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根据中国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又体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做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基本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因此，“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建设或现代化建设，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只能分阶段、分步骤实现，不可能一朝完成，一蹴而就。邓小平在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蓝图和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提出的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客观规律。“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充分考虑了我国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充分考虑了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充分体现和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把经济发展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现这一宏伟的战略目标，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将得到根本改变，人民生活水平将明显改善，我们的国力将大为增强，它将向世界表明：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在建设和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理论中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科学命题，是邓小平积数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经过长期探索与思考做出的总结性的精辟判断，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重大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等等，都离不开中国自己的发展。这是邓小平基于对战后时代主题转换的敏锐把握和科学分析，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来的。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搞好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起点低、基础差、底子薄，因此，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状提出的客观要求。邓小平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只有靠自己的发展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邓小平还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他反复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说：“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只有生产发展了，产品丰富了，人民的生活需要得到了满足，才能理顺其他各种社会关系，才能有效地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谛在于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邓小平深刻领会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始终把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视为衡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尺度。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要遵循客观规律，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发展的基础上，强国富民，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遵照批判性思维相关性的原则，邓小平认识到，社会主义要发展，就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改革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作为新生事物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需要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性，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它是处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衍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手段。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中国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各项政策改革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从多方面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可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教文卫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因而是推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邓小平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把改革提到一场新的革命的高度，强调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要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此，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其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关于姓“资”姓“社”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澄清了人们的思想认识，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进行全面改革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以批判性思维为科学方法，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自觉地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改革旧体制，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关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中国，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长期的基本国策，是中国发展的起点。社会主义改革内在地蕴含着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改革”和“开放”不可分割，改革是开放的条件，开放是改革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说：“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后来，江泽民进一步把改革和开放共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局面，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邓小平经过长期的冷静观察和科学思考，通过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闭关锁国的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全面的相互影响已经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增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国际一体化与共生现象的产生，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进程之外。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现代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搞，怎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争取和保持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这是我国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世界历史和开放的社会发展思想。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和兴亡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邓小平强调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离开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来抽象地谈论中国道路的特色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再是以往所理解和实行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而是开放的社会主义，对问题的解决应该有世界意识，以整个世界为背景和做参考。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流，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世界是一个整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邓小平要求人们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从现代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商品经济规律出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指出中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进行建设和发展。实践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改革开放的深刻的理论基石，也是对历史事实教训的深刻总结，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中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