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现在他眼前的社会经济过程的全景停留在一些像物理学原理一样简单、朴素的原理上。它们也像后者一样，可以扩展成几页的文字叙述，如果必要的话用一页也可以，但是没有谁为这样的说明做很多工作，因为它们的丰富成果，甚至它们的真正含义，只是在像灌木丛一样密集的经验世界的琐事中获得的。由于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缺乏一种共同的意见，所以庞巴维克发现他自己必须向公众提出他所使用的每一种假定和方法，以及他的理论链条中的每一环节；为了扫清障碍以便构建他的理论结构，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他都必须进行战斗。而且，这一体系包括许多容易混淆的而且很容易就会引起争论的观点，特别是与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利息和利润问题——有关的观点。对他来说，除了需要加强他从门格尔那里所继承的基本原理以外，还需要排除二十多个关于利息理论的论述，这一做法不仅对他自己争取群众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可以证明这些论述是错误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这也是他的实证理论的前提条件。
即使是最简单的基本概念也颇具难点。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来说，各种定义是次要的东西。各种新的见解的产生最初总是简单的，它们是突然出现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或怎样到这里来的。只是在应用它们时，定义才会成为必要。当然，在描述这些见解时也是需要它们的定义的。庞巴维克把自己卷入后一项任务，参加了历时已久的关于有价物品概念的争论。他的第一部著作《从国民经济财富理论的观点来看权利和关系》（因斯布鲁克，1881年），研究了这一问题。他以其特有的审慎而明晰的思路解决了这一问题之后，勇敢地面对了两项最重要的任务，它们先于他的体系的实际构造而存在。任何经济学体系的基本解释性原理始终是关于价值的理论。经济理论涉及的事实是以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价值不仅是经济宇宙的原动力，也是使这个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具有可比性和可度量性的形式。理论家关于经济世界的看法决定于他关于价值现象的看法——在这里，一个坚固的基础是基本的。第二个准备任务是与利息和利润理论有关的：多余的枝蔓应该首先去除掉，同时需要向人们指明，这里存在一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关于这两项任务中的第一项，问题的关键是要保卫和阐明门格尔的学说。于是，1886年，他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论文，对价值理论做了精当的说明（《经济财物价值理论纲要》），这一成果必将与我们的学科共存亡。通过这一阐述，他为他的实证理论铺平了道路，并在理论经济学新的奠基人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名字和边际效用理论就紧密地联系了在一起，因而他的信徒和反对者都开始说到“庞巴维克的价值理论”。在这些论文里，他实际上已使这一理论成了他的特色理论，因为任何门徒都不能写出这样的理论来。它们的原始贡献非常多，我只提两点。他给予价格理论以特定的奥地利形式——和门格尔的理论在这一领域的其他部分所表现的形式截然不同。此外，对外界的责难，他采取了独特的解决方法，不同于维塞尔，这一点以后再提及。
庞巴维克始终是主观价值论的警惕而有权威的保护者，他多次进行过关于它的争辩。这件事也是他的生平事业中的一部分，否则在基础上，他的生平事业是不稳固的，在具体内容上也是不完全的。而这只是他的个性的合乎逻辑的产物，他不能忍受任何没有经过反复推敲和证实的论点持续存在。他觉得必须不断重新进行研究来消除每一个可能的理论上的疑点。没有哪个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会津津有味地反复讨论那些已经得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掌握有关这一成就的资料，我们将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它在经济学文献中是无与伦比的，它是名副其实的分析工具的“兵器库”。
当《经济财物价值理论纲要》问世时，建立作者的声誉就成为第二项准备工作了。这一作品是作为他的主要著作《资本和资本利息》的第1卷出版的，题为《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判》此书的英译本题为《资本与利息》，中译本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根据英译本译出的，因此也题为《资本与利息》。——译者注。这是经济学里最伟大的一部批判性的著作。它一经出版就得到了广泛重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同行的毫不掩饰的称赞和喝彩，与被这部书的深刻思想所深深影响的人向它表达的无言的敬重相比较，就越来越显得无足轻重了。这部作品是创造性分析的不朽著作，是我们的科学道路上的里程碑，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利息理论的批评，其每部分都是理论精华，每部分都是无与伦比的精雕细刻的艺术品。这部作品既没有描述每个理论产生时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也没有任何哲学的装饰或借由概括性的统称所做的解释说明。即使关于它的中心问题的思想史也处于次要地位。作者只从多项可以进行的工作中选取了一项：他集中于一个又一个的利息理论，对每一个只考虑它的基本内容。他卓越而完善地、重新有系统地对每一个内容进行了重新阐述，坚定地评价了它的实质，而且只使用了几个简单但具有决定作用的论据。他以最小的努力，遵循最简捷的路线，并以最美妙的体裁处理了一个又一个理论。他在细致地揭露错误的原因之后，继续在他的道路上前进，不少说一句话，也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人们能够从它那里更好地学习如何牢固地掌握主要内容和如何抛开没有关联的内容，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书可以与之媲美。
在经过极其系统的和细致的准备工作之后，《资本实证论》就作为《资本和资本利息》的第2卷出版了（序言的日期是1888年11月；出版于1889年，威廉·斯马特的英译本出版于1891年）。也许从书名来看它的内容是比较狭窄的，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是对经济过程的全面分析，是他生平的杰作，是经过不懈努力后的最具个人特色的成果。不管后世的人们对他的思想体系中的个别环节持有何种态度，他们都不得不欣赏这一伟大的构思并赞赏整部著作表现出来的锐气。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可以肯定：要想攀登经济学的最高峰，这种努力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成就实际上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在那里只能看到零星几座平齐的峰顶。我总觉得必须把庞巴维克和马克思进行比较。这看起来也许有点奇怪，但也只是因为马克思的名字总是被高涨的政治热情所围绕，而且他的体系由于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而显得灵动而深刻。马克思的名字和社会运动及相关的用语是分不开的，这显示出他是什么样的人，并使他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更深远、更广泛的影响，但这也模糊了他的真正的科学成就。这一切都和庞巴维克没有关系。他仅仅是想当一位科学家。在他的园地里，连一片树叶也没有被政治风暴所扰乱。他没有用任何言辞损害他的科学思维，并且他避开了社会学的背景，因为就我们学科的状况而言，这种背景可能会使许多对此有兴趣的人安于艰辛的脑力劳动。他的作品提供的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讲坛，不是一件装饰品，而是线条和内部结构完美无缺的古典形式——这是放弃了问题表面的任何会把他引入歧途的东西之后的结果。但是尽管马克思和庞巴维克在生活、信念上不同，而且其作品的许多方面也有所不同，可是作为科学家他们彼此的相似之处还是很明显的。首先，他们作为科学家，有着同样的研究对象。其次，他们所遇到的契机及研究所处的学科状况也颇为相似。例如，他们对利息与利润问题的压倒一切的、相似的观点，迫使他们都特别把这一问题作为他们分析社会经济进程的出发点。他们都借鉴别人的观点作为自己分析的基本观念——门格尔之于庞巴维克就像李嘉图之于马克思一样。他们运用相仿的方法工作，并以相仿的步调前进。他们都构建了一个理论大厦，它的富丽堂皇只能用这样的说法来表明：任何批评，无论它们对具体研究对象的反对如何有效，都无法从整体上贬低这个理论体系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但是《资本实证论》的关键部分给学术界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深，即对这部著作的初步印象没有对其批判部分的印象那么深。这部著作只是慢慢地在经济思想的土壤上扎下根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像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这样强有力的有机整体，对它的内部结构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才能充分理解；它对非理论家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对行家里手，则促使其深入一个全新的思想领域，尤其是在1889年。由于这个原因，它的起步阶段是十分艰难的。即使在今天，许多赞扬他的人仍然把它排列在次于他的其他作品的位置，特别是次于《历史与批判》；而这一领域中许多专家的评论都纠缠于并非居于主要地位的细枝末节上。无论如何，虽然这部著作的伟大性即便到今天也没有被充分认识，但它无疑已经成为一部权威著作。任何打算进行理论工作的人都不能避开它。它是属于所有理论家的工具箱里必不可缺的东西，并且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有独创性贡献的著作中最成功的一部。
该书的第2版（1902年）没有对第1版进行任何修订。但是在1904—1909年期间，庞巴维克全力以赴地对全书进行了“从头至尾地修订和更新”。他在“五年的艰辛工作”之后，检查了他的体系的“每个部分”（参阅第3版序言），再次把它展现于公众面前，而且保留了书中所表达的基本原理。然而，这一版乃是一本新书：只有很少几篇完全未做修订，几乎所有各篇都增加了内容，而且有许多重要的增补。另外，几年的自我批评使他想更透彻地讨论许多问题，甚至比在正文中能做的改动还要多。这样，除了两个附录以外，他还增加了12个“补论”。虽然它们原来都是正文和批判注释的扩充，但其中许多是独立的专论。它们使这本书成为经济理论的一个纲领，并且也许可以这样说：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和态度去完成自己毕生的事业的。
然而，有一个属于结尾的部分没有被加入该书中，尽管他对此做了长时间的计划。他在他的最后一篇论文《是权利还是经济法则》里向我们呈现了这个部分。他常常碰到这种口号：一般的经济过程，特别是社会产品的分配，不是由纯粹的经济价值现象所决定，而是由阶级的社会力量所决定的。虽然这只是一个口号，但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在我们的领域中，我们不能低估口号的力量。而且，这里确实存在一个真正的问题，要想保证他的体系的牢固，他对这一问题就必须有自己的主张。这一点他做到了，同时还分析了工资理论的重要问题。对我们来说，这篇文章之所以具有重要性，也是因为它包含了许多关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的诸多暗示，包含了对不计其数的细节问题的提示，这种细节的轮廓到目前为止已经在有关遥远将来的朦胧憧憬中展现出来了。
还有一篇文章属于这一完整的工作计划之内，除此之外只有几种出版物在下文将要提及。这篇文章的内在意义在于说明庞巴维克的科研成就可以和马克思的科研成就相媲美。这就是他在《资本论》第3卷问世之后以“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为题发表的对马克思的批评，收录在为纪念马克思而出版的纪念文集中，作为纪念马克思的一部论文集（柏林，1895年；俄译本，圣彼得堡，1897年；英译本，伦敦，1898年）中的一篇文章发表的。马克思有无数的批评者和拥护者——几乎比任何其他理论家都多，如今，庞巴维克的批评者与辩护者也许在数量上与之相当，但其中大多数人都只是因一两点不足之处而感到困惑。他们的任何一种主要兴趣都不在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核心上，而且他们总是躲到那些与这一核心的观点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中去，如历史的、政治的、哲学的及其他问题；或者他们还不能完全胜任批评这位著者和他的作品的工作。这就是庞巴维克的批评之所以显得更重要的原因：它抓住了核心并且只谈论核心问题，而且每一行文字都体现着一位大师的匠心。从被批评的对象的伟大可以衡量评论者的伟大性。这就是这篇评论在庞巴维克的全部著作中居于突出地位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就马克思体系的理论内容来说，它永远可以被称为典型的评论的原因。但是我不能对此做进一步详尽的叙述了。
三
如果我们根据奥斯特瓦尔德的分类法，庞巴维克必将被称为典型的“古典作家”。这完全符合他的写作风格——直截了当、朴实无华、审慎含蓄。作者让他论述的对象说话，而不让他本人的激情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他的作品在文学形式上不容置疑的强大的美学感染力正在于此——它注重基础观念的逻辑形式，准确却毫不夸张。但同时他的文体又极具个人风格，他的任何一个句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出现，都可以被识别出来，因为他的文字构造总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他的句子——它们就像一块块被切割得十分精美的大理石——往往是比较长的，但都是有条不紊的。官方和行政用语对他的影响也在他的作品中有所流露，甚至还有司法的文体和用词。但这无伤大雅。正相反，它表明官方语言在风格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只要运用得当，还是颇有成效的。他说明问题的表达方式和“火候”总是恰到好处：在展开一种论证时周密、冷静、充满热情，在决定性的段落和总结概述部分语言尖锐。作者不愿使其评论在结构上含混不清，因此他将各个段落间的界限都明显地标示出来。作品中没有文字游戏，也极少有他在私人接触中常常喜欢说的那种打趣式的俏皮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爱打趣”更好的词来描述它了。而在最严格的范围内，他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屡屡收到修辞的效果，他善于避免使用那种老生常谈的辞令，总是能创造出令人难忘的字眼儿或词句。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