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原先发表于德文版《国民经济和社会政策杂志》，新编号第1卷，197~206页。汉斯·辛格把它译成英文。辛格原是熊彼特在波恩大学的学生，现在是联合国经济组的代理组长。——原注
（1840—1921）
一个理论就其本身来说是否可以被看做具有决定意义，或它的成立是否不得不以其他很多附带论证的支持为前提，是衡量它是否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理论的严格标准。同样地，一个人的生平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是否其本身就标志着伟大的意义，或者仅仅是由许许多多零星小成就拼凑而成，也是测验一个人事业是否成功的严格标准。门格尔是能够通过工作中所获得的决定性成就来创造科学史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名字将与引起整个经济理论界革命的权威性理论联系在一起。在评价他时，人们想到的也许是他与众不同的、可爱却令人尊敬的性格，也许会列举他的科学成就，又或者赞扬他的诲人不倦和极高的学术造诣，但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于他在学术界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给门格尔写传记的人，将把这一切资料集合起来，描绘出一幅个性强烈而富有吸引力的图画。这幅图画的意义来自于他的一项伟大成就，不需再借助其他细节来为它增添光彩。
在退休之后的20年时间中，门格尔依然孜孜不倦地投身学术研究工作，之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他不断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并乐在其中。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讨论他毕生从事的能够被纳入经济科学史的一部分事业。他的作品的确是令人赞叹的，门格尔献身科学的品格能够从中得到充分体现。自16世纪以来，由于对现实的怀疑，以及实际政策的需要，一个小规模的研究经济问题的基金会发展起来了。至此，货币及经济政策问题超越了领地的界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在个体经济及自由贸易的影响下，各种小册子及书籍相继问世。这些小册子和书籍的著者往往更倾向于解决当时的实际经济问题，而非思考基本的问题。18世纪时，出现了一种统一的科学，这一科学具有自己的学派、成果、争论、教科书梗概和学术专家。这便是经济学形成之初的混沌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人物的时代。而分析和专业化的时期则紧随其后，英国古典学派在这一领域里占统治地位。这一领域与我们紧密相关，因为门格尔的成就在这一领域之内，李嘉图也在这一时期里留下了自己的姓名的烙印。在这一过程里，一种紧凑严密的学说体系得以发展，它广泛强调科学的准确性，至此纯粹经济理论已经产生。
然而，人们永远也不会清楚，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成功后面会紧跟着如此彻底的失败？尽管这一新兴领域的几个学科带头人仍然在努力发展这一学科，并致力于基础理论的研究，但这一学科内部的经济学家已经明显陷入僵局，而且来自外部的普遍不信任、敌意或忽视也日益显现。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部分在于他们所从事的研究本身的缺陷，也就是一些方法在应用上的原始性，对一些理论理解上的肤浅性，还有对研究结果推理的非严密性。但是这一切并非不可挽救，因为这是可以改进的。但没有人着手这种改进工作，没有人对这一新的“理论大厦”的内部结构产生兴趣，因为除了以上原因导致失败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公众意见和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而持反对意见的专家们。新的学派太急于解决实际问题，也太急于加入政党和社会团体之间的争论并试图站在科学有效的这一方。这样，当其拥护的自由主义主张失败时，也就决定了这个新学派的失败。结果，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德国，产生了忠于哲学和历史传统的趋势，以及与社会理论的对抗。以经济和社会政策为幌子的传统理论使得新理论又面临了另一次对抗，通向这一理论的内在结构的道路被封死了，年轻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究竟有什么科学依据及可行性。因此，看上去新理论只不过是模糊历史的一段插曲，或只是为特定时期的经济政策所做的尝试。当然，新理论不可能受到所有专家的一致拥护。各专家也还保留着自己的小理论体系，这是必然的。然而，孤立地从一些事例来看，新理论确实取得了有意义的成就，但总体来说这一领域还处于待开发的状态。在德国，即便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屠能和赫尔曼也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建立在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上的社会理论才不会丧失活力。
伟大的科学总是能够反映不受外力操控的自由意志，对于门格尔来说，这就体现在他毕生对于陈旧的理论观点的鲜明的反对。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更没有任何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他向已经摇摇欲坠的经济理论大厦发起进攻。推动他前进的力量不是对于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史的兴趣，也不是为了对原有的理论添枝加叶，而主要是天生的理论家对于新的知识和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探索的求知欲。一般的研究工作者最多只是在某一特定的问题上取得局部的成就，然而门格尔属于另一类研究工作者，他们总是在试图废除现存的科学体系而去尝试创立全新的理论基石。旧的理论被驳倒了，但原因并不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把它束之高阁，也不是经济和社会政策制定者拒绝它的实际结论。事实上，原因在于认识它的内部固有缺陷的人，在它的基础之上进行钻研，把它变成了某种新的东西。
向更大范围的群体阐述一个理论的基本原理总是困难的，因为一个基本原理的最终阐述总会显得有点多此一举，而一般的阐述总会显得平淡乏味。一个分析家的学术成就不在于他如何熟稔地表述基本原理的内容，而在于知道如何使这一说明更为丰富，如何从这一说明推理出来和这门科学有关的一切问题。如果你告诉人们机械学的基本原理表现在这样一种说明里，即假定一个物体不向任何方向移动，则这个物体是处于均衡状态中，那么作为一个外行人，是很难理解这个理论的用处或这一阐述的知识成就的。因此，当我们说门格尔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其效用的评价时，就应该想到外行人不一定能理解这种阐述的真正价值，甚至连大多数专业经济学家在很多理论问题上也是外行。门格尔理论的评论家们总是说，“根本不会有人完全注意不到主观评论这一事实的客观存在”，再没有比通过提出这样微不足道的说法来反对古典经济学家更不公道的事情了。但对此的回答极其简单：人们可以证明几乎每位古典经济学家都试图以这一认识为出发点进行其课题的研究，然而后来由于无法取得进展而不得不放弃努力，因为他们相信，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中，主观估价已经失去它类似发动机的作用。进而，就像主观评价本身被诟病一样，依据主观评价而建立的需求理论，与客观存在的成本相比，被认为是无用的。甚至在今天，门格尔学派的反对者还会时时声称，主观价值理论充其量只能解释固定数量的消费品的价格，而不能解释其他任何东西。
因此，重要的不在于去发现人们以“效用最大化”为出发点购买、出售、生产什么东西，而是去发现与此完全不同的现象，即能发现这一简单事实和它在人类需求法则之中的根源完全足以解释现代商品经济的所有复杂现象；而且还要能发现与表面现象不尽相同的方面，即在鲁滨逊时代或没有交换经济的时代，人类需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导致这一结论的命题有两个前提：第一个是承认价格形成是经济的特定经济特征——不同于一切其他社会的、历史的和技术的特征；另一个是所有特定的经济事件都可在价值结构原则的范围内被理解。从纯经济观点来看，经济制度只是一个从属于价格的制度体系；一切特殊问题，不管它们被如何称呼，只不过是这个经常重复的同一过程的特殊事例而已，而且所有特定的经济规律都是由价值结构的规律演绎而来的。在门格尔著作的前言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他对这种观点的认可。他的主要目的是发现价格形成的法则。一旦门格尔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成功解决了价格决定问题，并成功地分析了人类的需求及被维塞尔称做“边际效用”的理论之后，经济生活的整个复杂结构立刻变得简单了，而且是不可思议的简单。一切其余需要做的事情只是仔细推敲，并且对一些复杂的细节进行详尽阐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