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究，我们注意到，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中，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理论批评与实践变革相结合，把建构理论和实践创新相结合；既注重理论上的正本清源、矫枉过正，又注重实践上的拨乱反正、开拓创新。正是其批判性思维的这一显著特点，使其在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成果累累，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各项实践中成就斐然。
二、邓小平理论与批判性思维
我们知道，“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受思维方式、思维方法的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法不科学，就难以正确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反之，有了正确的思维方法，也就等于找到了克服困难的桥梁”。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于正确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样的道理，在科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能否形成自身的方法论体系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其方法论体系比具体内容乃至本体论更具有意义。邓小平理论中凸显出来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而且在邓小平理论的构建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没有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就没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邓小平理论，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批判性思维是以“批判性”为核心要素，它对人们认识和分析问题提出了特殊要求。它要求人们思考问题要客观、公正、全面，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它要求解决问题不能只求诸感性，还要寻求理性，要尊重客观事实和实践；它既需要科学辩证的逻辑思维，又需要人文关怀的道德思维。在具体的批判性思维过程中，它是对多种思维方法和思维方式的综合运用，从而做出最好的选择。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深深地懂得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深刻地领悟到批判性思维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探究工具，也深刻地认识到批判性思维对于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团结并带领各族人民，充分激活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事业成功推向前进。邓小平的每一项新的举措都是建立在批判旧的思想观念和束缚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合时宜的体制基础之上的，他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就在于他始终坚持运用批判性思维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思维方式。他正是运用批判性思维这一强大的思维武器，创建了举世瞩目的邓小平理论。
从实践看，邓小平引领的伟大事业离不开批判性思维。从批判“两个凡是”开始，到在实践中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处处都闪现着批判精神，展示着批判性思维方式。一定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与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主要是“左”的错误倾向），以及社会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因此，邓小平理论具有革命的批判的本性，是在批判中形成的，在批判中发展的。我们从邓小平理论中可以深刻地领悟到邓小平理论内在的、彻底的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实质。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换言之，理论思维方法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只有不断丰富，与时俱进，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人类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对理论思维方法的科学化、现代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只有具备高度科学化、现代化的理论思维方法，才能推动理论不断发展创新，进而反过来推动改革和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以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成功地运用批判性思维的科学思维方法，在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为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思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极大地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同时也再一次向世人证实了批判性思维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方法论意义。
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同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要很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承担起这一庄严的历史责任，就一刻也不能离开批判性思维这一科学工具。因为，批判性思维是推动知识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
邓小平堪称当代中国批判性思维者的光辉典范，他以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创建邓小平理论，他的理论处处充满了深邃的批判性思维，处处闪烁着批判性思维的光辉。
第一，运用批判性思维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一度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国内外大势呼唤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选择。
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大力提倡实事求是，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及时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他鲜明指出“两个凡是”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作风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在领导和推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中国的各项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
第二，运用批判性思维科学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虽然毛泽东等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也取得一些成绩，但总的说来尚停留在学习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很多人把社会主义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当成“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使得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同世界先进和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邓小平不囿于前人的观点、结论，他主张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总结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经过深邃的思考，创造性地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一语破的，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之前，所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是从其特征来描述或界定的，而邓小平南方视察时则是从社会主义本质角度来表述的，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也是崭新的高度，他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清醒”“不清楚”的认识。这就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特征和社会主义本质并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思维的开放性和创造性。他的这一科学概括，既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同时又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向了新的境界，实现了新的飞跃。这其中不乏批判性思维的影子。
第三，运用批判性思维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是一个具有鲜明特殊性的国家。她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她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决定了她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
由于中国的国情与别的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有效的模式可以借鉴，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正是基于在思想和观念上要打破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单一化和机械化的理解，对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的清醒认识，邓小平从批判性思维的客观性原则出发，提出了“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要强调有中国特色”“中国有中国的模式”“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等论断，在发展观念和模式上实现了由过去片面强调普遍性向更加注重中国建设与发展模式“特殊性”的转变，真正做到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四，运用批判性思维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自此以后，怎样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新考验；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性，端正党风，严肃党纪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党的建设的极为重要的课题。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极大损失，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了党的建设工作的新局面，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历史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中国现代化的一切。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自身建设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与命运。中国的关键在于党，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第五，运用批判性思维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