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张居正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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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风云变幻中走上首辅之位(2)

这个人就是赵贞吉,此人可非等闲之辈。隆庆三年(1569年),赵贞吉在徐阶去位后进入内阁,因为他是嘉靖十四年的进士,在当时的内阁之中,可以算得上资格最老的前辈了。所以,刚刚步入内阁不久的赵贞吉成为内阁中最具有权威的阁臣。

此人从小喜欢读书,成年后更以博学闻名朝野,经常在朝廷中“议论侃直,进止有仪”,言谈、举止、风度都深得皇帝的欢心。和很多自视清高的读书人一样,他也因此恃才傲物,轻慢大臣,随意直呼其名,对同僚视若小辈,对张居正更是直呼为“张子”,一点都不给别人面子。如果遇到什么疑难政事,往往甩出一句话:“唉,非尔少年所解!”让人下不了台,其傲慢程度可想而知。

赵贞吉和高拱都是目中无人的狂妄之徒,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个人同朝为官且又同在内阁,当然少不了争斗。

高拱一入阁就兼任吏部尚书,抓住人事大权,把行政与人事权集于己手的高拱依仗自己的权势无所顾忌地用人。心高气傲的赵贞吉怎么可能善罢甘休,见高拱掌了吏部,权势太大,便也经过活动,兼管都察院。监察就是专门纠劾百官,本来与人事就是互有牵制的部门,现在又是由两个矛盾重重的大臣分掌,想不发生冲突都难啊。

此时的内阁成了高拱和赵贞吉的战场,充满紧张的气氛。

首先忍受不了的这种局面的人,反倒是高拱的昔日袍泽——陈以勤。他并未卷入政争,但对高拱主持吏部的做法大有异议,不断上疏旁敲侧击。这当然触怒了高拱,不过幸好高拱念及旧谊,并未对他采取什么报复。面对皇帝的不理睬,陈以勤觉得无法作为,便在隆庆四年(1570年),向皇帝连上四道请求辞退归乡的奏疏。隆庆无奈,只好批准了他这位心腹大臣辞职的请求。

随后,隆庆皇帝发出的一道整治科道的命令,令高拱和赵贞吉之间燃起了政治斗争的硝烟。赵贞吉管都察院,是言官领袖,而高拱又很讨厌言官,两个人就立刻撕破脸皮,大打出手。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就有意报复言官的高拱向皇帝提出建议,要整肃言官。穆宗对这个建议深以为然,因为他早已对言官的互相倾轧相当不满。他觉得这些言官不知道做些有建设性的事情,反而每天要他来裁决那些无聊的党派之争。本来自己在内阁部院已经安排了可以信任的有能力的臣子,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做很多事情而不需要由自己这个皇帝来烦心,但这群言官们非要把他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架构给打乱。对穆宗而言,这些言官们除了会给自己找麻烦,对自己的生活也是一味干预,什么下江南,什么游塞北,什么与民同乐都像是天方夜谭。如今,高拱要整治言官,穆宗是一百个愿意!所以,他立即下旨要整肃科道。

这道圣旨一下,最高兴的是高拱,但对于赵贞吉却是个晴天霹雳。作为高官阵营里的头领,赵贞吉感到维护高官的权益义不容辞,便马上上疏,极力反对。

斗争由此拉开序幕。

赵贞吉在奏疏上说道:“自陛下上台以来,科道的官员先后有两百多人,中间难道就没有赤心报国、忠直敢言之士吗?我们老祖宗设立科道,就是为了让他们‘风闻言事’,听到什么就说,对与不对,还有执政大臣把关、皇上您亲自裁决呢!纵有不当,责罚也仅仅止于说错话的人。哪里听说要将好几百号人通通加以审查,一网打尽,这不是要重蹈汉、唐、宋乱政时的覆辙,不让人说话了吗?”

高拱见赵贞吉如此维护言官,不禁大为恼火,立即上疏说:“既然皇帝您发话了,那就得执行。除三品以上的都察院首长可以自纠自查外,其余监察人员都要查一遍。到底有没有徇私舞弊的,不仅现在查,将来还要随时查。”

不过,争论是争论,考察还是如期开始了。

考察一开始,两人立刻进入短兵相接。两个内阁大学士为此问题每天都在内阁里面拍桌子对骂,有时为一个人的去留,在文渊阁从早上吵到中午,吵得口干舌燥,完全失去了理智。

高拱甚至提出了一份惩治名单,要把赵贞吉在科道的亲信一概罢黜。赵贞吉立刻反制,也提出一份名单,要把高拱的狐群狗党通通摘掉乌纱帽。

这不成了“自杀式”袭击了吗?于是,在张居正的“调停”下,两个人拿出了一份名单上交给皇帝。

高拱在第一回合占据了优势,一口气贬斥了27个科道官员。还有一批以前弹劾过高拱,如今自知不免,不等“考察”就自动辞职了。

打完第一回合,还不解恨的高拱开始了第二回合的挑战。高拱命令自己的门生、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直接向皇帝上疏弹劾赵贞吉。

奏疏上写道:赵贞吉在考察中营私,分明是“庸横辅臣”,无能而又专横。所以,恳请皇上速速将他罢斥,以清政本,以明法典!

赵贞吉对高拱更是恨得心里发痒,他立即上疏自辩:“皇上,你看韩楫不是在胡说八道吗?我要是真的无能,就不可能专横,更不能掌管都察院。我之所以坐在今天的位置上,是因为您对我的信任,我怎么敢不尽职呢?我认为,高拱本来就是内阁近臣,参与中枢机密,如果同时在外又掌握了官员的人事权,这权力未免也太大了。皇上您委任我管监察系统,不就是要我节制他的权力吗?这十个月以来,他歪曲考察本意,放纵大恶之人,昭然在人耳目。如果我还不出来说话,那可就真是庸臣了。如果您真的同意韩楫罢免我,那就请皇上在放归我之后,让高拱这家伙回到内阁来,千万不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省得让他到处结纳狐群狗党!这是老臣唯一的心愿了!”

高拱见状,寸步不让,也立即上疏做了答辩:“韩楫参劾赵阁老,是他的个人行为,绝非受我指使,而且我也没有放纵大恶。既然赵阁老这么看不惯我,那就请皇上将我罢免以谢赵老。”

隆庆是个懒人,看到两位大臣以辞职来相威胁,选择了快刀斩乱麻。诏书很快下来了,其中没提赵贞吉有什么错,只是对高拱表示:你忠诚辅佐,办事公正,是我的左右手,怎么能引咎辞职呢?好好干吧,辞职不予批准。穆宗虽然懒,但并不是不识大局。他知道他要用的人是高拱,其他的人他很希望能辅助高拱。但是,如果他们之间产生不和了,那一定是高拱留任,他们走人。他不能让内阁乱,赵贞吉仅仅在一道乞休疏之后就被允准辞职了。

赵贞吉似乎感到很是意外,但他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这回是彻底输了。

这次争斗不仅让高拱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权势,对张居正而言更是一次机会。虽然张居正并没有参与其中,但赵贞吉的失败却是在张居正的意料之中。因为赵贞吉的狂妄不仅威胁着高拱的权势,也威胁着张居正将来在内阁的发展。赵贞吉在内阁的时候,让张居正倍感忧虑,这个瞧不起自己的人,却受到皇帝的青睐,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对付的事。于是,他推出高拱来抵制赵贞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就是张居正的谋略。高拱本是隆庆皇帝的老师,与其关系密切,又与张居正有私交,对时局的看法也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在高拱刚刚复职时,他在给一个地方官的信中说:“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即使高拱是虎,也暂时威胁不到他,因为在隆庆一朝,高拱根本不屑于向张居正下手。所以,只要张居正“安分守己”,他就会很安全。

高拱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大获全胜,此后在内阁中更是目中无人,但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狂妄而忽视他的能力。高拱任吏部尚书后,吩咐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员的姓名籍贯编造成册,同时在下边注明贤否,便于对当时的人才了然于心,随时调用。

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防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其他官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

高拱和赵贞吉的斗争终于告一段落,赵贞吉走了,首辅李春芳痛心于徐阶的势力土崩瓦解,在这之后也走了。高拱如愿以偿升任首辅,但同时内阁又补进一个殷士儋,这个人的到来又为残酷的内阁混战增加了厚重的一笔。

三十年生死之交相恶

伴随着赵贞吉的离开,内阁的混战也由此获得暂时的停息。

张居正能在混战中明哲保身,一是因为他和高拱有着不错的交情,二是因为张居正为人低调、城府很深,喜怒哀乐从不轻易表露出来。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狂妄的高拱根本就不屑于把张居正当作自己的对手。

可是,当内阁中就只剩下他和张居正的时候,高拱终于意识到张居正的威胁。看着羽翼日益丰满的张居正,高拱觉得自己必须狠下心来,否则很可能就会走上严嵩的老路。

看着日渐疏远的高拱,张居正明白是该“亮剑”的时候了。可是,面对昔日的好友,张居正还是有那么一丝迟疑,难道真的要和自己的好友拼个你死我活吗?

但“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定律是很难消泯的,高、张二人都是不世之才,才干相当,可说是不分轩桎。同时,又都个性强悍,不甘人下,喜欢操控全局。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起,也可能惺惺相惜,也可能水火不相容,可惜两个人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的斗争道路。

在隆庆末年之前,高拱和张居正的情谊始终维持得很好。刚到国子监的时候,高拱对自己的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然而,张居正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因此对他刮目相看。几年之后,当两人以裕王讲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器量。于是,他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都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

在前面,我们提到高拱邀请张居正去秋游,无疑是把他当成朋友。正是在这一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当屹立在山顶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时,他感慨万千,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以君之材,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在那一刻,52岁的高拱与39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两个人也因此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

张居正与高拱的交好,还留下不少佳话。两个人亲如兄弟,交情非同一般。有一次早朝相遇,高拱一见张居正脱口说出:“晓日斜熏学士头。”湖北人有“干鱼头”的绰号,张居正是湖北的学士,那张居正的头就是“干鱼头”了。张居正不甘示弱,随即对答:“秋风正贯先生耳。”“秋风贯驴耳”是一谚语,河南人常被称为“偷驴贼”,那高拱的耳朵也就是驴耳了。他们相互用“干鱼头”、“偷驴贼”等不雅的外号来取笑对方,不以为忤反以为乐,说到高兴处,两人拍手大笑,几乎从马上跌下来。

在高拱刚重返内阁时,张居正在给一个地方官的信中写道:“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后来,在共事了几年后,他在给高拱贺寿时说:“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参预国政,五年于兹,公每降心相从。”这就表现了张居正对高拱为自己提供一个施展抱负机会的感激之情。对张居正而言,高拱是他一生中仅见的一个与他气味相投、旗鼓相当的人。

隆庆五年(1571年)十二月十三日,是高拱六十岁寿辰。张居正为此撰有两篇寿序,其中一篇对高拱的军事改革、疏通漕河、恢复海运等方面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在另一篇寿序中,张居正除了对高拱的经世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外,还对其礼贤纳士、唯才是用的道德品格加以称赞。由此可见,张居正对高拱的经世才能、实政功绩都非常佩服。

在高拱罢相之前,两个志同道合的人有过一段密切的政治合作,在高拱主持、张居正襄助下,揭开了隆万大改革的序幕,并取得隆庆阶段改革的卓越功绩。他们之所以能够合作得如此天衣无缝,是因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有着政见相同的改革纲领,有其基本相同的学术思想。从高拱的《除八弊疏》和张居正的《陈六事疏》,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政见是一致的,不存在分歧。而且正是两个人的密切合作,取得了军事改革与蒙汉修好的重大胜利。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俺答为了维护尊严,亲自带领大军兵分三路入侵中原,让整个明朝政府面对着强大的压力。在是否接纳的问题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当时,朝臣们分成两派,而身在内阁的高拱和张居正都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主张接纳。在两个人的合作下,皇帝终于批准了高拱和张居正的建议,准予接纳把汉那吉归降,并且封把汉那吉为指挥。接着,高拱又命令边防的将领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在得知明政府如此厚待自己的孙子,深受感动,决意与明朝和好,这件事为明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可是,这样一对知己的友情很快就埋葬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了。

在高拱再度入阁的时候,事无巨细都与张居正商量,但不久就有小人在高拱耳旁挑拨离间,说张居正所举荐的人才都被录用,致使外人只知张居正,而不知高拱。小心眼的高拱听后就开始心存芥蒂,用什么人再也不与张居正商量。张居正也放出话来,说高拱用人唯私,如此一来二去,更加深了两人关系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