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1926）
1926年2月20日，德国第三政治经济学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克纳普教授永远地离开了德国科学界——第一时代是“理财学”时代，它的最出名的人物是赛肯道夫和朱斯提；第二时代和英国的古典时期相同，登峰造极于屠能和赫尔曼的那些作品，他们是“社会政治学”和“历史方法”的优秀代表人物。乔治·弗雷德里克·克纳普在许多方面和施穆勒、瓦格纳、布赫、布伦坦诺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相同，但他和他们一起将永远与第三时代的一切优点和一些缺点联系在一起。
对于他的平淡无奇的一生，不需要长篇累牍的描述。1842年3月7日，他出生于吉森，其父亲是一位教授、一本极其成功的工艺学教科书的著者。他在慕尼黑、柏林和阿廷根学习，努力锻炼成为一位统计家。在他那个时代，他在数学方面的造诣是非常出众的。1867年，他当上了莱比锡市政府统计局局长。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由于他有效地管理了这一机关，所以他得到了应有的赞誉，同时，在他领导下的统计局刊物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也证明他当之无愧。1869年，他当上了莱比锡大学的“特殊”教授——一个与“副教授”不完全相等的名称。1874年，他从那里被调到斯特拉斯堡并晋升为正教授。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实际上还长些，一直到1919年当他必须离开这个已经沦陷为其他国家的城市时候。
无论做什么事情，他总是全神贯注、不屈不挠、坚定不移。因此，追溯他生平工作的概况，比在通常情况下对于具有像他一样丰富思想力的人进行这一工作时要容易得多。一直到1874年，他只是一位统计家，如果我们暂且忽略他的两篇不那么重要的论文，即他关于屠能的博士论文和关于赋税问题的论文。除了在这个领域的实践之外，他还写了很多关于这个课题的理论文章，即便现在也值得仔细研究。只是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使得我们无法想到他的显耀的地位——如果不是一流的话，起码也接近于一流。
但作为一位研究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同时作为一位“制度”情况的经济学家，他的确是伟大的。他在1887年关于普鲁士旧版图下的农民解放和农村劳动者起源所发表的两卷书，是他的杰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标准作品。这些书有助于塑造许多追随者的思想，近乎创立了科学领域中一个特殊的分支，其理由并不在于其运用了任何新的历史方法，也不在于它们掌握了解决特殊问题的材料。在这些方面，克纳普比不上迈岑或汉森这样一些人。但他拥有更高尚、更罕见的品质，这又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他有清晰的（我更愿意说是热情的）卓见，能穿过表层直达事物的核心；他认识到历史的过程和问题，他对于它们的掌握比大多数人对于其周围事物的掌握更为牢固。他把他的历史分析建筑在对于当代事实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像他在1891年发表的《农奴制下与自由制下的土地劳动者》和《土地所有权和骑士采邑》这样一些短论的来源，只有一部分是历史的，另一部分则源于对德国地主及佃农的研究，他们的思想、生活方式至今仍适用。我所努力说明的这种才能和他成为历史学家大有关系；但对于不追寻浪漫和传奇，而只探索历史问题的他，这就是一切。
像农民通过倒茬来保持土地的肥力一样，克纳普在1896年左右搁置了这一工作，又开始研究另一类完全不同的问题。在某些方面，那时他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皇家经济学会赞助之下，最近译成英译本的他的《国家货币理论》，第一次发表于1895年。毫无疑问，这本书把他提高到享有国际声誉的地位。许多门人聚集在它的周围，推崇者和反对者对于这一显著的成功做出了同等的贡献——后者通过愤怒的抨击所做出的贡献不亚于前者的褒奖。而且，与这本书有值得推崇之处——伟大的概念、独立的手法、鲜明的风格——一样，人们不可能否认它在处理经济理论的根本问题方面陷于错误的观点，它对于德国货币科学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它同时告诉人们：无论他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缺点，都不能被无端地嘲讽。因此，这样看来，这本书再次显示了这位伟人的力量：他确信有许多东西难以证实，却常常被这些无法证实所深深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