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刘启的场景中，我们又看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情一幕。
窦太后与他的儿子这辈子有很多的互不理解，但在天人永隔的这一刻，哭得最伤心的还是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在这一刻，她不是太后，她只是一个母亲，一个永远失去儿子的可怜母亲。
年少的刘彻站在祖母的旁边，看着祖母伤心欲绝的样子，他有丝不忍，却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劝慰。
有些时候，宣泄的眼泪往往比任何的话语更加给力。
躺在棺樽里的人同样是他的至亲。刘彻能感觉到，他的父亲能够含笑而去，大半的原因在于自己。那笑容，包含着期待，也包含着信任。
公元前141年，送走了刘启，十六岁的少年刘彻继位为帝，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从此拉开了序幕。
要说汉武时代，得先从年号开始说起。
年号这玩艺儿，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发明，而他的发明人便是刘彻，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顾名思义，年号是给纪年取个名字。刘彻在公元前113年创立年号，他的初衷是不仅要给这个时代烙上强烈的印记，更要避免父辈们那种简单的纪年办法。以前的帝王纪年帝号或庙号，所谓庙号，是指在庙里的灵位，比如太祖，高祖，太宗，而帝号可以理解为谥号，可以看作帝王一生的概括，比如文帝，景帝。
由此看来，帝号和庙号是皇帝死了之后才能议定的。
所以，在史学资料中，随便一翻都可以看到这种纪年法，而且感觉也不奇怪，因为一旦表明某帝某年，就大概清楚是什么时代。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试想假如你是文帝时代的人，你要写一封信给别人，洋洋洒洒热情洋溢写了一大篇，最后需要表明一下时间了，放在有年号的年代，这根本不是问题，但是那时代没年号，那就得犯难了，总不能落款太宗某年，笔这样落下去，相信不久之后你的人头也得跟着落下去。皇上他老人家又没翘辫子，你就给他定了个庙号，到头来不但庙号不成立，你自己得进庙里了。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直呼其名吧！显然不能直呼其名，不避讳也是严重的犯罪。
不过，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有文化的人可能会用天干地支，或者大汉某某年，没文化的就干脆不写，收信的人自个儿去琢磨吧。
由此看来，没有年号确实麻烦。
汉文帝时，为了方便，刘恒使用前元，后元来纪年。而到景帝时，他使用了前元，中元，后元来纪年。
如今，刘彻认为自己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身强体壮，一口气活到七八十岁，应该没有问题。仅用前中后那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种纪年办法无法反映国家大事和他的心情，实在不像话。
刘彻在公元前113年，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二十九年创建了年号，并且将年号追溯到他登基开始，也就是说他在前141年登基，登基第一年不能改元，所以第二年（前140年）为建元元年。
他的这一创举被一直延续下来，年号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复杂的意义，它代表了一个合法的政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在历史中，臣服的政权都会被要求“奉正朔”，这个正朔就是指年号。
刘彻在年号上的创举证明了他性格的一大特点，求变。
他的一生都在求变，在攻击他的人眼里，求变可以理解为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家底给折腾光了。当然，在赞扬他的人眼里，求变可以理解为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结果是创造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
建元元年（前140年），刘彻登基的第二年，十七岁的刘彻就迫不及待的下了一道诏令。
这道诏令是跟人才有关的。
他下令，各级官员，列侯，宗室必须向朝廷举荐正直贤良，敢于直谏的人。
一道诏令，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热情，整个国家突然紧急动员起来了，为了迎合新皇上的政令，各地稍有名气和文才的人源源不断地被送到长安城。
那段时间，在长安城的各大要道上，出现了一个以往难有的景象，客流量猛增。来来往往的人有说有笑，时而高歌，时而低吟，无论乘快马的，还是坐牛车的，身上都别着一堆书简。
这个现象类似于以后的进京赶考，只不过那时候叫应征。
征召制度有别于科举制度，前者没有常制，举行与否全在于天子想不想招聘新员工。而科举制度则是定制，隔年举行，以旧换新。
因此，同样是为了搜罗人才，但汉代的群众算是开眼界了。
长安城几天之内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除了刺激了长安消费，而且还让不少文盲们看到了斯文的力量。
满大街的之乎者也虽然令人讨厌，但是大街小巷中开门做生意的老板们，甭管是开铺子的，摆摊的，卖包子的，卖菜的，挣完钱之后，还能受到文人士子们的礼敬，怎么说也是一件快事！
不过，这么多文人士子，却让主管征召的大臣们犯了愁。
这么多文人士子，新天子即便每人看一眼，说一句话，也得个把月不吃不喝不睡觉。
这可不行。
大臣们出于对皇帝身心健康的考虑，还是决定先筛选一番。于是，几经筛选下来，最终留下的只剩下百余人。
剩下的这些人获得了与刘彻见面的机会，用比较官方的术语来说，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问策。
刘彻将这百余人一一召见，亲自与其讨论治国之道，考完嘴上的功夫，每人还要写一篇文章，展示笔头上的功夫。
这么一来，又一批才疏学浅，走门路托关系进来的被淘汰掉了。
刘彻虽然年少，但凭借着非凡的聪明和勤奋好学，对于各种经书子集即便不能说有多深造诣，早已是烂熟于胸，张口即来。
所以，要在刘彻的面前混过去，难度极大，大部分的参加策问的人用事实证明寄希望于糊涂考糊涂，结果只能是自己一塌糊涂。
刘彻很快获得了回报，还是从一堆沙子中淘到了自己想要的金子，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人。
我们先来认识董仲舒，这位思想界的教父级人物。
董仲舒，广川郡(今河北省景县)人，景帝时任博士，因为学的是儒学，混得不好，他只能继续专心治学，学问日益精进，在很多学子眼中，俨然已是一代宗师。
建元元年的征召令让他看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应召，参加策问，并洋洋洒洒地写下让刘彻惊为奇文的文章。
董仲舒的这篇奇文，不在于文笔，而在于思想，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孔老孟老两位夫子算是媳妇熬成婆，熬出头了。
董仲舒连续上了三篇文章，首篇讨论“天人关系”，因此被称为“天人三策”，文章认为：
1.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君主的权力由上天传授。
2.要主推儒教的老祖宗孔子，其他乱七八糟的教派全部废黜。
3.思想要统一，加强君权。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可以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字字句句扣在了刘彻的心弦上，刘彻心中想要的，就是实现这种治国理想。
刘彻虽然很欣赏董仲舒的才学，但也不敢贸然让他在朝廷中任职，董仲舒被派到江都王刘非那里任国相。
刘彻对董仲舒的大加赞赏让另外一个人有点尴尬，这个人是丞相卫绾。
卫绾做过太子太傅，他曾经教给刘彻一些儒学知识，但是从他任御史大夫到丞相，卫绾奉行的确是黄老治国那一套。如今，昔日的学生一登基，就对一个儒学大师大加赞赏，反过来说也是在抽他的鞭子。
为了不至于被董仲舒抢过风头，丞相卫绾摒弃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习惯，也不失时机地上了一道奏疏。
结果，这道奏疏被采纳了，他自己也遭了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