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几句话就足以说明他的方法论的特点。他的工作方法在他得心应手的使用中显示出了超凡的力量。这一方法是由他所论述问题的性质和他的个人倾向所决定的。他的问题是描述那些表现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国家的任何经济制度里的最一般的法则，这类法则之所以无时无处不存在，是出于经济行为的本质和决定这种行为的客观需要。因此，这一问题所要求的任务主要是分析性的。也就是说，这里提出的不再是什么搜集事实的特殊任务——经验表明，经济生活的有关基本事实，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实践经验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并且它们到处重复出现着，至多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无论如何，搜集材料的工作与动脑消化这些材料并揭示其所包含的意义相比，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由于我们所感兴趣的经验的因素在心理上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很多问题是抽象并且不相关联的，所以这项工作还不能完全取消。这样得出的理论的确是抽象的，正如任何理论一样，是由许多假定把它和眼前的现实分隔开的；但它像物理学上的理论一样，是唯实的、经验式的。自然，当问题涉及这一理论的应用或具体、详细的调查研究时，系统搜集的新的真实材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因为庞巴维克的问题是描述经济过程的内在逻辑的整体轮廓，并且因为他既不从事应用这种理论，也不关心详细的经验式的调查研究，所以他的方法是理论分析的方法，是真正的思维的方法。他个人的方向也正是通过这一点得以表现的。
他的兴趣在于问题及其结论而不在于方法的讨论。作为一位天生的科学家，在对待每一个实例中的每一组问题时，那种出于方法论上的需要而写的专题论文自然是不合他的口味的。因此，关于方法问题，他只是偶尔地写一些东西。他的见解的精华是在主题上，可以说在他研究方法论的最初两个地方所表明的，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意见毫无疑问是：“对方法问题写一点儿或毫不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以更多的精力去运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参阅：（a）《实证论》第1版序言；（b）《谈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文学史》。——原注他在当选为社会学国际协会的主席时，在第3本著作中对这一协会成员中的一些法国社会学家，提出了方法论方面的告诫。这些言论发表于法文版的《社会学国际评论》（第20年度，1912年）里，题为《关于一个老问题的几点不太新的意见》。这篇文章语言优美，表达方式冷静而诚恳。这篇文章在其他方面也值得注意，尤其是它的很有分量的、极为恰当的警句——如果社会学不能很快找到自己的李嘉图，那它必然会产生自己的“傅里叶”。最后，在增添到《资本实证论》的第3版里面的《价格理论的任务》中，还有关于方法论的一节。在这一节中，他与那些否定一般价值理论可能性的德国理论家展开了争论。
这一切著作都有确定的防御性的目的：它们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写出来的，同时，庞巴维克也不打算使它们成为认识论的调查研究。一位主要关心于结论的人是不会有时间做这些事情的。附带说一句，他没有尝试去精心设计这样的表达方式与表现形式——对其他学者来说，这是一桩乐事——这可以由他对我们学科的历史态度得到解释。他是这一领域里的一些拓荒者之一，对他来说只有问题的本质是他所关心的，他能够并且一定会把“精雕细刻的工作”留给后来的人。他是一位建筑设计师，而不是内部装潢师；他是科学的开拓者，但不是沙龙科学家。因此，他对一个人究竟是能真正说出原因和结果，还是只能说出函数的关系，并不十分关心。因此，严格地讲起来人们用绝对小所描述的数量，他会用相对小来表达。因此，他使用“边际效用”这一名词，既用以指一种微分系数，也用以指这一系数和一种数量因素的乘积。因此，他未能详尽透彻地确定出效用函数的形式特征，这也使得他的边际效用理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并且因此，他的价格理论和洛桑学派学者的价格理论比起来，就像是将一个古老的人物和路易十五的朝廷大臣相比较一样。关于函数形式的假定，他是通过列表以数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这一切实际上都无关紧要。将来的人会进行必要的雕琢。对他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乃是那些基本原则，在他个人走过的道路上，他对这些原则的论述、发挥，比他在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出色、更有成效。他的价值理论至今仍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好的理论，它最恰当地解决了一切根本性问题和所有的基本困难。
在这方面，他对社会学的态度更具特色。其原因一部分出于开发新领地的需要，一部分是因为这一方面的困难最小，经济学家仍蜂拥到这一领域里来，而这种科学界的“抽血”现象说明了德国经济学中的许多问题。庞巴维克没有被卷入这一潮流当中，他只想当一位经济学家，其他的事都显得无足轻重。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当他看到一些兄弟学科（它们在方法上和内容上的水平远在经济学之下，就像经济学远在自然科学之下一样）从经济学方面抢去如此多的人力，并且带来了充斥于那些缺乏专家所认为的训练极好的团体的科学里的报纸杂志写作风格时，他对经济学的发展感到了担心。他过于认真了，以致不能理解在上述情况的刺激下也能带来充分的补偿，因为这些刺激能影响的也只有经济学领域。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于他那个时代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学学派来说，他始终是个局外人。他很清楚，任何严肃对待真正成就的人，必须把他自己局限于狭窄的领域里，承担公众说他只是一位专家的非难，而不能意志薄弱地、神经质地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
写到这里，正好提及一个事实：他几乎从不参与讨论当代的时事问题。他对任何政治立场都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的作品不属于任何党派。在实际工作上，他研究了许多时事问题，处理了许多大的实际问题。但据我所知，作为一位科学家，他对“时政”问题只写过一次（《我们的消极的贸易平衡》，于1914年1月6日、8日和9日在《新自由论坛》上分3次发表）。通过这一论文，他表明了自己是进行这方面辩论的专家。“货币流动的威胁在多数情况下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即使微乎其微）是现实的货币流动所必然产生的。”“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就必须做到贸易收支平衡，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途径”。“据说——也许这是真实的——在这个国家有许多平民入不敷出。不过这是必然的，因为在某些时候，我们有相当多的公共部门也入不敷出。”“金融政策连同我们在内都是政治的替罪羊。”……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作者如果不是对这个论题十分关心或了如指掌，那他就是从事这项工作的最伟大的天才。然而，他始终不参加时事问题的讨论——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讨论是受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支配的，而且要受读者水平的限制，经受不了较长的论证、较深入的研究和较精细的方法。它们使科学降低到科普性讨论的水平，即降低为经过过去两百年来一直没有变样的论证。这些讨论针对的是“瞬时生产”，一种和没有机器的经济生产相类似的生产。为了快速进行这种讨论，理论家都放弃了休息的时间，放弃了安心进行真正研究工作的时间——这些讨论充其量只是现有知识的应用。但它们是迷人的，并且经常由于政治热情的高温而闪闪发光，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花费了自己的全部时间，而另外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则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致力于这种讨论上。这是我们领域中的事情之所以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庞巴维克是为将来的若干世纪工作的——现在看来仿佛是“玩智力游戏”的工作，也许有希望产生实际的成果——而且他知道，这就是他的职责，从而不为一切诱惑所动，随遇而安，任人评说。
五
根据我们对他的著作的考察，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他的经济学的结构及他的全部成就和主张，可以通过更仔细地研究他的《资本实证论》来加以确述。下面我就做一番尝试。
按照理论经济学这一术语的本来意义，在这部著作中只有少数几个理论经济学问题未被纳入。根据我对于它的理解，省略的问题如下。
（1）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过程可以通过一种孤立的经济的模型来加以表明。虽然存在涉及几个经济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理论，但是它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经济过程的本质。因为这一本质是庞巴维克所关心的，他总是用一种孤立经济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研究，这样一来，国际价值理论在他的作品的主体里根本找不到，但是在上面提到的1914年的3篇论文里包括了对这一理论的贡献。
（2）这几篇文章中还有他对货币问题的几个短评中的一个，即关于数量理论中存在一个“破坏不了的”真理的“核心”的评论。可是，他并没有向我们提出一个货币理论。在击败了早期的金银通货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之后，经济学界在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派的情况下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货币——经济的核算工具——只是一块面纱，它蒙住了一些由来已久的经济过程，但没有影响它们的基本性质。对于这种意见，庞巴维克表示同意。
（3）《资本实证论》也没有专门探究那些在理论上只是价格和分配理论的应用的那些问题（征税的影响范围、垄断理论、政治干预分配过程的理论等）。但《是权力还是经济法则》这篇文章——包括了对什么样的罢工能够持续地提高实际工资水平的调查研究——则是这种类型的研究。同时，应当指出：这篇文章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尝试，代表了奥地利学派最初的成就之一，是进行此类研究的一个范例。
（4）另外，《资本实证论》也没有提到关于经济周期的问题。当我们研究庞巴维克唯一提到这一问题的地方（在关于伯格曼的《国民经济危机理论史》的评论里，载于德文版《国民经济杂志》，1896年）时，就能找到他这么做的原因了：他好像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危机既不是内部生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现象，确切地说，它从原则上讲是经济过程意外失调的后果。
（5）在经济理论体系里有一个舶来品“舶来品”原指通过航船从国外进口来的物品，后引申为国外的东西，即从外国传入本国的意识、物品、语言等。——译者注，它从重农主义时期以来一直在流传，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问题”。当然，在《资本实证论》里，或在庞巴维克的任何其他作品里，都没有提及这一问题。但是人们看到以下这一点也许会产生兴趣：当在《是权力还是经济法则》一文中附带提到这个问题时，庞巴维克不言而喻地将自己摆进了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行列。
但是除了这些情况之外，正如已经指出的，《资本实证论》是经济理论的整个领域的说明。价值、价格和分配是起导航灯塔作用的三座尖峰，其余所有的东西都围绕在它们的周围，尤其是资本的理论。
社会学的结构只是一种暗示，庞巴维克再三重复说他只研究经济过程的内在逻辑。可是他相信，他所关心的那些基本要素是如此重要而有力，以致在任何现实场合中都可以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关于这些因素的确切的界限问题，如阶级结构及其经济功能的问题，种族差别的影响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深深扎根的推理演算的起源问题，市场现象的起源和社会心理问题——这一切在他的研究中都涉及不到，因为这对他来说只会是与主要理论相脱离的。这样，我们会发现，某一经济的各种要素都被简单地分类，列入工人、地主、资本家及企业家的范畴中，分类的依据仅仅是他们各自的经济功能。由于忽略了这些人的各种超经济关系，所以对于这一调查研究来说，人的实体意义仅仅在于他们是工人、资本家、地主和企业家——他们的重要性仅是由于（如果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其各自身份的逻辑关系的典型代表。
首先，工人和地主是以通过占有以他们的名称所表示的那种生产要素，以及他们的经济功能为主要特征的。如果不想让分配理论遭到误解，这一点必须着重指出：归根结底，从分配过程中得到最终收入的不是工人，并且同样地，也不是地主——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而是劳动和土地本身。因此，借用庞巴维克在他最后的作品中以赞许的口吻提到的美国式说法，问题的焦点是“功能的”而不是“个人的”分配。如果试图在他的作品中寻找为这种收入分配“做辩解”的倾向，那将会大错特错。
工人和地主依靠由他们的生产资料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维持生活。但是他们不是依靠在任何特定时期他们正在生产着的东西维持生活的——他们当前的产品当然还没有达到可以消费的阶段——而是依靠以前一些时候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维持生活的。供应这一生活资料的储备是资本家的功能——这样，工人和地主可以说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依靠资本家给他们提供的产品维持生活。这一点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工人和地主，同时也适用于原始的掘树根人和猎人。企业家的形象在庞巴维克的理论体系中并不突出。企业家作为经理人和投机者的功能的确曾被提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出现乃是由于他经常具有但并非必然具有的那些特征，即以自己的资本来经营的资本家、企业家的特征。
像庞巴维克所想象的那样，虽然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要特点，现在已经可以详细地勾画出来了，但是资本的作用则需要更密切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