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史》第一卷即将付印之前，卡莱尔答应经济学家米尔的要求，把原稿先借给他看一看。接着，米尔又把它转借给泰拉夫人阅读。然而有一天，泰拉夫人不小心，把这部读了一半的原稿放在房间的一角，自己出门去了。女仆进来打扫房间，把它当成了废纸，扔进了暖炉里生了火，珍贵的书稿顿时化成了灰烬。这怎么办呢？作者又没有留下副本。米尔和泰拉夫人急得毫无办法，最后只得把情况如实告诉了卡莱尔。卡莱尔听到这一消息，脑袋“嗡”的一声，半天说不出话来。可对这无法挽回的损失他没发一句怨言，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安慰自己：“可怜的米尔，我必须不让你知道这是了不得的事情。”
然后，卡莱尔为了排解自己内心的焦急和苦恼，尽量克制自己，先是静静地坐下来读小说。据他自己说，他连续读了几个星期。继而忍着难以承受的痛苦，毅然决定重新开始撰写。要想把头脑里的思想，已忘却的史实等重新思考和回忆一遍，该是多么艰难的事。可他最终战胜了自己的痛苦并完成了这部历史巨著。
人的一生经常会碰到这样那样突如其来的磨难和打击，如果就此一蹶不振，自甘沉沦，结果只能是更痛苦的毁灭。卡莱尔的成功，就在于他首先战胜了自己。
绝妙的好莱坞剧本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好莱坞制片商们为了追逐金钱，大拍特拍色情影片。因此，他们对“大腿艺术”的剧本广为搜罗，高额征购。
一次一个好莱坞制作商在征集的时候，公开提出剧本必须具备四个要求：一要具有宗教色彩；二要具有贵族色彩；三要具有性的色彩；四要使人惊愕。一剧作家得悉后，按照制片商的要求，竟在一夜之间赶写了一个剧本，第二天一早就送给了那位制片商。当时制片商好不高兴，等看完了本子之后却大发其火，说编剧是在无礼取闹。
原来剧作家送来的剧本仅仅有一句话。这句话便是：“‘上帝啊！’公爵夫人高声喊道，‘快些把你的手从我的大腿上拿开’。”幽默的剧作家面对发火的制片商解释说：“尊敬的先生，你不是要符合四种色彩的剧本吗？那么‘上帝啊’，算不算宗教色彩呢？‘高声叫喊的公爵夫人’，难道不是贵族色彩很浓吗？‘快把你的手从我的大腿上拿开’，那指的不正是男性吗？男性的手已放到公爵夫人的腿上，难道性的色彩还不浓吗？如果先生神经还没有毛病的话，从整句的语气上看，你不感到使人惊愕吗？四种色彩俱全，这不正是你所要求的吗？”被戏弄的制片商无言以对，只好愤愤离去。
剧作家短短的一句话，辛辣地嘲讽了好莱坞制片商们所追求的“四大条件”的庸俗和无聊。
天才查理的教训
不管是学画油画，还是生活，凡事要求成功，不想下苦功夫而找捷径，这是没门的事儿。这是迈克——一个教了50年油画的老师的人生哲理观。
有一次迈克去给美院油画班大学一年级新生上新课，上课前，迈克调看了该班23名学生的全部考试档案，其中一个名叫查理的学生的一幅自画像油画，令迈克叹为天才之作，凭他的经验，这名学生只要苦修这四年美院学业，必定能成大器。
因此，迈克在给该班上第一堂调色课时，特地叮嘱了查理几句，向他强调调色的重要性。哪知查理不耐烦地说：“先生，你太啰嗦了，我要提醒你，这儿不是幼儿园，我们不需从幼儿园学起。”
这令迈克大失所望，他劝告查理不要性急，强调打好基础的重要性。可查理一意孤行，后来，查理以浪费青春为由退了学。
30年过去了，再也没有见到天才查理的油画。一个流星还未发亮就这样陨落了。
成功没有捷径。
马克·吐温论版权
1899年，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伦敦访问时应邀参加审议版权法案的会议。会上出现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公正的版权期限应该是永久性的；另一派则认为，书本只是由一些概念组成，而观念的东西谈不上财产。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马克·吐温，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思林勋爵。双方争辩许久，未有结果。
马克·吐温见思林勋爵太固执，决定改变策略，让事实说话。他举了《圣经》一书的例子。他说：“不管思林勋爵怎样想，永久性版权已经存在于英国。如《圣经》，它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财产。”这一事实使思林勋爵语塞。
马克·吐温又说，在地球上，任何一件有价值的财产，都是人们运用知识，运用观念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知识与灵感，就不会有铁路、电报、印刷机、留声机、电话等，一切称为财产的东西几乎都没有。……马克·吐温精辟的雄辩，使思林勋爵无力还击。
最后，马克·吐温总结道：“一本书的观念，应该与那些为地球上所有财产创造了价值的观念平起平坐。这样，人们应该承认，一个作家的子女，对由他们父母的观念所产生的东西，理应有享受权，跟英国任何一个酒店老板的子女、房地产商的子女一样。”听到这里，会场掌声四起。版权法终于获得顺利通过。
马克·吐温的胜利归功于他用对比法成功地论证了著作也是财产这一道理。
拜伦的抗争
英国大诗人拜伦的第一本诗集《懒散的时光》在伦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人们赞叹不已。但不久，苏格兰最大的民权党的机关杂志《爱丁堡评论》，登出了一篇具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恶毒的匿名文章。
文章一开头就断言：“这位年轻男爵的诗才，可以说是属于那种既不配说是天使的，也不是俗人的一类。……那排好的韵脚、算好音节的玩意儿，并不会构成整个诗的艺术。但我们也似乎应该接受下来，因为这本诗集是我们永远可以看到的最后一本了。”
拜伦读后，当即气昏过去。一个客人刚巧在他读后进来，看到他颓丧的样子，问他是不是刚刚进行了一场决斗。
当晚，拜伦一连喝了3瓶红葡萄酒，想把积在心头的火压下去。怎样才能回答这卑鄙的挑衅呢？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写一篇措词尖锐的讽刺诗回敬他的敌人，以解心头之恨。可后来转念一想，觉得还是应对这种攻击置之不理，下决心去写一本真正优美的诗集，这才是最厉害的抗争！
拜伦能够把压在心中的怒火平息下去，首先说明他很有涵养，其次呢，他从攻击中激发出了志气，这不是比强力争辩好得多吗？这样说来，拜伦的一些诗作，反倒借助了那篇文章的一臂之力呢！
决斗中的大仲马
法国作家大仲马有一次和一位官运亨通的青年政客发生了争执，两个枪法都特别好的人同意用决斗来解决问题。在中间人的安排下，他们决定抽签，输者必须向自己开枪。结果是大仲马输了。他手里拿着枪，神情严肃地走进另一间房里，随手关上门。在房子外面的同伴们不安地等待着那一声枪响，可是，等了好一会儿，枪声才响起。对手和同伴急忙向房间里跑。打开房门，只见大仲马手里拿着冒烟的枪，失望地对大家说：“先生们，最遗憾的事发生了——我没有打中。”
恪守诺言固然令人尊敬，但做无谓的牺牲，别说是大仲马，就是平常人也不会那么蛮干。而大仲马以最幽默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
“摔不死”的成龙
“天皇巨星”成龙拍片从来不用替身，一次在《警察故事I》拍跳楼的戏时，本来设计好从教堂的十字架上跳下来，跌在雨篷中，有一个缓冲。没想到实拍时，雨篷断了，成龙头朝地栽了下来，鼻梁摔骨折了。医生确定为脑震荡，成龙因此休息了很长时间。有人断定成龙受此打击，肯定从此一蹶不振，无奈告别影坛。但成龙硬挺了过来，再次出现在银幕上。
还有一次，成龙在前南斯拉夫拍摄《警察故事》第三集，其中有一个镜头是从直升机的起落架上跳下来，落在一座城堡的屋顶上，成龙试拍了好几次都非常成功。正式开拍时，成龙从空中的直升机上往下跳，不知是计算距离时出了差错还是风速的原因，总之是成龙并没有落在预定的屋顶上，而是从城堡上跌落下来，落到碎石堆上，正好有一块碎石扎在他的太阳穴上。他当即人事不省，七窍流血。后来，成龙头上伤口缝了十几针才好。香港的报纸猜测成龙会终身残废，可成龙又微笑着向大家走来。
这位银幕上的硬汉说：“人的一生这么短促，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或者贫穷，保持愉快的心情，愉快地对待生活是最重要的。”
人的一生这么短促，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或者贫穷，愉快地对待生活是最重要的。
两个名角
从前有个姓马的演员，人称马伶，在南京兴化部戏班唱戏。还有一个姓李的，人称李伶，在南京华林部唱戏。有一天，新安商人招集这两大戏班唱对台戏，在东西两个场子都唱《鸣凤记》这出戏。马伶与李伶都在剧中扮演奸相严嵩。演着演着，人们渐渐从东边这个场子涌到西边那个场子去了，因为李伶把严嵩演得十分成功。马伶本是个技艺精湛的好演员，一见技不如人，就愤而出走了。最后兴化部这个戏班也因为没有台柱子而解散了。
马伶走了将近三年，又回来了。他先是找到了原来戏班里的老伙伴，然后又去找那些新安商人，请求再与华林部戏班唱一次对台戏，还唱《鸣凤记》。于是，人们又像上次一样，安排了对台演出。戏演到一半，对面的李伶竟然看马伶演出出了神，不由自主地为之叫好，并停了戏上前叩拜马伶，自称弟子。
当天夜晚，华林部戏班的人来拜访马伶，说：“你的演技本来很高了，但还是比不上李伶，他把严嵩都演绝了。可是，现在你远远超过了李伶，你是上哪里学来这么高的技艺呢？”马伶回答说：“的确，李伶的演技算是天下第一了，他又不可能把这技艺传授给我。我听说当今的相国，昆山人顾秉谦，和严嵩是一类的人，我就跑到京城谋求给他做跟班，一下子干了三年。这三年中我每天都伺候他，观察他的言行举止，听他说话的腔调，揣摩了很久，才掌握到这个程度。他就是我的老师呀。”
一个能清醒看到自己不足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看到别人强于自己不妒、不恨，向人家看齐，才是人们常说的见贤思齐。
圈 套
世界著名交响乐指挥家小泽征尔在一次欧洲指挥大赛的决赛中，按照评委会给他的乐谱在指挥演奏时，发现有不和谐的地方。他认为是乐队演奏错了，就停下来重新演奏，但仍不如意。这时，在场的作曲家和评委会的权威人土都郑重地强调乐谱没有问题，是小泽征尔产生错觉。面对一批音乐大师和权威人士，他思考再三，突然大吼一声：“不，一定是乐谱错了！”话音刚落，评判台上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
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的圈套，以此来检验指挥家们在发现乐谱错误并遭到权威人士“否定”的情况下，能否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前两位参赛者虽然也发现了问题，但终因趋同权威而遭淘汰。小泽征尔则不然，因此，他在这次世界音乐指挥家大赛中摘取了桂冠。
在权威面前一旦养成屈膝哈腰的习惯，不但自己只能生活在人家的影子中，而且人家也未必瞧得上你，自己不尊重自己，任何人也不会尊重你。
大师风范
一位世界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在为人指导演奏时，从来不说话。每当学生拉完一曲，他总是要把这一曲再拉一遍，让学生从倾听中得到教诲。“琴声是最好的教育。”他如是说。
一次，他收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生，在拜师仪式上，学生为他演奏了一道短曲。这个学生很有天赋，把这首短曲演奏得出神入化。
学生演奏完毕，这位大师照例拿着琴走上台。但是这一次，他把琴放在肩上，却久久没有奏响。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把琴从肩上又拿了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走下了台。
众人惊慌失措，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微笑着说：“你们知道吧，他拉得太好了，我没有资格指导他。最起码在刚才的曲子上，我的琴声对他只能是一种误导。”
全场静默片刻，然后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蕴藏着三个含义：一是为学生的精湛琴艺；二是为教师对学生真诚的赞美和尊重；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盛名之下的演奏家并没有担心在大庭广众之下褒扬学生的高超会无形中降低自己的威信。他在拥有一流琴艺和一流师名的同时，也拥有磊落的胸怀和可贵的谦逊。
仅此一点，足以被称为大师。
承认自己的不足往往更能赢得他人的尊重。磊落的胸怀是快乐生活的资本。
贝多芬之吻
福尔德斯16岁时因和音乐老板发生分歧而陷入困境。那时，李斯特最后一个在世的弟子著名钢琴家冯·索尔先生来到布达佩斯，要求福尔德斯为他演奏一曲。福尔德斯尽全力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悲怆》和舒曼的《蝴蝶》。最后，当他结束演奏时，冯·索尔先生站起身并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说：“我的孩子，当我在你这么大时成了李斯特先生的学生。在我的第一课后，李斯特先生吻了吻我的前额说‘好好记住这个吻，这是贝多芬先生听完我的演奏后给我的’，为了把这份神圣的遗产传给后人，我已等了许多年，现在我认为你应该得到它。”
福尔德斯认为，在他的一生中没有比冯·索尔先生对他的赞扬更有意义的事了。贝多芬之吻奇迹般地使他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并帮助他成为著名的钢琴家。
赞美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是黑暗屋子里的一只蜡烛。
一枚硬币
托尔斯泰虽然很有名，又出身贵族，却喜欢和平民百姓在一起，与他们交朋友，从不摆大作家的架子。
一次，他长途旅行时，路过一个小火车站。他想到车站上走走，便来到月台上。这时，一列客车正要开动，汽笛已经拉响了。托尔斯泰正在月台上慢慢走着，忽然，一位女士从列车车窗里冲他直喊：“老头儿！老头儿！快替我到候车室把我的手提包取来，我忘记提过来了。”
原来，这位女士见托尔斯泰衣着简朴，还沾了不少尘土，把他当做车站的搬运工了。
托尔斯泰赶忙跑进候车室拿来提包，递给了这位女士。
女士感激地说：“谢谢啦！”随手递给托尔斯泰一枚硬币，“这是赏给你的。”
托尔斯泰接过硬币，瞧了瞧，装进了口袋。
正巧，这位女士身边有个旅客认出了这个风尘仆仆的“搬运工”就是托尔斯泰，就大声对女士叫道：“太太，您知道您赏钱给谁了吗？他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呀！”
“啊！老天爷呀！”女士惊呼起来，“我这是在干什么事呀！”
她对托尔斯泰急切地解释说：“托尔斯泰先生！托尔斯泰先生！看在上帝面上，请别计较！把硬币还给我吧，我怎么会给您小费，多不好意思！我这是干出什么事来啦。”
“太太，您干吗这么激动？”托尔斯泰平静地说，“您又没做什么坏事！这个硬币是我挣来的，我得收下。”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开动，带走了那位惶惑不安的女士。
托尔斯泰微笑着，目送列车远去，继续他的旅行。
在与别人交往的时候，能够做到遭人误解不气不恼，注意不伤害对方的面子的人，品德是高尚的。
真实的高度
一天，大仲马得知他的儿子小仲马寄出的稿子总是碰壁，便对小仲马说：“如果你能在寄稿时，随稿给编辑先生们附上一封短信，或者只是一句话，说‘我是大仲马的儿子’，或许情况就会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