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是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的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在落实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文章号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
文章切中时弊，立刻引起巨大的反响。受迫害的干部及家属子女欢欣鼓舞。文章发表后的短短一个月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表示支持和拥护的信件和电报。文章也遭到一些坚持“左”的思想路线的人的强烈反对。以负责审干定案的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反对意见最多，落实干部政策的阻力很大。
中央组织部是康生、江青一伙直接插手的 “文革”重灾区之一。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继续坚持错误路线，对落实干部政策“顶牛”，歧视刁难“靠边站”的老干部，引起老干部们强烈的不满。早在党的十一大召开前夕，老干部就在中组部大院中贴出大字报，揭发批评郭玉峰。《人民日报》10月7日的文章发表后，老干部们热烈拥护，郭玉峰却公开反对，指责文章是大毒草，并说这是上面的意见。这更激起老干部们的愤怒，一时在中组部大院中贴满了大字报，列举郭玉峰在“文革”中的劣行，严厉地斥责他阻碍平反冤假错案，继续坑害老干部，强烈要求中央撤换中组部部长。
为冲破落实干部政策的层层阻力，胡耀邦又立即组织了第二篇文章。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这篇署名为“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章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这两篇由胡耀邦亲自组织并逐字修改的文章，为落实干部政策做了舆论准备。全国省级以上的报刊纷纷转载，影响巨大。
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举荐下，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党中央这一重要工作部门的易人，标志着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由思想舆论准备进入实际运作阶段。
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部长后，面对积案如山，步履维艰的严重局面，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起用了一批“靠边站”的老干部，很快揭开了中组部捂了一年多的盖子，打开了工作局面。胡耀邦以身作则，每天都认真批阅处理重要的上访信件，亲自接待来访的干部。中组部在胡耀邦的带领下，齐心协力开展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一扫郭玉峰时期“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恶名，来访者络绎不绝。
但是，由于长期宁“左”勿右的影响，“两个凡是”的阻碍和“文革”派性等“左”的思想作祟，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很大，特别是负责审干和定案的组织人事部门的情况更为严重，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属中央管的干部的大案要案的材料，仍然在中央专案组的三个办公室把握着，不许中组部插手复查工作。属地方党委管的干部案件，中组部一时也难以插手。同时一些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中也有种种“左”的思想障碍。如：怕平反了会被扣上“给坏人翻案”的帽子，怕会伤害当时的积极分子，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怕改正自己经手的案子会影响自己的威信，对经毛泽东和中央审定的案子就更不敢动了。仅中央和国家机关还没有分配工作的司局长以上干部，就有6000多人。
关键时刻，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对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77年12月6日，邓小平对原五机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作了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同月25日，邓小平又对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其梅的妻子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作了批示：“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其子女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邓小平的这两个重要批示，既交付了任务，指示了方向，也赋予了权力，为落实干部政策起了破冰之举的先导作用，是对刚上任的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及时有力的支持。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受到很大鼓舞，人心振奋。中组部迅速贯彻执行邓小平的两个批示，拉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帷幕。
邓小平自始至终支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有关的批示和讲话不下数十次，并亲自过问有关案件，亲自参加有关人员的追悼会。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前后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追悼会，为53名含冤去世的同志献了花圈。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胡耀邦在一线直接指挥，以非凡的胆量和勇气，在全国范围组织实施了这场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战役。
三、平反冤假错案的初步开展
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胡耀邦充分发挥中组部作为中央主管干部的职能部门的作用，主动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冲破重重阻力，推动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
（一）整顿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和组织部门，建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机构，为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提供组织保证。
197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耀邦指导下写的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报道了辽宁铁岭地区调整充实组织部门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促进落实干部政策的消息。文章指出：党的组织部门是掌管干部政策的重要部门，一定要掌握在党性强、公道、正派的同志手里，尽快把过去审干工作中遗留问题严肃地处理好。
1月19日，《人民日报》登载中共百色地委实事求是切实清理“文革”中“审干”积案的新闻，发表《切实清理审干积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评论员文章，指出：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清理积案，处理审干中的遗留问题，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必须排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一定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迅速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积案清理清除，……使一切受到‘四人帮’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真正获得解放。”
为尽早尽快解放老干部，胡耀邦在中组部适时组建了“老干部接谈组”，专门负责接待来访受迫害干部的申诉；成立了“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的6000多名干部的安置工作。为加强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力度，胡耀邦亲自谋划成立专门机构。经中央批准，中组部先后设立了干部审查局和右派改正办公室，专门承办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央还在中组部设立了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小组办公室。
胡耀邦在中组部工作后的一年内，调整了上百个省部级领导班子。通过组织整顿，纯洁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和组织部门。各级党委选派了一批党性强、作风好、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从事落实政策的工作，使平反冤假错案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广泛宣传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意义，形成解放思想、有错必纠的舆论声势。
1978年1月5日，胡耀邦在中组部有关人员研究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动摇。一动摇，一调和，就给歪风邪气开了方便之门。坚持实事求是，终归才能站住脚。1月14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的四省区召开党代会经验交流会上讲话，强调尽快妥善处理过去审查干部中的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不管是哪里批的，都要从实际出发，对干部功过是非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1月28日，在中组部召开的给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干部安排工作的座谈会上，胡耀邦再次指出，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少数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该复查的复查，该平反的平反。总之，要实事求是。
胡耀邦还先后提出落实政策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全党办案”，“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正确评价干部的功过是非”等一系列指导原则，推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地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为在实际工作中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提供具体的政策指导，胡耀邦在中组部创办了《组工通讯》。《组工通讯》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说：认真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是各级党委当前和今后的重要任务。文章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五项基本要求，明确了具体的工作标准，号召“大家动手，全党办案”。随后，《组工通讯》连续发表了《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四清”中的错案也应纠正》《审查结论必须同本人见面》等一系列文章，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有了可靠的政策依据。其中多篇被《人民日报》转载，在党内外引起热烈的反响。
1978年5月，全国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对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工作起到了重大的作用。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对落实干部政策的种种阻力，强调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事实，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的方针。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胡耀邦的正确主张遭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个别会议主持人的反对，但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发表了胡耀邦的讲话全文。
为解放思想，排除干扰，落实“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干部政策，胡耀邦和中组部其他领导在各种会议上讲话20多次，下发了40多个文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10多篇文章，《组工通讯》刊出30多期近10万字的思想性和政策性的评论。这些工作，为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营造了思想舆论氛围，提供了政策环境。一些省市区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发表讲话，消除阻力，推进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干部路线的拨乱反正，端正了人们的思想认识，为平反冤假错案扫清了思想障碍。
（三）坚定不移地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摆脱“两个凡是”的阻挠，加快推进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面对“两个凡是”派的责难，胡耀邦发挥中组部的职能。在一时难以召开全国性组织工作会议，统一政策界限的情况下，中组部采取分批召开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部委组织部长会议的变通办法，解决落实干部政策中的疑难案件。
从1978年2月下旬至4月下旬，中组部分三批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部委组织部长会议，称为“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这六次座谈会，有148人参加，共研究了180多个疑难案例。通过分析疑难案件，与会同志解放了思想，明确了原则，统一了认识，掌握了政策，增强了信心。这些会议精神传达下去，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各单位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进展。一些久拖不决和难以定性的冤假错案迅速得到解决。
1978年1月，中组部召开分配中央一级机关6000名干部工作的座谈会，胡耀邦提出要在上半年分配、安排完毕。7月，中组部按政策分配安置了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的待分配干部的87.2%。这对于当时仍受“文革”“左”的影响，受困于“两个凡是”的各条战线，起到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示范作用。
对于分散到各省监管劳动的大批老干部，由于一下子全部调回的条件不成熟，胡耀邦就采取逐个请示批准的办法，先接回来治病。中组部协同有关部门，陆续把这些老同志和家属接回了北京。
（四）以平反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为突破口，不失时机地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推向深入。
在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两个凡是”的坚冰被打破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有了很大进展。各地彻底平反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甄别和平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分子”，还为大批受株连的人、所谓“海外关系”的人平了反。这一年的拨乱反正工作还从“文革”扩展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右派摘帽和复查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开展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开始复查“四清”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着手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等等。在工作中，中组部先后制定了《关于正确对待被审查人员的家属和子女问题的通知》《关于父母的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不应牵连子女的问题的通知》《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的通知》等政策性文件，形成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基本政策框架。
到1978年底，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社会知名人士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了相关政策。一大批干部获得解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中央和各地也开始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其他反革命案件。在此期间，各单位在落实干部政策中，还清理了干部和群众的档案材料。把装进档案袋子里的诬陷材料、派性材料和其他整人的不实材料统统清理销毁，打开了捆绑人们的无形锁链。
大案要案涉及面广，牵扯人数多，关系复杂，影响巨大，是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重点和难点。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1978年中组部直接办理和复查平反了130多名副省部级以上的大案要案。最具突破意义的是复查澄清了“六十一人案” 的大错案。这个案件是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亲自批准的，还专门下发了中央文件，涉及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株连面很广，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