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主人公又拐过一个还是两个弯儿，终于到主人的住宅跟前，这时这房子的凄凉惨淡更加显露了出来。院墙和大门的木头上已长满了青苔。院里挤满了各种衰败的房舍，有仓房，有下房，有冰窖，这些房舍的左右两边都有通向别的院子的大门。一切都说明原先这里的家业是多么规模宏大，然而如今眼前的景象却是一派惨淡。看不到一点点让这幅画面活跃起来的迹象，既没有忙碌的房门，也没有来往不息的人群——看不到大家生活的生机勃勃的操劳和忙碌！只有正面大门是开着的，那也是因为一个乡下人正赶着一辆蒙着席子的满载货物的马车进了院，这个乡下人好像是特意来给这个死寂的地方增添一点儿生气似的，不然连这两扇门也是紧闭着的，这可以从铁门环儿上那挂着的一把大锁来看出来。不一会儿，乞乞科夫看见一座房舍旁边出来了一个人同赶车的乡下人吵了起来。他看了好久也无法断定那是个男人还是女人。那人身上穿的衣服不伦不类，看起来像是一件女人的长睡袍；头上戴了一顶农村仆妇常戴的那种小圆帽子；乞乞科夫觉得那人的声音有些嘶哑，不太像是女人。“哦，这是个婆娘！”乞乞科夫心里想着，但转念一想：“噢，不对！”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最后断定：“是个婆娘！当然是。”对方也在仔细地打量着他。大概来客人对这里来说是件稀奇的事，因为她不仅打量了他，还打量了马车和谢里凡，而且把马匹一直从头看到了尾。从她腰上挂着一串钥匙和骂那个乡下人所用的相当粗野的字眼儿，乞乞科夫断定此人准是个管家婆。
“喂，老妈妈，老爷呢？”他走下马车说。
“没在家，”管家婆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等了一小会儿，又问道：“您找他要做什么？”
“有事。”
“那进屋吧！”管家婆说着，转过身去，乞乞科夫看到她后背上沾满了面粉，下摆上撕了一个大口子。乞乞科夫走进宽敞而昏暗的弄堂，感到像置身冰窖一样寒冷。穿过弄堂走进一间屋子，这屋子也是昏暗的，只有门下边的一个大缝子透进一点光线算是让这间屋子有了点儿光亮。他又开了扇门，才最后走到了光亮的地方，眼前的杂乱景象让他又感到一阵吃惊。看起来这家的人好像是在准备刷地板，所以把全部的家具都扔到这里来了。一张桌子上竟然放着一把断腿的椅子，破椅子旁边是一架座钟，钟摆早已停止了摆动，上边甚至已经结了蛛网。在桌子的旁边，侧面靠墙放着一个柜橱，里面摆着古式银器，几只长颈玻璃酒瓶和中国瓷器。一张螺钿写字台，好些地方螺钿已经脱落，留下一些露着黄色胶渍的槽痕。写字台上面的东西五花八门：一摞写得密密麻麻的纸片，——上面压着一个已经发绿了的、卵形把手的大理石镇纸，一本红色书脊的皮面古书，一个从圈椅上掉下来的断扶手，一个已经干枯成榛子大小的柠檬，一只装着什么液体、里面浮着三只苍蝇、上面盖着个信封的杯子，一片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破布，一块封蜡，两支墨水斑渍、干得像得了肺病似的鹅毛笔，一根霉黄的牙签——或许这家主人在法国人一八一二年入侵莫斯科以前用它剔过牙。
墙上挨得紧紧地胡乱挂着几幅画：有一幅发黄了的长条版画，画的不知是那一场大战，上边有巨大的战鼓，戴三角帽呐喊的士兵和淹在水里的战马，版画安在一个红木镜框里，没有装玻璃，镜框上嵌着一些细铜花纹，四角镶着铜圈。旁边挂着一幅已经发乌了的大油画，足有半堵墙那么大，画的是水果、花卉、野猪头、切开的西瓜和一只倒悬的鸭子。天花板正中挂着一个用粗麻布袋子罩着的枝形烛架，上面落满了灰尘，很像一只蚕茧。屋子旮旯地板上是一堆粗糙的、没有资格躺到桌子上的东西。这堆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就难以细究了，因为上面落了厚厚的尘土，只要碰上去，任何一只手就会变得跟戴上手套一样；能够看清楚的是半截木头和一只旧靴底，因为它们探出了头。如果不是桌子上放着的一顶破旧的老式睡帽，无论如何也不能确定这间屋子里还住着活人。在他观察这些怪诞的摆设时，侧门打开了，他在院里遇到的那个管家婆进来了。不过这次他看清楚了，这与其说是位管家婆，倒不如说是管家：管家婆是不会刮胡子的，然而此人是刮了胡子的，只是看来刮得并不勤，他的整个下巴和两腮的下半部就像马厩里刷马毛用的铁刷子。乞乞科夫脸上现出疑问的表情，焦急地等着管家开口。那管家也在等着乞乞科夫先开口。乞乞科夫对这种莫明其妙的接待难以忍受，终于下决心问了一句：“主人呢？在自己屋里吗？”
管家说：“主人就在这里。”
“在哪儿呢？”乞乞科夫又说了一句。
“先生，您瞎了还是怎么了？”管家说，“哎呀！我就是主人嘛！”
听了这话，我们的主人公不由得后退了几步，仔细瞪起他来。形形色色的人，他见过不少，甚至我和读者永远也不会见到的人他也见过，但这样的人他还没有见过。这人长的并不特别，脸跟许多清瘦的老先生的脸一样，只是下巴向前伸得特别长，使得他每次吐痰时必须先用手帕遮住，以免痰落到那上面去。两只小眼睛还没有失去光泽，在高高的眉毛下边滴溜溜直转，很像一只老鼠从黑糊糊的洞口探出头来，警惕地竖着耳朵，摆动着胡须，留神察看有没有一只猫或者一个淘气的孩子藏在那里，并且嗅着空气，看有没有可疑的味道。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那身装束：不管花多大的力气，用什么方法，你也不会知道他那件睡袍罩衫是用什么东西拼凑起来的：两个袖子和前襟沾满油污，乌黑闪亮，像做靴筒用的上等皮子。衣服的后身下摆原本都分成两片，他的却是四片，还往外掉着棉花。他脖子上围的也很难分辨出是一件什么东西：像一只长统袜，又像是肚兜或者吊袜带，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条领带。总之，如果乞乞科夫在教堂门口遇到这种打扮的人，准会施舍他一个铜板。我们的这位先生有一个颇值得称道的优点，那就是他的心肠很软，无论如何也要给乞丐一个铜板。但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地主不是乞丐。这个地主还有一千多个农奴，谁不信可以试试看能否找到另一个人拥有这么多的谷物、面粉和粮食垛，能在库房、粮仓和栈房里堆满这么多布匹、呢绒、生熟羊皮和各种鱼干、蔬菜。他的工具房贮存了各种木料和那么多从来不用的器皿，谁要是去看一眼，准会觉得自己是走进了莫斯科的木器市场——那里每天都有一些会过日子的三姑六婆们由厨娘跟随着去购置日用器皿，榫合的、车光的、编织的、油漆的，各种器皿应有尽有；敞口矮木桶、封口圆木桶，双耳木桶，带盖木桶，有嘴无嘴的木壶，篮子，婆媳们捻绳时放麻团和杂物的笸箩，用薄薄的白杨树皮做成的各种盒子，桦树皮做成的木盖木底的小圆筒以及穷富俄罗斯人都要用的各种器皿，堆积如山。在人们看来普柳什金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用呢？哪怕有两个眼前这么大的庄园，他一辈子也用不完，——但是他仍然嫌少。他每天都要在村子里转悠，眼睛不断地瞄着路边桥下，不管看到什么——旧鞋底也好，娘儿们的破布也好，瓦片也好，锈钉也好，他都要拿回家去，扔进乞乞科夫看到的那个墙角里的破烂堆。那些庄稼汉们一看到他走出家门就说：“清道夫又出来扫大街啦！”街道在他走过之后的确不用再扫了。一次一个过路的军官丢了一根马刺，那马刺转眼间就进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个破烂堆。要是有个婆娘一不小心把水桶忘到井边，他也会把水桶提走。要是哪个庄稼汉当场看到了，他会放下东西，也并不争辩；但是不管什么只要一落进他那破烂堆里，那就一切都晚了：他会对天发誓，说那东西是他的，是某年某日从谁的手里买来的，要不就是他的祖父留给他的。在自己的屋里他也是见到什么捡什么，一个纸片，一块封蜡，一根羽毛都要捡起来，堆到写字台或者窗台上。
可是当年他也不过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当家人啊！那个时候他有妻室儿女，邻居们常常到他里家来好好地吃上一顿，跟他探讨治家之道。一切都充满生机、有节奏地运行着：制毡厂、水磨在开动，呢绒厂、纺纱厂、木工房在生产。主人的目光锐利而明察秋毫，面面俱到；他就像一只勤劳的蜘蛛，忙碌而麻利地奔波在家业这张蛛网上。他的脸上从来没有流露过强烈的表情，但是那双眼睛里却深藏着智慧。客人都很乐意倾听他的评论；他言语诙谐，并深谙人情世故。好客而健谈的主妇的名声远近皆知。两个可爱的姑娘常常跑出来欢迎客人，她们就像两只娇艳的玫瑰，都有着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他的儿子——一个活泼的孩子——也跟着跑出来亲吻客人，并不理会客人为此是否开心。那时家里的窗户全是开着的。阁楼上住着来自法国的家庭教师，他枪法很准，脸刮得很光亮：他经常会带回几只乌鸡或野鸭来为午饭佐餐，有时也会拿回一些麻雀蛋，让厨房单独为自己摊一张雀蛋饼，因为家里再没有人会吃它了。阁楼上还住着他的一位女同胞，是两个姑娘的家庭教师。主人到餐厅吃饭的时候总是身着常礼服，尽管有一些旧，却很整洁，没有什么打补丁的地方。两个衣肘也是完好的：可是善良的主妇去了天国；一部分钥匙和随之而来的家务琐事便转到了他的身上。普柳什金变得更加坐卧不宁了，也像所有鳏夫那样爱犯疑心病，越来越吝啬了。对长女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他不能充分信任了，这样倒是做对了，因为她不久就跟一个只有上帝才知道是哪个骑兵团的一个上尉私奔了，并很快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农村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她知道父亲不喜欢军官，——普柳什金有一个奇怪的偏见，他认为军人全都是赌棍败家子。父亲并未费神去寻找她，只是诅咒她一番。家里显得更加空旷了。主人身上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吝啬的特点来。粗硬的黑发中生发出了银丝，而银丝是吝啬的忠实伴侣，它更助长了吝啬的成长。法国教师被辞退了，因为儿子到了做事的年龄。法国女人也被赶走了，因为后来他发现在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被上尉拐走的事件中，她事先并非完全不知情。儿子呢，按照父亲的意愿是，应该到省城的官衙要谋个好差事，但他却进了军团，手续都办妥了之后，才给父亲来信要钱买军装。正像俗语所说那样，儿子碰了一鼻子灰，这是极其正常的。最后，留在身边的小女儿也死了，老头子因此开始身兼数职，既是看守自己家产的更夫，又是自己家产的所有者和保管人。孤独的生活给吝啬提供了丰盛的养料。大家知道，吝啬就像饿狼一样，胃口越吃越大。人的情感在他身上本来就所剩不多，现在更是日渐稀少了；这个老朽不堪的家伙身上每天都要失去一些人的情感。正好这个时候仿佛为了验证他对军人的看法似的，他的儿子又玩牌输了个精光。身为父亲的他心口如一地大骂了儿子一顿，之后就再也不想知道他儿子是否还活在世上了。他家的窗户每年都要钉死一些，最后只留下两个窗户没有钉，其中一个——读者已经看到了——是糊着糖纸的。他家业的主要部分每年都会从他眼里消失，他已经目光短浅到只看到他在屋里捡起来的鹅毛和纸片。他对前来的商人越来越不肯通融，商人们跟他谈农产品讲价钱，也是这样，最后他们干脆不来了，说他是个鬼，并而不是人。干草和粮食烂了，草垛和庄稼垛变成了纯粹的粪堆，上面都能种白菜；地窖里的面粉硬得像石头，要用斧子才能砍开；粗麻布、呢绒和家织布呢，碰也不能碰了——一碰就成灰了。他自己也慢慢忘掉了他有多少什么东西，只记得橱柜的什么地方放着玻璃瓶，里面还剩了一些什么酒，并且在瓶上做了记号，以防有人偷喝，再就是还记得什么地方放着一根鹅毛或者一块封蜡。当然租赋的数量却一成不变：农夫该交多少代役租还交多少，女织工该交多少匹麻布还交多少，农妇该交多少坚果还交多少——收来的东西全都堆到仓房里，最后变成了烂泥或破烂，他自己也最后也变成了人类身上的一块破烂。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带着小儿子回来过两次，想看看是否能弄点儿什么回去。看来，和骑兵上尉一起过的军旅生涯并不是婚前想象的那么吸引人。普柳什金或许原谅了她，还把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纽扣拿给小外孙玩了一会儿，但是钱却一点儿没给。第二次，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带来了两个孩子，还给他带来一件新睡衣和一个当茶点吃的奶油甜面包，——因为老爹身上那件不仅使她羞愧，简直令她难堪了。普柳什金对两个外孙非常疼爱，把他们抱在怀里，让一个骑在右腿上另一个骑在左腿上，用腿扶着他们，使他们像骑在马上一样。睡袍和奶油面包他收下了，可对女儿仍是一毛不拔。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就这样空着双手回去了。
站在乞乞科夫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主！大概说起来，这种人在俄国很少见的：俄国人更习惯大手大脚。要是同邻居一对比，他就显得更加突出。他的邻居恰好是一个喜欢用俄国式的豪放和阔气大宴宾客的地主，就像俗语说的那样挥金如土。过路的生人看到他这位邻居的宅邸就会吃惊地停下来，百思不得其解：愚昧的小农户堆里怎么会有一位有封邑的王子的府第呢。看，那宫殿一样的白色石造宅邸，房子上的望楼、烟囱风向标不胜计数，四处围绕着成片的厢房和供来客下榻的各种房舍，一切应有尽有！家里能举办大型的舞会，可以演戏；花园里彻夜灯火，欢声震天。半个省的人身着盛装华服在树下游乐。一根树枝从浓密的绿荫中生动地伸出来，被人造的光明照耀着，失掉了鲜绿的颜色；头上的夜空被映衬得更加昏暗，更加威严可怕，庄重的树冠似乎对下边照耀着它根部的光彩耀目的灯火颇感烦恼，便沙沙地摇动起树叶，伸展向那沉醉的黑暗深处；但这个时候没有谁对这种强自支撑的光华感到奇怪和寒心。普柳什金沉默地站在那里已经有几分钟了，而乞乞科夫呢，只顾着关注主人的模样和室内的景象，也没有说话。他想了半天，也没能想出用什么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来意。他本想这样表达，说他久仰普柳什金的善良和与美德，认为有必要来亲听教诲，但他立即想到：这样说有些太言过其实了。他又看了屋里的摆设一眼，觉得“美德”和“善良”换成“节俭”和“条理清晰”更好一些，因而就把说的话改动了一番，说他久仰普柳什金持家有方、节俭出众，认为有必要来当面请教，表达敬意。当然也还可以有更好的理由，可乞乞科夫一时并没有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