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作为清除“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后果的当务之急，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重大举措，提上了中国历史转折的日程。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是坚持实事求是路线方针的一次重大的政治实践，是对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的彻底否定和纠正，必然要突破“左”的思想桎梏和政治禁区。平反冤假错案是实现拨乱反正的关键环节，与思想解放运动实虚相应，互为助力。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冲破“两个凡是”的重重阻力中开始起步，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得到初步进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之后，全国上下形成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到1982年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完成。“文化大革命”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陈案，都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同时党和国家还对各项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整，摘掉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落实了民族、宗教、侨务等各项政策，使过去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长期紧张的社会关系得到全面缓解。中共十二大以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重点进入收尾阶段，重点是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落实有关政策。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前，历时十年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圆满结束。全国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使全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一、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的迫切任务
长期以来，我们党习惯性地沿用了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式进行国家建设，政治运动连年不断。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特征的“左”倾思潮逐步支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阶级斗争的主战场从社会引入了党内，政治运动愈演愈烈。这不仅使长期紧张的社会生活失去了调整改善的条件，而且还在更广泛的范围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并形成了“左”倾错误的叠加效应，以至于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 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极致。在地、富、反、坏、右这些传统“阶级敌人”之外，又添加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阶级斗争的新对象，形成了迫害干部群众的狂潮。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打倒一切”的“左”倾思潮中，党纪国法被肆意践踏，本不健全的民主法制被彻底毁弃，党的正确路线被斥之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中央到基层，层层揪“走资派”，各级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大批党政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广大知识分子被当成必须接受思想改造的“臭老九”。爱国民主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归国华侨和有海外关系的被当作“特嫌”和“间谍”分子。甚至为国家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也被说成是“假劳模”“假典型”，有的还被扣上“工贼”的帽子。至于那些敢于质疑和反对“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志士，更是被作为“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判刑甚至杀害。
多年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生活造成国家民族的元气大伤。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国家机关和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虽未正式立案审查的，但被错误关押、批斗和株连的干部更是不计其数，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几乎无一幸免。仅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6万多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是上挂下联的路线斗争，制造了大量的集团性冤假错案，全国有近2万起，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牵扯群众的数量更大。仅“内人党”一案，就有34.6万多人遭到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有200多万件，直接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此外，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左”倾路线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也有100万人以上。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到各种形式的伤害和株连的人口高达一亿之多。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政治包袱。
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就已经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伤害人过多，党内外干部群众怨气很大的严重性。他提出“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强调落实干部政策，还亲自解放了一批干部。但他在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政策，至死也没有看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了为祸十年之久的江青反革命集团，清除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祸害。人心思定，人心思治。面对长期“左”祸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国家民族亟须拨乱反正，培根固元，从政治上和精神上使广大干部群众获得解放，才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国家民族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党内外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清算林彪、江青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同志也想实现安定团结，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但是他们的思想水平还没有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框框，对中国面临的新任务缺乏认识，不敢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缺乏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胆识，想不触及“左”的根本性错误就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推行了一条“抓纲治国”的路线。
这条路线在最为紧迫的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畏首畏尾，顾虑重重。担心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会“有损我们的旗帜”，会影响毛泽东的形象，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给平反冤假错案设置了重重障碍和禁区。甚至把“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说成是极右，不让触及中共十大以前的问题。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个“纯属”，延续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头等重要的工作搁浅在一般性的“落实政策”的层次上。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各地相继清理了一些由“四人帮”及其党羽直接制造的重大事件，平反了江青一伙一手制造的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北京的“永乐中学事件”“王亚卓事件”等冤案。全国各地一些有影响的著名人士也陆续得到平反昭雪。但在阶级斗争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下，这一阶段所平反的，主要是案情简单，牵扯面不广，不涉及中央领导人审定的一些案件。
由于政治上一系列重要原则不能澄清，对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迟迟提不上日程，一些已经平反的案件也留下了若干政治尾巴。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受迫害的干部还带着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没有彻底解放。许多人仍被关押或监管劳动。已经解放的众多老干部也长期被挂起来，未给安排工作。数千万人带着各类政治帽子，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党心不安，民心不服，严重影响了历史新局面的开辟。
这样，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成为中国能否摆脱“左”的错误路线，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开拓历史新局面的首要问题。党内一些同志纷纷要求中央立即着手平反冤假错案。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纷纷要求彻底查清问题给予平反，一些长期挂起来的老干部要求结案分配工作。海内外人士也在密切观察，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勇气纠正自己的错误，有没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
党内外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首先集中在要求邓小平重返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上。正是在这两大问题上，“拨乱反正”的路线与“抓纲治国”的路线的斗争日趋明朗化了。
1977年1月8日前后，在北京和其他地区，人民群众自发地举行了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各种活动，并自然地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要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同志，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以童怀周的名字，油印了《天安门革命诗抄》，贴到了天安门广场，并公开征集天安门诗词。此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支持。还有些群众，则直接用大字报、大标语的形式，呼吁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民心所向，可见一斑。
但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却竭力设置障碍，压制人民的正当要求。1977年2月7日，经汪东兴决定并由华国锋批准，以最权威的“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根据“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通知说：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有少数坏人制造谣言，甚至伪造华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妄图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干扰运动的方向。并称“这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新的形势下向我们党进攻的一种手段”。通知要求，要稳准狠地打击政治谣言的制造者，要不听谣，不传谣，不信谣，要健全和改进传达报告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根据这个通知精神，3月28日国务院下发30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少数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这两个文件延续了靠强化专政搞稳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造成了一些新的冤案。一些呼吁为1976年清明节“四五运动”平反，呼吁邓小平重新回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群众，受到追查甚至逮捕。有些因坚持反对毛泽东晚期错误，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的志士，遭到重刑处理甚至冤杀。据不完全统计，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因“恶毒攻击”而被处极刑的，就有史云峰、王申酉、李九莲等50多人。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说：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果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并再次申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陈云等一批老同志在会前商议，要在会上提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并准备了书面发言。陈云、王震顶住压力，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他们的发言虽然没有登会议简报，却受到大多数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这些老同志坚持原则的斗争，揭开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序幕。
“两个凡是”违背党心、民心，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1977年4月清明节这一天，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以沉痛悼念周恩来的形式，为一年前遭受镇压的“四五运动”鸣不平，要求邓小平重返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党内许多老同志纷纷向中央提议，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4月7日，华国锋委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同邓小平谈话，要求他复出前表态承认天安门事件不是革命事件。邓小平当即拒绝，义正词严地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党中央，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完整、准确”的观点，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
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职务。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晚年亲自作出的“批邓”决策，是对“两个凡是”的一个重大突破，对打开新的历史局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广大干部群众极为振奋，看到了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希望，鼓舞了信心。党内外拨乱反正的呼声愈来愈高了。
二、平反冤假错案的艰难起步
中共十一大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逐步恢复，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推动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虽然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反而加以肯定，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使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错误有了坚强的核心。华国锋在大会政治报告中，虽然对“平反冤假错案”只字未提，但也有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等新说法。邓小平在闭幕词中，强调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给人们带来了新的鼓舞。这些都使得广大受迫害的干部群众看到了落实政策的新希望。
为了进一步打破“左”的思想桎梏，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党内老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现身说法，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等政治传统和优良作风，带头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积极推动全党拨乱反正的开展。在他们的支持和呼吁下，党在十一大以后，形成了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舆论氛围，为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首先从当时人们反映最强烈的落实干部政策开始突破。
中共中央党校复校后，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就布置中央党校有关同志，研究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拨乱反正进行思想理论准备。他强调“中兴大业，人心为上”，把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者写文章论述这个问题。文章先后经过17次修改。1977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用一个版面全文发表了这篇名为《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