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成功是顷刻间的事，而且正如我们所知，这一成功是持久的。不利的评论当然很多，但它们也只是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它的成功。一个凯恩斯学派自发形成了，而且不是像一些经济史学家所谓的法国学派、德国学派或意大利学派那样一个广义的学派，而是一个真正的属于社会实体的学派，即一个声称忠实于“一个主子、一个教义”，有着自己的内部圈子，拥有自己的宣传人员和口号，拥有自己的秘密的、公开的交易的社会团体。这还不是全部。在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的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外围的支持者，在支持者之外，又有一批以各种方式自愿地或勉强地吸收凯恩斯分析的一些精神或一些个别论点的追随者。在整个经济学史上只有两个类似的情况——重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赢得来自朋友和敌人的积极的认可，尤其是从每位自己在课上聆听并接受其生动影响的教师那儿得到认可，对《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本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不幸的是，除非冷冰冰的分析从分析家真实或假定的政治暗示那里取得了本来不属于它的温度，否则在经济学界，如此的狂热和随之而来的强烈反对绝不会暴发。因此，让我们来领略一下这本书的思想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多数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激进论者”。但不管怎么说，凯恩斯本人并非如此。那么在他的书里有哪些东西激励了他的追随者，使他们变得激进呢？莱特教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杰出论文中甚至清楚地说：“一个保守党候选人只要大量引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言论，也能引起一场政治运动。”参见赖特的《凯恩斯经济学的未来》，见《美国经济评论》第35卷第3册，第287页。尽管在观点上有些不同，但赖特有益地补充了许多自己的观点，进入空间因素不允许的领域。——原注确实如此，但只有当这一候选人知道如何使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插入语和限制条件时，才会如此。毫无疑问，凯恩斯是一位能干的倡导者，他从来不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可能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凯恩斯的成功正是基于下面的事实：即使在他大胆的向前冲锋中，他也从来不让他的侧翼有隙可乘——他的政策或他的理论的轻率的批评者往往在吃了亏以后才发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凯恩斯的著作中经常看到措辞留有很大变动余地的原因，如“凯恩斯未明确地这样说过”或“凯恩斯没有明确地否定”。纵观《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大多数含糊的说法出现在第18章和第19章。但对所有含蓄说法的可能参考随处可见。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古典体系的逻辑并未真正受到指责。即使是萨伊定律也没有完全被抛弃；甚至为彻底否认趋于平衡储蓄和投资决策的机制的存在及在此机制中利率的作用，货币工资的下降刺激产出的可能性等也未被彻底否定。当然，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第一点的效力和另外两者的存在才会偶尔被认可。因此，批评家们一致处于被判为做“粗糙不实报道”的危险之中，就像针对马尔萨斯的第一篇文章的粗心的批评家，不可避免地在第2版中遇到一系列引用一样——在那里面，其实马尔萨斯对解释马尔萨斯主义有着相当的贡献。但本文不可能深入探讨此问题。在引述的文章中，赖特教授提供了许多有教益的例子。——原注。凯恩斯主义者不去看保留条件，他们只考虑一件事情——对于私人节约的谴责及这一谴责在管理经济和收入不平等方面所具有的含义。
为了了解这意味着什么，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样的事实：作为长期理论发展的结果，储蓄已经逐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理论的最后支柱。实际上，亚当·斯密除这一点而外已经把其他方面论述得差不多了。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他的理论——当然，我只是说他的体系的观念形态方面——它基本上是在劈头盖脸地斥责“懒惰的”地主和贪婪的商人或“雇主”，再加上对于极度吝啬的颂扬。而这在凯恩斯以前始终是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念形态的主旨。马歇尔和庇古都在这个范围内。他们（特别是后者）认为不平等，或现有程度的不平等理所当然是“令人讨厌的”。但他们没有研究这“支柱”就停滞不前了。
许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涉足于教学或研究领域的人，已经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忠诚。其中许多人嗤笑利润动机和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个人成就因素。但只要他们没有全部接受纯粹的社会主义，他们就必须重视储蓄——在他们看来，这是在遭受失去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并且与凯恩斯所谓的经济学家的“下流社会”为伍的惩罚。但凯恩斯打碎了他们的枷锁，进而最后出现了理论的学说，这个学说不仅消灭了个人因素，不仅是可以机械化的（如果它本身不是机械化的话），而且将最终支柱分析打得粉碎；这个学说可能实际上没有被精确地指明，但可以用它解释下列两句话：“打算储蓄的人会毁损实际资本”，而且通过储蓄，“收入的不平等分配是失业的最后原因”毕竟，任何人看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372~373页和第376页，都会确信，凯恩斯实际上离认可这两种说法已非常接近了。一个人为了说明自己实际上没有那么做，就必须像赖特教授那样小心谨慎、事事留心。——原注。这一点就是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实质。这里明确一下，可以看出这一说法不是不适当的。这一点，而且只是这一点，解释了并在某种程度上辩护了凯恩斯对于马歇尔态度的改变。这一改变不是从任何科学根据上可以理解而且无可非议的。
但是虽然吸引人的包装使凯恩斯对科学经济学所做的献礼对许多人来说是更可以接受的，可是它不能把注意力从礼物本身引开。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之前，经济学发展变得日益复杂，越来越不能对简单的问题给予简单的回答。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似乎又把问题简单化了，使得经济学家又能提供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简单建议。但如同李嘉图的经济学一样，它具有足以吸引甚至鼓舞饱经世故者的内容。事实证明，与幼稚的思想观念联系很紧的同样的体系，能令正在崛起的一代经济学家的智囊团满意。他们有些人曾经认为——也许现在仍然认为——“理论”方面的一切其他作品都应当报废。他们尊崇的人是提供给他们定义明确的模型去处理、去批判、去改进的人——是那些尽管其著作不能具体化，但至少应以他们所希望见到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人。
甚至那些在以前就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并且在他们成长年代里没有受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冲击的人，也感觉到一种像微风那样有益健康的影响。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它（《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补充我们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的一些东西。它不会使我们成为凯恩斯主义者，只会使我们成为更好的经济学家。”无论我们同意与否，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凯恩斯成就的实质。特别是，它说明了为什么敌意的批评，尽管在攻击个别假定和命题时是成功的，可是仍然丝毫不能给予整个结构以致命的打击。尽管人们可以认为他对社会的看法是错误的，他的每一个主张都是使人误解的，但仍然可以推崇凯恩斯，就像对待马克思那样。
我不想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做学生的试卷来给它评定等级。而且我不认为可以给经济学家评定等级——那些人们能拿他们的名字来比较的、与众不同的、无与伦比的人，是太不相同以至于不能相互比较了。不管学说的命运如何，人们对他们的记忆是永存的，会比凯恩斯主义及人们对它的褒贬更“长寿”。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每个人都知道这位英勇战士为他的最后一部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凯恩斯的最后一部巨著。此后，直到他逝世前，他仅写了一些篇幅较短的作品。——原注所进行的伟大的抗争。众所周知，凯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一次进入财政部（1940年），在那里，他的影响随着丘吉尔的影响而增加，直到无人能与之匹敌。每个人都知道他曾经给予上议院的荣誉。当然也知道凯恩斯计划、布莱顿森林体系和英国贷款。但诸如此类事情将要由掌握一切资料的有学识的传记家来阐述了。