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不可捉摸。因此，胜败除了要看双方兵力的多少，更要看将领的指挥能力，要求将领在指挥作战时，要灵活变通，这样方可战胜敌人，本篇用“通于九变”的作战思想，指出作战最重要的是从事物正反两方面的联系中去考虑问题，一般来讲，事物的利与弊，是相依相存，相互转化的。所以将领要善于预见因果利害，使利得因素正常发展，使害的因素向利得方向转化。
在工作和学习中，我们也要学会运用“九变之术”，遇到问题，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解决，凡事要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学会以不变应万变，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原典
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①，衢地交合②，绝地无留③，围地则谋④，死地则战⑤。涂有所不由⑥，军有所不击⑦，城有所不攻⑧，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⑨。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⑩，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11，不能得人之用○12矣。
是故智者之虑○13，必杂于利害○14。杂于利而务可信也○15；杂于害而患可解也○16。是故屈诸侯者以害○17，役诸侯者以业○18，趋诸侯者以利○19。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20，恃吾有以待也○21；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22。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23；必生，可虏也○24；忿速，可侮也○25；廉洁，可辱也○26；爱民，可烦也○27。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28，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译文
孙子说：一般的用兵之法是，将帅领受国君的命令，征集民众、组成军队，出征后遇到山林、沼泽等难以通行的圮地，最好不要让军队在此扎住；在四通八达的是同时几个国家交界的衢地，要注意与邻国诸侯结交友好；在没有水草粮食、交通困难、难以生存的绝地，不可停留；遇到四面地势险要、道路狭窄、进出困难的“围地”，要巧设计谋，出奇制胜；陷入前无进路，后有追兵，战则存、不战则亡的“死地”，要坚决奋战，殊死拼争。有的道路不能走，有的敌人不能打，有的城池不能攻，有的地方不能争，国君的命令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不执行。
在将帅中，能精通在各种情况下机智应变的利弊，就真正懂得用兵的将领；如果不懂得在各种情况下机智应变的利弊，即使是熟悉地形，也不能得到地形之利。将领指挥军队而不知道各种机变的方法，就算了解五种地形（即圮、衢、绝、围、死）的利弊，也还是不能充分发挥全军的战斗力。
所以说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时，一定会兼顾考虑到利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能充分考虑到不利的因素，战事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到有利的因素，各种可能发生的祸患便可以预先排除。想让别的诸侯国屈服，就要用各种手段去伤害他；想让别的诸侯国任你驱使，就要用各种他不得不做的事去烦扰他；想让别的诸侯国听你的调遣，就要用各种利益去引诱他。
所以一般用兵打仗的原则是，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让敌人不来进犯上，而是要依靠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严阵以待；不是把希望在敌人不会攻击上，而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将防守做好。
所以将帅有五种致命的弱点：只知道以硬碰硬，就有可能被诱杀；只知道贪生活命，就有可能被俘虏；性格太性情暴烈、急躁易怒，就有可能被敌人的侮辱激怒而中计；为人太廉洁好名，就有可能被流言中伤而落入圈套；过分溺爱民众，就有可能被烦扰而陷于被动。以上这五种情况，是将帅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难。全军覆灭、将帅被杀，一定是由这五种危险引起的，不可以不警惕。
名家注解
曹操曰：变其正，得其所用九也。
王皙曰：皙谓九者数之极；用兵之法，当极其变耳。《逸诗》云：“九变复贯。”不知曹公谓何为九。或日：“九地之变”也。
张预曰：变者，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凡与人争利，必知九地之变，故次《军争》。
解读
中国古代历来把“九”作为数之最大，常常用“九”来形容不可穷尽、无涯无际，比如我们常说天有九重，地有九层。还把华夏列为九州，宫门建成九重，在神话传说《西游记》里，唐僧西天取经，也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九变篇》中之“九”，也是多的意思，尽管所列情形确为九种，但我们在理解《九变篇》的过程中，却不可拘泥于此数，在战争中，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遇到，想象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远非孙子所列诸项可以尽包。如果仅将视野、思路局限于列出之数，那么，势必会陷于刻板，稍有变化便无所适从，失败在所难免。我们应将实数之九视为无穷数中的典型代表，也就是举其要者而包容其它，择其典型而概括一般。
说完“九”字，就要说说这个“变”字，“变”是《九变篇》的核心，“变”的主体是统领军队的将帅，强调将帅在作战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权谋机变，机智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随机应变，不可墨守成规。也就孙子在兵法中提到的“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至于变通的具体方法，在《九变篇》中，孙子着重论述的是地形与将帅素质两个方面。
“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孙子从战场上经常可以遇到的几种情况入手，分析了将帅变通应敌所应采取的方法。着重从军队所处不利位置强调应断然采取相应措施，尽量避免受到损失。其中，前四者侧重于地形本身，强调用兵者应主动避而远之，万不可陷于其中。而后者则是战势，既有地形之不利，更有兵势之劣弱，因此，不战必亡，战则有可能力挽狂澜，起死回生。古今中外，置之死地而后生、反败为胜的例子，并不鲜见。拼死奋战往往是将帅在危机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惟一抉择。
有害即避，是普通的常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贪眼前之利而招致损害。用兵打仗，攻城略地、消灭敌人、兵贵神速，但“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所谓“有所不”，并非“一定不”，需依据具体情况而决定取舍，衡量的标准是有利还是有害，特别要警惕表面的、眼前的、小的利益之下，掩盖着的实质的、长远的和巨大的灾难，因此，将领用兵时的“变”，不仅是灵活机变之“变”，而且是辨明是非、权衡利弊之“辨”，要“杂于利害”，善于分析判断。
对于国君的命令，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看该“受”还是不该“受”。有利克敌制胜的命令，自然应该遵照执行；而不符合实际情况，于克敌制胜毫无用处，甚至有阻碍破坏作用的瞎指挥，就绝对不能执行。本篇“君命有所不受”的观点与《谋攻篇》中对“君患于军”和“将能而君不御”的思想一脉相承。
孙子在吴王宫中演练兵法时，按军纪要斩杀吴王宠爱的两位妃子，吴王为妃子求情，孙子便回答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话，驳回了吴王的求情，依律斩杀了妃子。事实上“君命有所不受”，是对上述九种常见情况的结语，不属于“地利之变”的范畴。但它也是对将帅素质要求的开启。因为依据实际情况就地形而做出变通，有足够的智慧、清醒的头脑便可以完成，而对君王的命令要做出取舍遵违的判断，在智慧之外还需要有过人的胆识和承担风险的勇气。
所以我们说，“变”，是对将帅素质的最起码的也是最高标准的要求。孙子把“通于九变”视为将帅必备的素质，反复说明将帅应精通于“九变之术”，并特别强调对“九变”不通、不知者，便不能胜任用兵之责。这里，与《计篇》中将之五德的智、信、仁、勇、严中，将“智”列于首位的思想是一致的。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要真正成为智者，就必须能够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克服片面性。只看到有利的一面，或只看到不利的一面，都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只有在有利的形势下看到不利的方面，在不利的形势下能看到有利的方面，兼顾利害两个方面，才可使战争沿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又可防患于未然，避免意外的变故发生，免遭不必要的损失。
同样，只有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晓以利或施以害，才能使别的诸侯国或屈服于我，或被我奴役，或任我调遣。对于敌人，就是要尽量造成和扩大其困难的方面，使其由利变害，由小害变为大害。在我军方面，则要防患于未然，使敌人无机可乘，而绝不不寄希望于敌人的慈悲，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孙子在最后指出了“将有五危”，从思想水平和性格特征方面，强调了将帅素质的重要性。将帅如果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相机变通，只是感情用事、缺乏理性思考，就会招致覆军杀将的厄运。而是这里，孙子告诫将帅们在临敌运用时应精于变通，其实孙子在文中也很好地表现了变通（或曰辩证）的观点。证之以“将之五德”，勇者一定杀敌必死，信者自然廉洁好名，仁者无不爱民保民，而“杀敌者，怒也”（《作战篇》），凡此种种，都是孙子正面肯定的观点，在此处却成为将帅们致命的弱点。这当然不是孙子自相矛盾，而是依据实际情况或不同境遇所做的权变，其中关键的因素是分寸，也是“度”。把握住“度”的大小多少很重要。“将之五危”也并不是一概地否定“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而是强调凡事不可过分，应较之以利害，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正如“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那样，任何偏误都将有可能将事物的发展引向其反面。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矛盾错综复杂，对每一个矛盾和问题都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不可千篇一律，凝固不化。这就需要变，改变自己的行动以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或创造）不利态势，使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本篇正是秉承这一主题，深刻反映了客观世界矛盾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在矛盾转化过程中，各种机遇的出现都带有偶然性和短促性。“利害之变”和“九地之变”，都包含着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不取才能有所取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它们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其正确性与深刻性都是不容置疑的。打仗是你死我活的事情，形势更是瞬息万变，极难捉摸，加之双方都在尽力制造假象、巧施诡计，就更需要灵活机变、相机变通了。
兵家活用
结盟化干戈
在战场上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们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面对这些意外情况，将领必须灵活应对，做到“通于九变之利”，才能取得胜利。
在长征途中，红军要经过大凉山区的一段彝族聚居区。那时彝族人还不知道红军，以为又是“汉兵”入境抢掠杀戮。因此，他们以看见山下的红军，就成群结队涌出寨门，一边呐喊，一边挥动着土枪、长矛、弓箭攻击红军，企图阻止红军进山。
刘伯承赶忙命令先遣部队停止前进，与几位指导员商量对策。刘伯承认为切不可采取强攻，否则会有损红军在群众中的威望，更会破坏民族团结，而且一旦双方起争执，会耽误行军日程，破坏整个红军的北上计划。要解决问题，就要抓事物的主要矛盾，要想顺利通过，就要做好彝族头人的工作，求得他们的理解，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刘伯承先派人找来一个翻译，对山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知己知彼方可百战百胜，刘伯承得知大凉山上有两个彝族部落，一个叫“沽基”，一个叫“罗洪”，山上还有两个“孔明寨”，相传此处就是三国蜀相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战场，而这个孔明寨，就是当年屯兵的营寨。这说明这里的彝人对诸葛亮有一定的感情。刘伯承认为一个这是争取头人的有利因素，于是就和几位指导员商定出了对策。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刘伯承便派出代表进山与头人对话，宣传红军与彝族亲如一家，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的道理。反复说明红军这次进山，只是借道北上，并不在寨子住宿，更不会拿人民一针一线。经过反复谈判，彝族“沽基”头人小叶丹被说动了。但当他从寨子里走出来，一看到山下的红军，还是不放心，生怕这些“汉人”进寨后会闹腾得鸡犬不宁。
看到小叶丹犹犹豫豫，红军代表根据少数民族重义气的特点，灵机一动，提出刘司令员愿与他结为兄弟，并“歃血为盟”。果然，小叶丹一听到这个提议立刻高兴了。为了表示诚意，红军代表把一只手枪送给小叶丹，小叶丹也把一匹黑骡子作为回赠的礼品。
拜盟的仪式马上举行。刘伯承和小叶丹双双跪下，一个彝民长者舀了两碗清水，捉来一只大公鸡，高声念道：“X月X日x时，红军刘司令，与沽基小叶丹结为兄弟，如有反悔如同此鸡。”念完，用刀将鸡脖子一抹，把鲜血滴进碗里，然后，恭恭敬敬地把碗放在并排跪着的这一对汉彝兄弟面前。刘伯承端起碗，对天发誓：“我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如有反悔，天诛地灭！”说完将鸡血一饮而尽。小叶丹看到刘伯承如此豪爽连连说好，也端起大碗把鸡血喝掉。
当晚，刘伯承把小叶丹迎到红军驻地，在汉族寨子里摆上好酒，与这位彝族兄弟开怀痛饮。接着，刘伯承又与“罗洪”头人进行了交往，交往也非常顺利。此后，寨子里的彝族人与当地汉人的关系变得非常好。
这条横在长征路上的“关隘”，就这样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用民间常用的“结盟”方式，顺利地打通了，加强了民族团结，加深了各民族一家亲的关系。这正是刘伯承等人的灵活处事，擅长“九变”的结果。
一意孤行的刘备
要做成大事，首先就要沉得住气，因为如果意气用事，不顾战事利弊，只求心里平衡而出兵出战，就会陷入“忿速，可侮也”的境地，最后只会必败无疑。在彝陵之战中，陆逊就是牢牢守住自己的计划策略，不因为蜀军的挑衅而贸然出兵，尽显出大将之风范，最终以5万人的兵力，一举而战胜数10万蜀军，为吴国取得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为了争夺战略要地荆州八郡，东吴和西蜀在公元222年，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生死决战，就是著名的彝陵之战。本来在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孙权、刘备三家管辖着长江西北两岸八郡的战略要地——荆州。曹操占据了南阳和江夏北部，孙权占据了南郡和江夏南部，刘备则夺得了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公元210年，在刘备的多次请求下，孙权又把长江北岸的战略要地借给了刘备，此后不久，刘备又分别从刘璋和曹操的手中夺取了益州和汉中。汉中和荆州的位置非常关键，是蜀汉的两个重要基地。从汉中可以北出潼关，攻打洛阳，从荆州北上可以经襄阳攻打许昌，东下则可以直捣吴国的腹地。可谓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战略地形非常好。得到汉中和荆州后，刘备等于控制了整个荆州。
处于长江中下游的东吴政权，看到刘备势力的迅速发展，深感惶恐不安。但有当时，孙权正与刘备合力抗曹，碍于双方眼前共同的战略目标，矛盾还没有激化。而曹操为了稳定后方，也无暇顾及南边的刘备和孙权，只是忙于兼并占据关中的马超和韩遂的割据势力。孙权和曹操的一时放松，使得刘备，获得了一个短暂却十分宝贵的发展时机，实力得到迅速增强，具备了与曹操、孙权分庭抗礼的力量，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