对象的选择
人们在进行交往时必须有交往对象。交往的目的不同，即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选择的交往对象亦不同，即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3）社会交往方式的选择
人们在进行交往时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方式。人际交往的目的、对象不同，选择的交往方式亦不同，有的采用“物”的方式，有的采用“理”的方式，有的采用“情”的方式；有的以直面的方式，有的以委婉的方式。究竟何种方式最佳，最能达到交往的目的，需要主体的判断。
在当代社会交往中，要做到择善、择优，必须充分且科学地发挥人的主体性。为此，而不是本能的、盲目的活动。第二，交往主体必须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把握好社会交往的正确方向；必须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选用切合实际的交往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交往的最佳效果。社会生活、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多样性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社会交往，使社会交往出现多元化、多样化特征。
（七）社会交往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多重变革
社会交往开放性的扩大，使社会交往由单一性向多重性发展。所谓单一性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和涉及的范围只有一个。所谓多重性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或涉及的范围具有多个。
在当代社会，人们身兼多个角色，如既在工作单位担当角色，又在社团中担当角色，还在社区及家庭中担当角色，等等，人们可以同时以数个角色参与交往。人们交往的范围也有多个，如经济、政治、文化、群体、家庭等，人们可以同时在若干领域进行交往。社会交往活动的多重性，而不是盲从的，使得社会交往的复杂性愈益深化。
（1）社会交往目的的选择
社会交往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
1.交往范围更加复杂
当代社会人际交往冲破了以往社会交往基本限于家庭、工作单位和当下的范围，也可以说冲破了“熟人”的圈子，使交往范围大大扩展。交往范围横向拓展到社团、社区、国内、国际，纵向扩展到历史与未来，如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可以和历史人物进行心灵沟通，可以和未来人类进行预期交往。
交往的全球性是当代交往方式变革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各国家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交流一直未断绝过，但从未像20世纪的社会交往、交流这么范围广阔和频繁。20世纪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提供的先进的通信手段和交流机会，使交往突破了时空限制和地域限制。网络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使全球性普遍交往成为可能。
交往全球性的标志主要有二：一是互联网、跨国公司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一体化，进而带来贸易、政治、文化、教育等全球性交往；二是网络社会为人们提供的赛博交往空间。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不仅有不同的质态，而且在同一种质态中还有多种形式。在这个空间中，任何一个人可以和身处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网络之中的任何他人联系交往，而不是外力预期决定的活动。第四，与多个人同时交往的行为也只需几秒钟便可完成。网络交往具有了全球性、普遍性和无限性。
2.交往内容更加复杂
当代社会人际交往改变了以往社会交往一般囿于单一领域的状况，使交往内容愈益丰富、全面。不仅有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种类型，而且有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三个层面；不仅有与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关联的自为的、非日常的、发达形态的交往，还有与个体生活相伴随的自在的、日常的、不发达形态的交往。
3.交往方式更加复杂
当代社会人际交往改变了以往社会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方式，使交往方式多样化，不仅增加了间接交往（通过手机、网络等的交往），而且增加了虚拟交往（网络上的交往而不是现实交往）；不仅有自主的、平等的、正常的交往，也有被动的、不平等的甚至异化了的交往。
社会交往复杂性的深化，标志着人的社会关系向全面性发展，表明人的现代化程度的提升。面对人际交往复杂性的深化，要求人们在交往中充分发挥主体性，谨慎选择，加强协调，人从事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具有主体性的活动。人的活动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使人的社会关系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三、我国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
我国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位制和户籍管理制度等的推行，使人的社会交往局限在狭小的空间和范围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交往。比如，在积极、向善、有益的交往中，可以有直接的形式、婉转的形式和虚假的形式。市场经济的建立，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位制和户籍制度对人的交往的限制，带来了人的交往方式的彻底变革。
人们进行交往都抱有一定的目的，或者说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人们的价值观不同，决定其选择的交往目的也不相同。有的人是为了义而交往，有的人则是为了利而交往；有的人为了友谊而交往，有的人为了“有用”而交往，有的人为了交流而交往，各不相同。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交往
1.供给制条件下的社会交往
在我国战争年代，我们党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管理体制，即“公家人”管理，对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公职人员，包括党群团体、军队、政治机构和公营企事业单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人的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的供给标准。这套管理体制，保障了公职人员的生活、工作，使我们党和军队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取得了全国斗争的胜利。
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把公职人员的工作、生活，甚至结婚都安排到底。社会交往的手段、形式都比较简单，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是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式。
2.单位所有制下的社会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多年的供给制逐步被改成了工资制，但“公家人”的管理模式通过单位制度得到延续。
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大跃进”时期，我党将这一社会管理形式推广至全国，在农村掀起人民公社运动，试图将所有的人都纳入集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为一体的新型社会组织——人民公社内。人们主要在公社内进行经济、政治交往，人的活动是一种价值选择活动，由于受交通、信息条件的限制，交往的范围相对狭窄。
我国单位的主要类型：一是党政机关；二是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三是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四是农村各类集体经济单位，由人民公社管理，并实行“政社合一”，也处于国家行政控制之下。
在单位所有制下，社会交往主要有政治交往和经济交往。
政治交往方面，单位的政治功能十分突出，每个单位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每个单位都作为行政体系中的一个“部件”而存在，每个单位都通过设置健全的党群组织作为政治动员的主导力量。因此，通过单位这一种高效率的政治动员机制，党和政府可以运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而不是被动的适应环境的活动。
2.选择性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主要特点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大规模地组织群众投入各种政治运动，以实现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和政策。现代社会是真假、善恶、是非、美丑相互交织、碰撞、混杂的社会，人的活动是一种自觉的活动，所以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存在着积极与消极、向恶与向善、有益与有害的区别。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秩序的生产依赖于政治活动，政治活动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其他领域活动，如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则失去了独立性，成为从属于政治领域的东西。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活动领域的功能已在很大程度上以政治为中心融合为一体。
社会交往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要求人们在进行交往时必须有选择。当代社会人际交往的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经济交往方面，单位制通过资源垄断和空间封闭，实现了单位成员对单位的高度依附。单位所有制限制了人们的经济交往。在单位制度下，国家控制的资源通过单位来调配。单位不仅控制着经济资源，还掌握着政治资源、社会资源，这就造成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需求的满足不得不全面地依赖单位。由于体制外没有自由流动资源，即有自己主见的、由自己支配的活动，离开单位就等于失去一切。由于个人只能通过单位而得到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各种资源，不管个人意愿如何，都必须从属于某一单位。
单位制还限制其成员的生活空间。一方面，单位通过提供各种福利设施，如学校、医院、食堂、住房等，满足单位成员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单位成员没有自由流动的空间，单位将每个人员牢牢地固定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调动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整个社会流动是少之又少，由外力支配的活动。第三，因而每个单位成员的生活空间是相对稳定和封闭的。其二，人际交往形式多样。
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垄断性资源的分配方式决定了谁占有了这些资源的使用、支配权，谁就拥有了更多的权力。“政府一旦担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不同的个人和集团都要得到应有地位这一问题，事实上就一定不可避免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
计划经济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户籍制度是指与户口或户籍管理相关的一套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其中包括通过户籍来证明个人身份，执行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身份制度。个人的户籍身份具有一定的世袭性，人与动物不同，流动性相对较小。不同的户籍身份，在就业和教育乃至社会福利、补贴等方面，享受着不同的待遇以及不平等的机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户籍制度将农村和城镇人口人为地分割为性质不同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国家又对这两种人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实行有差别的社会福利待遇，客观上造成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两个不同身份阶层。这种制度使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二等公民”，农民没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没有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的权利；没有城市人所享有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以及福利等保障。这种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人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往。这种特征主要表现为：
其一，人际交往质态多元化。
这样，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位制和户籍管理制度造成了身份对人的支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是一个身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社会成员被按照“干部”“工人”和“农民”等等身份标签吸纳到各种单位之中，构成了个人身份的级别地位，人的活动是一种自主的活动，造成了身份对人的支配。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呈现出“蜂窝式的状态”：单位像蜂窝一样，彼此间缺乏交往和交流，致使“单位组织以及各级行政组织像窝壁一样将社会分割为互不沟通的部分”
可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受单位所有制和户籍制度的限制，社会交往是按照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作用而发生关系的。
（二）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交往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社会交往方式出现了新的特点，表现在：
1.社会交往具有全面性
市场经济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的“领域合一”状态，出现了诸领域的相对分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分工的市场交换所造成的人们之间以物为中介的依赖关系的普遍化，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生产方式，选择是人类特有的行为。
当今时代，改变了计划经济社会中政治活动在社会秩序生产中的垄断性地位。市场经济中的人的交往关系是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普遍的联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而“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一方面是发达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独立的单个的人。人挣脱了以直接权力支配为内容的依赖关系，不再直接地依赖别人或者依赖某种共同体，这使得个人之间通过交换价值，可以自由地相互交往，从而突破了人与人交往的狭隘的血缘、地域界限，产生出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