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之前，丘吉尔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现在是战后的非常时期，英国民众的思想很混乱，原有的思想已被一战的枪炮粉碎。人们已经不再传统守旧，开始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因此他在丹迪市的多次竞选演讲中，着重强调了战后重建工作。他说：“我们能够建设一个新的英国，使她变得繁荣昌盛，从而不要让我们阵亡的将士白白流血牺牲。”他的演讲使听众认为他是“首相在政府中主张革新的一派最强有力的代言人”。
虽然出于竞选策略的考虑，丘吉尔不得不鼓吹英国是个“英雄的国家”，他还在英国进行了多次巡回演说，严厉地谴责了“绥靖派、胆小鬼”。事实上，这些口号并不符合丘吉尔的观点。他呼吁大家要提防英国国内****思潮的泛滥。他还表示必须建立国际联盟以维持国际大局。而大家更感兴趣的还是他关于战后重建的一些问题。演讲结束时，他的几句极富鼓动性的口号，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
大选结果，主张联合的保守党人获得333个议席，成为下院的多数党；工党获得57个议席，力量大为增强，美中不足的是它的所有重要领袖均遭败北；劳合·乔治派自由党人159名候选人有136人当选；而埃斯奎斯派自由党人境况最惨，在250多名候选人中，只有29人当选。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议席减少得所剩无几，激进的新芬党大获成功。但是新芬党的议员们拒绝到伦敦来，而是在都柏林建立了爱尔兰议会。总而言之，战后英国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微妙而复杂。
丘吉尔在战争胜利那天晚上的感受用来形容此时他和劳合·乔治的心情同样恰如其分：“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不仅如此，劳合·乔治反而清楚地意识到他面临着新的也许是更大的压力。”这次竞选，虽然自由党在全局上仍然取胜，劳合·乔治仍任首相，但自由党已无力和保守党相抗衡了。
身兼数职，内阁大臣
为了表示对丘吉尔的重视，劳合·乔治在组阁时让丘吉尔在陆军部、海军部或空军部三者中任意选择。丘吉尔当然愿意回到海军部去，他在给首相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并且表示“我可以接受任何要求，让大家的愿望变为现实：‘舰队做好了准备。’”但是在与其他阁员磋商的过程中，劳合·乔治收回了让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的命令，而让他同时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
这件事一公布就引来了各界的非议。《泰晤士报》的社论说：“一匹马，一个人。我们对丘吉尔先生同时兼任两个职务所具备的能力表示怀疑，尤其是对同时担任两项这样生气勃勃和方兴未艾的高级职务就更是如此了。”虽然新设的空军部还没有太多的任务，排名也靠后，但毕竟也是个部。这样前所未有的任职引来很大的争议，何况还发生在这样颇具争议的人物身上。
丘吉尔花在空军部的时间不多，不过他支持空军参谋长特伦查特的看法，要让规模不大、建军不久的空军早日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否则空军就会被其他军种吞并，飞行员“就只能成为陆军和海军的司机”。他认为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研究空军精神和飞行风格，使空军早日成为一支能够极大改变未来战略的武装力量。1921年初，他在索马里进行一项试验，以空军为主力讨伐当地的武装反抗并得出结论，对荒凉的殖民地进行武力镇压，主要使用空军比光依靠陆军可以大大节省军费开支，同时又以此为根据，为建设空军争得了一大笔经费。
丘吉尔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让数百万在欧洲大陆征战多年的军人返回家园与亲人团聚。1917年制订的一项复员方案规定，为了建设工商业的需要，优先复员工商业需要的人员，这就造成大量早参军晚复员、晚参军早复员的现象，挫伤了士气，甚至引起示威和反叛。丘吉尔召集军方和非军方人士共同研究，制订了一个以年龄大小、服役长短、伤残轻重为依据的新复员计划，复员3/4兵员，留下继续服役的1/4兵员领取双薪，同时招募和训练志愿兵员准备接替，终于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
1919年1月14日，丘吉尔在白金汉宫参加了授任仪式，第二天他立即召集全体陆军委员会委员、驻法英军总司令黑格将军以及有关的民事部门的代表开会。他建议废除现行复员计划，而以一项依年龄大小、服役时间长短以及受伤轻重而决定是否复员的新计划来代替。丘吉尔将这一政策概述为：“在4个人中让3个人走，给留下的这个人双份薪水，以完成4个人所担负的工作。”为了在征召到足够数量并对其进行训练能承担军队应负的责任的志愿兵之前弥补大量复员造成的空缺，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在一个有限的期间内实施征兵的法案。
丘吉尔的这一提议与政府成员们在大选中向民众所作的许诺相矛盾，并且由于首相正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而未能与其磋商。劳合·乔治在得知丘吉尔的方案后感到吃惊。丘吉尔不得不立即发电报，继而派出秘书，最后亲自赶到巴黎，去向劳合·乔治加以解释。丘吉尔说这是一个非常情况下的应急措施，“要是目前的做法再继续几个星期，那除了一群士气低落、怒气冲天的暴徒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批留下来的人，认为没有什么公平原则，丝毫不顾这是军事组织”。劳合·乔治在知悉了全部情况后同意了这项计划。1月29日，陆军部下令实行新政策，实施新军饷标准。丘吉尔也在报纸上撰文对这一政策加以阐释。就在此时，又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兵变。2月上旬，大约有3 000名休假归队的军人在伦敦换车时，因遇罢工，行期受阻，在车站耽搁了一夜，既无饭吃，也无法休息。第二天一清早，他们集体到白厅前面举行示威。丘吉尔急令近卫步兵和皇家警卫骑兵分队将他们包围后解送到威灵顿兵营。
这些事件使人们认识到，丘吉尔的计划不仅是合理公正的，而且是及时并深得军心的，征兵法案亦被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尽管埃斯奎斯派和工党强烈反对，但法案在下院还是以绝对多数得到通过。丘吉尔在这一特殊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和魄力，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十月革命，反苏先锋
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沙皇和贵族遭到镇压或逃亡国外，兔死狐悲，丘吉尔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强烈的阶级仇恨，按照劳合·乔治的说法，“为了反对掌权的俄国工农，丘吉尔那贵族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原本不景气的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的状态，一时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亲自领导下，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们推翻了残暴的沙俄政府。俄国沙皇和贵族或遭到镇压或逃亡国外，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士兵苏维埃政权。列宁即刻宣布退出“一战”，还颁布了没收地主及寺院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的《土地法令》。这些措施让英国政府官员也感到吃惊和恐慌。
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丘吉尔接管执掌陆军部之前，英国就已经开始了干涉。对俄国的态度是明确的，支持反革命的白俄罗斯军。英军和法、日、美等国军队都开进了俄罗斯。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重建东部战线，牵制德军兵力，以阻止德国人将部队撤到法国进行作战；但另一方面则是要支持白俄军队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英军在俄国的部队不多，但占领的地域却比较广阔。对德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扩大对俄国的干涉。
1918年11月13日，英国政府批准了一年前同法国签订的在俄国南部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第二天，又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内容包括向白军将领邓尼金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援助，向西伯利亚的英军增派军官和补充军事装备，以及实际上承认由高尔察克领导的鄂木斯克政府。1918年11月30日，英国政府又指示英军比较集中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政府代表，要求英军“继续占领穆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继续向西伯利亚进攻，并设法说服捷克人留在西伯利亚，占领（借助5旅英军）巴统——巴库铁路线。在提供各类军事物资方面，对诺沃罗西斯克的邓尼金将军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向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提供军事装备”。据统计，到1919年初丘吉尔出任陆军大臣时，英军已有约1.4万名士兵在俄国，由7名将军指挥着这些部队。
1919年年初，丘吉尔抱怨说：“我们这个国家对俄国所干的事情是否明确和恰当，对这一点并未建立起坚定和强烈的信念。”因为劳合·乔治以及帝国自治领的总理们不愿由于干涉俄国革命而卷入一场新的很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劳合·乔治并不同情俄国革命，但士兵厌战、工人罢工以及政府面临的巨大财政困难使他在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他“自己就觉得，经常是开始倒向这一边，然后又摆向另一边”。
1919年2月，丘吉尔敦促协约国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拟订干涉俄国的计划。劳合·乔治在参加和会期间，确知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干涉俄国不热心，在自己回伦敦时让丘吉尔到巴黎去向战时最高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丘吉尔在碰到钉子之后便会死心。岂料丘吉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动了威尔逊，以至于威尔逊在会谈后宣称，虽然他个人还是反对干涉，但若其他各国共同作出了干涉决定的话他也会接受。同时丘吉尔还得到了法国福熙元帅的强有力的支持。福熙和一些法军将领主张用强大的军队武力在俄国恢复资产阶级政权。丘吉尔大受鼓舞，立即提议成立俄罗斯问题委员会，下设政治、经济和军事小组。其中军事小组应“立即制订集中力量进攻苏维埃俄国的计划”。劳合·乔治留在巴黎的私人秘书菲利普·克尔向首相报告说：丘吉尔的“政策的逻辑是，既然布尔什维克是人类的敌人，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地消灭他们”。丘吉尔也将自己的计划电告首相。
劳合·乔治对丘吉尔一手促成的这种事态变化深感不安。他曾对朋友里德尔说：“温斯顿在巴黎，他想导演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那会引起一场革命！”他立即致电丘吉尔说：“您的关于制订对布尔什维克作战计划的第二封电报使我惴惴不安。内阁从未赞成这种事。除向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地区的部队提供军火以保住这些地区外，内阁从未提出做其他任何事……我恳请您不要因为仇视布尔什维克原则使英国去干纯粹疯子才干的事。代价巨大的侵俄战争将会加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可能导致我们英国出现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不能挑这副重担。张伯伦通知我说，我们在和平条件下甚至还要靠目前的巨额税收才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如果我们被拖入反对像俄国这样的大陆国家的战争，那将是一条通向破产的道路，并将在英国列岛上确立布尔什维克主义。法国人不是这项事业的可靠领导人。他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批小债主的影响，因为小债主们把钱借给了俄国，现在无法指望何时能收回这些款项。所以，我坚决请求您不要过多理会他们的教唆。他们是想要我们为他们火中取栗。我还提请您注意英国十分严重的工人问题。如果人们明白了您去巴黎是为了制订对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计划，很可能激起有组织的工人怒潮，那将非同小可。”为了使美国人明白自己的意向，劳合·乔治还指示克尔将电报副本送给了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豪斯上校。这一做法在美国人面前暴露了英国内阁的内部矛盾，也包含着一种不信任，使丘吉尔大为恼火。
2月17日，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开会讨论干涉问题，美国代表以可能“引起英国和美国工人阶级的不安”为由反对丘吉尔的提案。会议最后通过了巴尔弗提出的委派军事代表进行非正式协商并写入备忘录的提议。丘吉尔只好回到伦敦。
回国后，丘吉尔仍未放弃自己的努力。他宣称：“在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有破坏性和最为卑劣的。”他在4月9日给首相的信中认为，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斗”。埃斯奎斯的女儿当时曾问他：“您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丘吉尔回答说：“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丘吉尔领导的陆军部在安排英军撤出俄国的同时，向白俄部队提供了数额巨大的军事援助。英国向俄国南部的邓尼金提供的军需品，足够装备一支25万人的部队。充分的补给使邓尼金得以在1919年夏秋之交向北方迅速推进。丘吉尔为此十分高兴，他曾对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说，如果邓尼金占领了莫斯科，他准备“以某种大使身份”去“帮助邓尼金制订新的俄国宪法”。但到秋末，苏联红军向战线拉得过长的邓尼金部队全面出击，很快就使邓尼金全线溃败。
在当时，丘吉尔的强硬政策得到了保守党的同情和支持，却遭到了工党的坚决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国内反对干涉政策的人越来越多，“他本人也惊奇，英国各阶级的代表竟然联合起来支持工党关于不干涉苏维埃政府的意见”。人们甚至把对俄国的干涉称为“丘吉尔先生的个人战争”。7月29日的《每日快报》写道：“我国决不希望在俄国打一场大仗……让温斯顿·丘吉尔这个自大狂、疯狂的好战赌徒见鬼去吧！把我们的士兵都召回家园。”
形势的变化促使劳合·乔治非常明确地拒绝了丘吉尔的冒险的俄国政策。1920年2月9日的内阁会上，“首相就俄国问题斥责了温斯顿·丘吉尔。温斯顿抱怨说，我们没有政策。首相回答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设法避免由于温斯顿坚持而使内阁通过的极有害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此前首相已经向丘吉尔指出，由于他对俄国问题过于关注，影响了他对陆军部和空军部的改革与缩编工作。空军部次官西利将军也向首相抱怨说，由于丘吉尔工作繁多，很难顾及空军部的工作，致使“空军上上下下充满不安与骚动情绪”。1919年11月，西利辞去职务。他在辞职演说中指出：“陆军部的工作需要花费全部时间……但空军国务大臣的工作……也需要投入全部时间。”而丘吉尔每周花在空军部的时间合计大约只有1小时。丘吉尔答复说，西利的态度使他难以涉足空军部。尽管如此，他每周处理空军事务的时间要远远超过1小时。
劳合·乔治与丘吉尔商量解决办法时，丘吉尔提出，最好是任命一位国防大臣，由他来统管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和军需供应部。丘吉尔拟的名单中，将自己列为国防大臣的候选人。劳合·乔治对此建议颇感兴趣，但后来发现，由于保守党人的反对，短期内无法实现这一方案。
在下院，丘吉尔的强硬政策得到了保守党的赞同和支持，但却遭到工党的坚决反对。这样丘吉尔干涉苏俄革命的行动也只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