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波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中后期红四方面军建立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它地处四川东北部和陕西南部，在地理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占有许多优势，且面积仅次于中央苏区，因此，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改变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奠定了西北革命运动的坚固基础，而且还有力支援了红军的发展和战略转移，发挥了中国革命重心由南向北过渡的桥梁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所采取的一些政治和社会文化建设措施，也有效地动员了民众参加革命，并使当地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都为之后党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执政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的创建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率领起义部队余部进入农村，逐渐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他们依靠农村的有利条件，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开辟出一块块革命根据地。据统计，土地革命10年间，中国共产党共在全国16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16块革命根据地，总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1500万。其中，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建立的一块新的根据地，其规模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当时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位居第二。
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在川陕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地区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传统上都有很大优势。它地处川陕交界的米仓山脉和大巴山脉，北有秦岭、汉水，南有长江，东西都是大山，易守难攻，并且远离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敌人力量薄弱，很适合“武装割据”。同时，根据地内山川纵横，江河交错，地势险要，很适合游击战争。这都为红军在这一地区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和基础。除此之外，川陕边地区人民反抗压迫的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由于痛恨军阀的横征暴敛和草菅人命，在红军来到这里之前，川陕边地区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已经举起了起义大旗，陆续在万源、达县、宣汉、蓬溪、梁山、城口等地开展了武装反抗军阀统治的斗争。特别是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和陈浅伦领导的红29军，依靠并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宣传革命，英勇打击军阀统治，为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建立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同其他革命根据地相比，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时间相对比较晚，这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遭遇了重大挫折有很大关系。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成立。最初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第4军和第25军合编而成，徐向前任总指挥。新成立后不久，红四方面军便连续作战，先后发动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歼敌约6万人，声威大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最多时拥有26个县级政权。但是，由于张国焘实行极左的肃反政策，严重影响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再加上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因此，时过不久，鄂豫皖根据地便处于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危急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1932年10月12日夜，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领导下，红军第10、第11、第12、第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枪1.5万余支，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由此揭开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创立阶段，从1932年底至1933年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西征之初，并未打算长期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只是暂时避开敌人锋芒，以待时机成熟时重返鄂豫皖根据地。但是，形势的发展已使这种计划不可能实现。1932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经鄂北、豫西，进入陕南。这时，红军如何进军，在广大指战员内部引起了很大分歧和争论。为了明确部队的去向，12月10日，红四方面军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的逃跑退却思想遭到与会干部的广泛抵制和批评。同时，会议决定在陕南建立根据地。这为之后红军进入川陕地区做了思想准备。经过艰苦行军，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渡过汉水，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鉴于此时川北敌人兵力薄弱，防务十分空虚，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向川北进军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根据钟家沟会议精神，红四方面军随即调整部署，挥师南下，越巴山、秦岭，向川北进军。12月18日，先头部队进入通江两河口，25日攻克通江。1933年1月1日解放南江，23日解放巴中。解放通南巴地区，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通南巴地区，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遍贴告示，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方针和政策，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他们用当地独具特色的歌谣表达了对红军到来的欢迎，高兴地唱道：“红军一到通南巴，地主豪绅忙搬家。打倒军阀田颂尧，穷人起来坐天下。”为了使红军能够长期立足川陕地区，1932年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负责筹备省苏维埃政府，旷继勋任主席。1933年2月7日，又在通江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37人组成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考虑到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2月中旬，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召开，正式成立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熊国炳任主席。当时，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下辖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5县，以及巴中特别市和陕南特别区，人口七八十万。至此，川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第二阶段是巩固和发展阶段，从1933年2月中下旬到1934年9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建立，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新的落脚点。这使得国民党政府和四川军阀坐卧不宁，寝食难安。为了消灭入川红军，1933年2月中旬，蒋介石委任四川军阀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率领川军主力近6万人，分三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根据敌军的进攻特点，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经过4个多月的周旋与作战，共歼敌14000余人，俘敌10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攻。反三路围攻的胜利，不仅使红四方面军主力进一步取得与川军作战的经验，提高了在山地进行运动防御和追击作战的能力，而且还使得川陕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新建立了江口县、仪阆县、广元县、长赤县、苍溪县、万源县等苏维埃政府，根据地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00多万。
为了总结反三路围攻所取得的经验，1933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到会干部100余人。鉴于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入川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会议决定将原有4个师扩编为4个军：红10师改编为红4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共3个师8个团；红11师改编为红30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政治部主任张成台，共3个师8个团；红12师改编为红9军，军长何畏（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叛变，投降国民党），政治委员詹才芳，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共2个师6个团；红73师改编为红31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张广才，政治部主任黄超，共3个师7个团。方面军直属机关有参谋处、总经理部（军需供给和财经管理部门）、总医院、彭杨学校和警卫一团、二团、妇女独立营等单位。整个方面军共4万余人。此次扩编将在战斗中发展起来的部分地方武装及赤卫队纳入主力红军序列，不仅壮大了红四方面军的力量，而且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四方面军扩编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参谋长。下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王树声任副总指挥，傅钟、曾传六任政治部副主任。在扩编军队的同时，木门会议还做出了停止在部队内部进行肃反的决定，这对稳定军心起到很好的作用。
木门会议后，各部队掀起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高潮，部队的军政素质大为提高。由于此时四川军阀刘文辉和刘湘为了争夺霸权，重开战火，无暇北顾，1933年8月至10月间，红四方面军主力先后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共歼敌万余人，占领了仪陇、营山、达县、宣汉、万源5座县城。在宣达战役中，红四方面军与川东游击军在宣汉胜利会师。10月底，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
三大进攻战之后，川陕革命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它东起城口，西至嘉陵江，南达营山、渠县，北抵陕西南部的镇巴、西乡、宁强，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400多万，控制着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 8座县城，共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包括区苏维埃政府16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990多个，村苏维埃政府4300多个。同时，红四方面军也已发展到5个军，共8万余人，地方武装除陆续抽调补充主力红军外，还有15000余人，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武装达数十万人，根据地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由于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53万，而川陕革命根据地在规模上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被称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对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下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红军在川陕地区的崛起，严重威胁了国民党和军阀在四川的统治。为了“剿灭”红军，1933年底，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四川军阀、“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统率各路军阀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总兵力达到110个团，共20余万人。面对敌人咄咄逼人的攻势，红四方面军继续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与敌人周旋，并利用有利地势在运动防御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其中1934年8月上旬的万源保卫战最为惨烈，与敌激战三天两夜，击退敌人进攻十余次，击溃敌军两个旅，歼敌3000余人，从根本上遏制了敌军的进攻。之后，红军反守为攻，一路追击敌军直至嘉陵江边，于9月上旬彻底粉碎了川军的“六路围攻”。红军反“六路围攻”，历时10个月，共歼敌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飞机1架。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但红军也付出了2万余人的代价。
第三阶段是西渡嘉陵江与撤出川陕根据地阶段，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四川各军阀集结重兵“六路围攻”红军，结果却是损兵折将。为了稳定四川局势，1934年10月4日，蒋介石飞赴西安，开始策划、部署 “川陕会剿”，企图抽调甘肃、陕南、鄂西的部分国民党军队，会同四川各路军阀共200余个团的兵力，向川陕苏区红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根据地军民不得不重新投入战斗，将工作重心放到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的战斗中。11月1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决定红军的中心任务是“冲破川陕‘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又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冲破敌人“会剿”，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针。
鉴于此时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在为冲破敌人“川陕会剿”做准备的同时，也积极采取措施配合红军“大举西征”。 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指出：“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接到电令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集结，并于当天发动了广（元）昭（化）战役，红31军、红9军主力部队及红30军、红4军各一部参与了战斗。部队先在转斗铺、羊模坝、三垒坝等地歼灭了大量守敌，接着又包围了广元和昭华县城，因久攻不下，红军转而发动了陕南战役，先后攻占了阳平关、宁强等地，共歼敌4000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
红军突入陕西，调动大量敌军驰援昭华、剑阁，从而使敌人嘉陵江防线出现了薄弱环节，特别是苍溪下游一带敌人的兵力十分空虚，百里防线仅有陈继善旅四营兵力驻守。鉴于引敌北上的目的已经达到，红四方面军主力遂于2月20日返回川北，并于3月上旬，消灭了苍溪、仪陇境内的守敌，为红军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条件。根据作战部署，3月28日渡江战役开始。经过激烈交战，29日拂晓，红30军一部渡江成功，并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紧接着红31军于苍溪以北鸳溪口渡江成功，红9军于阆中以北渡过嘉陵江，第二梯队红4军也在苍溪渡过江后，按预定计划向梓潼方向进军。为了扩大战果，进而扫除部队西进的障碍，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便立即投入下一个阶段的战斗，向敌人纵深及两翼发起进攻，相继攻占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8座县城和青川、中坝等重镇。至此，历时24天的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嘉陵江战役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的范例。此役，红军共歼敌12个团、约1万余人，并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百余公里的广大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